公孙丑上第三

题　解：

篇名“公孙丑”取于《孟子》第三篇第一章首句“公孙丑问曰”前三字。原《孟子》“公孙丑”篇分为上、下两部分，后来，则明确分为上、下两篇，即公孙丑上、公孙丑下。该篇为公孙丑上，是《孟子》的第三篇，共9章，所选用的5章又2节，主要论述了四方面问题：一、要“养浩然之气”就必须常修养正义之心、正义之举，要持之以恒；修养不能突击式的助长。二、人与生俱来的有四善端：仁、义、礼、智。人需要不断修养，保持原有善性，且能扩展原有善性。人如失去原有善性则非人也。三、舜、禹等先圣“善与人同”，善于从众人中吸取有益的治国经验，“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也。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四、孔子是“生民未有”，“出于其类，拔乎其萃”的伟大圣人。

3.1原　文：

（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公孙丑）曰：“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孟子）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矣。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音怯qiè）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音亚y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原3.2）

（孟子）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音叠dié），河海之于行潦（音老lǎo），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音脆cuì）。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原3.2）

译　文：

孟子说：“我善于修养我的浩大广博之气。”

公孙丑说：“冒昧地问，什么叫浩大广博之气？”

孟子说：“很难说啊。它作为气来说，最广大最刚强。以正道去养护它，而不伤害它，就会充满于天地之间。它是紧紧与正道、正义结合在一起的。如不是这样，它就毫无力气了。它是不断积聚正义而产生的，不是一朝一夕忽然取得的。行动有亏于心，它就毫无力量了。所以我说：告子不曾懂得义，把义视为身外之物。一定要经常地奉事义，而不要预期成效，不要忘掉它，也不要强行使它成长。不要像宋国人那样：宋国有人忧虑他的禾苗长得慢而将其拔高，疲惫地回到家里，对家人说：‘今天我累了，我帮禾苗长高了！’他的儿子到地里一看，苗都枯干了。天下人不拔苗助长的人很少。认为集义无益而舍弃修养的，是不锄草不培育禾苗的人。为集义而行义的，是拔苗助长的人。不只是无益于道义的修养，反而戕害了道义。”

孟子说：“宰我、子贡、有若智慧足可以了解孔子，虽有夸大之处，也不至于阿谀奉承他们尊敬的人。宰我说：‘以我宰予观察老师，比尧舜高明多了。’子贡说：‘看到老师的礼而知道他的治国能力，听到老师的乐而知道他的仁德。通过百代之后，衡量百代之王，没有能离开这个标准的。自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得上老师的。’有若说：‘哪里只是民呢？麒麟与走兽，凤凰与飞鸟，太山与土堆，河海与水坑，各为同类。圣人与人民，亦是同类。但巍然高出同类，远远超过群体。自有人类以来，没有像孔子这样伟大的啊！’”

评　论：

宰我、子贡、有若，皆孔子弟子。揠苗，拔苗，揠苗助长，喻修养浮躁，急于求成。病，疲乏。芒芒，疲倦的样子。其人，此指其家人，他的家人。槁，干枯。汙，焦循《孟子正义》：“汙本作洿，孟子盖用为夸字之假借，夸者，大也。谓言虽大，而不至于阿曲。垤，丘垤，小山包，小土堆。潦，路上小水洼。萃，聚集，此指众人。

孔子、孟子一生追求的是天下“均、和、安”，欲达此目标则必施仁政于天下，于是以传道、弘道为己任。二位圣人深知有位方利于道的实施与传播。所以，都积极求位出仕，但又不是毫无选择地求仕为官。而其选择的标准，即做官的标准，是能行道、弘道，施仁政于天下。

孟子坦言自己的长处即一是知言；二是“善养浩然之气”。浩然之气，是充满于天地之间的正气，该正气与义、道结合，就最强大、最刚强，任何困难也压不倒。具有浩然正气之士，面对任何敌人都毫无畏惧，毫不动摇。但这浩然之气需日积月累正义、善行，时时修养，不能一曝十寒地对待修养问题，方可逐渐养成。决不能拔苗助长，没修养到相当的程度，勉强逞能式的自称具有浩然之气，那就是“纸老虎”、“银样蜡枪头”。

何谓知言？其实就是通过语言洞悉其心的过程。通过偏激的、放肆的、邪恶的、躲闪的话语，即知其心障蔽所在、沉溺所在、叛逆所在、困穷所在。既然如此，孟子当然了解考察他的人，所以面对任何名利势位都不会患得患失，都不会“动心”，都会经得起考验，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公孙丑引孔子说：“我于辞命则不能也。”那么，“夫子圣矣乎！”即公孙丑认为孔子不善辞令，有所不足，孟夫子自然是圣人了。而孟子不敢居，说：如果就愿望而言，他愿意学习孔子，因孔子之道之德有人类以来，未曾有过，是真正的圣人。孟子服膺孔子，尊崇孔子，在子贡肯定孔子历史地位基础上，全力赞誉孔子，确定了孔子的历史地位。《论语·子张》：“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于此章孟子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又引孔门弟子言颂赞之：“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概而言之，此章论说了三层内容：一、动摇与不动摇，勇敢与不勇敢，其根本在于正义与不正义；二、孟子主张只有养气、知言，才能经得起各种考验；三、孔子是生民未有的伟大人物，孟子明确表明，自己学习的楷模是孔子。

朱熹引程颐说：“孟子此章，扩前圣所未发，学者所宜潜心而玩索也。”

3.2原　文：

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音牟móu）牖（音有yǒu）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音盘pán）乐怠敖，是自求祸也。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音聂niè），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原3.4）

译　文：

孟子说：“行仁政者就荣耀，行暴政者就耻辱。有人厌恶耻辱却行不仁之事，这如同厌恶潮湿却住在沼泽地一样。如想摆脱耻辱，没有比重视仁德而尊崇贤士更直截了，使贤明之士有地位，能力强者有职务。国家无战事。到这时，修明政治法律，即使大国也一定害怕它。《诗经·豳风·鴟鸮》说：‘趁天还没下雨，剥取桑树皮，修缮巢窝。树下的人们，还有人敢欺侮我吗？’孔子说：‘作这首诗的人，大概很懂治国之道！如能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谁还敢于侮辱我？’现在国家无战争，而这时，肆无忌惮地玩乐、怠慢国政，是自取其祸。祸福没有不是自己招至的。《诗经·大雅·文王》说：‘做事永远合乎天命，就是自求多福。’《尚书·太甲》说：‘天降灾祸，还可以躲避；自己酿制灾祸，就活不成了。’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评论：

闲暇，此指内、外无战争。迨，及，在。彻，取。桑土，桑树根部的皮。绸缪，鸱鸮用桑树根皮的细线缠绕巢窝，修葺的意思。般，快乐、游乐。《尔雅·释詁》：“般，乐也。”邢昺疏：“般者，游乐也。”怠敖，怠惰傲慢。般乐怠敖，纵情欢娱，怠慢国政。配命，合乎天命，遵循天命。太甲，《尚书》的一篇。孽，坏事，罪过。

厌恶国弱丧权之耻，必内修国政，求得贤愚一心，同仇敌忾；用贤使能，政治清明，民众服从，众志成城，方可御敌，方可除侮。只领导者清明、为民表率，亦不可成功，必须教民化民紧随其后。即尊德而贵士，贤者居于管理地位，有专长者得以施展才能，民众听从调遣，安守本分，才能真正做到“未雨绸缪”。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也含有为民表率、风范，及时教化民众，以使贤愚一心之意义。不只是贤人、能人早作御敌之备。康有为先生以甲午之战中国失利揭示未能作到“未雨绸缪”之严重性。其中谈及慈禧移用海军、铁路费用修颐和园事。这是清末统治者一重大忽略国事而“般乐怠敖”之事，当然是自求其祸。而甲午之战中国舰队战败只是物质条件不足之因吗？邓世昌、刘步瞻的勇武精干、一腔爱国热忱，就代表了全体海军将士吗？迄今尚未有从民众缺乏教化、士兵缺乏教育、训练不够等方面去挖掘失败的原因。其实“未雨绸缪”的内涵是两方面，一是物质条件准备，一是人力、人心的准备。

3.3原　文：

孟子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原3.5）

译　文：

孟子说：“尊崇贤人、重用能人，使德才兼备者居于要职，就会使天下人才都欢悦，而乐在这样朝堂做官；市场提供场地而不征税，法律不限制交易场地，就会使天下的商人都乐在这里做买卖；关防只盘问而不征税，就会使天下的旅客都乐在这里的道路上行走；耕地的人，只助耕公田，而不纳税，就会使天下的农民都乐在这里的土地上耕地；百姓住地，免去按夫按里收税的制度，就会使天下的人民乐于流动到这里做百姓。真能做到这五点，就会使邻国的人民如同父母般敬仰这里国君。率领子弟，去攻打他们仰之如父母的人，从有人类以来，没有能胜利的。这样，就会使天下无有谁能与之相比。无人能比得上，这是合乎天道的原因。这样而不能称王天下的，从来没有。”

评　论：

《周礼·地官·载师》：“以廛里任国中之地”郑玄注：“廛，民居之区域也。”《滕文公上》：“愿受一廛以为氓。”赵岐注：“廛，居也。”

此章是前章倡导“未雨绸缪”在民力、民心方面的准备，具体论如何调动民众内在的向君力。主张从五个方面蓄储民心：一、“尊贤使能，俊杰在位”，有思想有能力的读书人、非读书人自然蜂拥而至；二、给商人以优惠，自然天下之商皆来此经营；三、关卡只盘查奸人，宽和待众。凡欲谋职谋利之人，都愿来此求通达；四、实施井制田，使农民只是助公田之耕，而不纳税，天下的农民都愿来此耕作；五、百姓住地，不征税，谁不愿到此居住呢？上列五方面，前四点其实是分别阐述了国家应如何对待士、农、工、商，第五点是概括了要使士农工商所有人心皆趋向改革后的国家、国君。这就是为国家积蓄最大的力量、最大的财富。这当然是最好的最大的“未雨绸缪”。

3.4原　文：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原3.6）

译　文：

孟子说：“人人都有不忍加害于人的心。先王有不忍加害于人的心，才有不忍加害于人的政治。以不忍加害于人的政治，治理天下就如同掌上弄玩物一样容易。说人人都有不忍加害于人的心，其依据是，譬如人忽然看见小孩子将要坠落井中，都有慌恐伤痛之心。这并不是因为与小孩子父母有交情，也不是因为要在朋友乡亲之中得到赞誉，更不是因为厌恶孩子的哭声。由此看来，无同情之心，不是人；无羞耻之心，不是人；无礼让之心，不是人；无是非之心，不是人。同情之心，是仁的开端；羞耻之心，是义的开端；礼让之心，是礼的开端；是非之心，是智的开端。人有这四端，犹如人有四肢。有这四端而自己却说不能的人，是自我戕害善性；说他的君不能（而不能匡正）的人，是陷害君主的人。凡有四种善端的人，都懂得扩展四种善性。如火刚刚燃烧，泉水刚刚畅流。如能扩展弘扬，足可以保有国家；如果不扩展自己的善性，连父母也不能奉养。”

评　论：

不加害他人之心，同情之心是天下一切善心善念善教善政之源头。由此源头生发出仁爱之心、正义之心、谦恭礼让之心、是非公正之心。但作为人，天生于世之初只是具有同情心、羞耻心、礼让心、是非心之端绪，不是成熟的善性。圣贤、聪明人与普通人、愚人的差别就在于能否扩充与生俱来的善性，扩充了、弘扬了就修养成成熟的善性，不去扩充，甚至于去戕害原有的善性，那他就将丢失了与生俱来的尚未成熟的善性。人能否扩充善性，主要在教育，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其善性就会得到很好的扩充、弘扬，以至形成高尚修养的人。缺乏教育或受到恶劣环境的影响，人们就容易丢掉原本未成熟的善性，以致成为坏人。

3.5原　文：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原3.8）

译　文：

孟子说：“子路，有人指出他的过错，就欢喜。禹听到善意的谏言，就拜谢。大舜有大的气度，善于与人同心同德，舍弃自己所好而遵从众人，乐于择取人家的优点而使自己做得更好；自己由耕稼、制陶、打鱼以至成为最高统治者，不过是吸纳众人所长的原因。从别人那里求取优点使自己做得更好，这是和别人共同做得更好。所以君子没有比与人共同为善更重要了。”

评　论：

子路平生莽撞，孔子多次批评他，婉转地说他是“暴虎凭河，死而无悔者”，不能做到“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但孔子又非常喜欢子路，老年时十分想念已去世的子路，就因为子路是透明的，作到了“诚”、“明”，知错就改，所以此章孟子说子路是闻过则喜。禹思贤若渴，思善若渴。其根源则在他一心想把人民的事办好，想把国家的事办好，所以一听到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善言，就兴奋，就拜谢。而大舜更圣明，能与民众融为一体，善于把众人的优点、长处集中在自己身上。不但是贫乏之际能与众人同、与众人通，即使做了天子，也努力地从众人那里汲取理政的营养，一贯地与人为善。这一点十分重要。秦始皇以降至明清两千余年，历代帝王，所缺失的正是这一点。其实外国古代也无非如此，任何新造的政权，在发展过程中往往艰苦奋斗，与民为伴，甚或与民一体，但取得政权后又往往丢了人民，甚或与民为敌。如何避免重复历史上的兴亡周期规律？此章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价值与意义。

3.6原　文：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故曰：‘尔为尔，我为我；虽袒（音坦tǎn）裼（音锡xī）裸裎（音程chéng）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原3.9）

译　文：

孟子说：“伯夷，不是志同道合之君不事奉，不是志同道合之人不交往，不站在昏君佞臣之朝，不与昏君佞臣交谈；站在昏君佞臣之朝，与昏君佞臣交谈，感同穿好朝服、戴好朝冠，坐在烂泥或炭灰之中。并延展了厌恶坏人的思想，如与乡间人们站在一起，有人歪戴帽子，他就满心不高兴地离去。如同怕玷污了他一样。所以，即使有诸侯派遣善于辞令的使者来请他，他也不接受；不接受的原因，就是不屑于与那些人相处。柳下惠不以事奉污浊之君为羞耻，不以做小官为卑微；做官不掩盖自己的才能，而一定有他的原则，被国君闲置不用也无怨愤之情，穷困潦倒也没有可怜相。所以说：‘你是你，我是我，就是赤身裸体在我身边，你又怎能玷污我呢？’自然而然地与人和谐相处又不失大原则。拉他留下就留下；拉他留下就留下，是他不想离开罢了。”

孟子说：“伯夷容量小，柳下惠随便，容量小与随便，君子是不走此路的。”

评论：

涂，泥淖。望望，离开不回头。浼（měi），污。遗佚，放弃、丢掉。

此章所述伯夷、柳下惠事，于《万章下》第一章还有叙述，而彼处且与伊尹、孔子等圣贤比较而论，内容更丰富。所以有关评论，见《万章下》第一章。但此章有独特之处，“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即孟子认为伯夷虽清廉，但不容人，容易“失去所与”，成为孤家寡人。柳下惠宽和，容人但有些随便，容易失去原则。君子所学的是伯夷之清廉，柳下惠之宽和。而不应学他们至清至察或过于随便，缺乏严肃性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