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娄上第七

题　解：

篇名“离娄”取于《孟子》第七篇第一章“孟子曰”的首句：“离娄之明”前二字。原《孟子》“离娄”篇分为上、下两部分，后来则明确分为上、下两篇，即离娄上、离娄下。该篇为离娄上，是《孟子》的第七篇，共28章，所选用的16章又1节。主要论述了三方面问题：一、重点论仁的重要意义，做到了仁，才能保社稷、得天下；“居仁由义”乃做人之正途。而仁义之根本在孝弟，一切治国安邦之道的基础都在亲亲、长长之中。二、为官行道要抓住根本，根本就是加强自身修养；对有影响的世家豪族要充分发挥他们的正向影响；为官者凡事要得人心，欲得人心就要尽力满足人民的正当需要，排除人民所厌恶的作法。三、事亲守身、守礼不苟，但需权衡，不能为礼而礼，要因事达变。该篇还提出了“易子而教”的主张，可谓独到的教育思想。

7.2原　文：

孟子曰：“规榘，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之谓也。”（原7.2）

译　文：

孟子说：“规矩，是方圆的最高标准；圣人，是人伦道德的最高标准。想当个好君主，就要按君道办事；想当个好臣子，就要按臣道办事。君、臣均需效法尧、舜罢了。不用舜事奉尧的做法事奉国君，就是不尊敬其君的臣子；不用尧用来治理人民的办法去治理人民，那就是戕害人民的君主。孔子说：‘君臣之道有两样，就是仁和不仁罢了。’对人民很残暴，那么君主就会被杀，国家就会灭亡；不很残暴的君主，那也将自身难保，国家衰弱。如果君主落得个‘周幽王’、‘周厉王’式的昏君罪名，即使孝子贤孙，百辈子努力，也难于抹去这个恶名。《诗经·大雅·荡》：‘商朝的借鉴不太远，就在夏朝灭亡的教训中。’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评　论：

此章孟子进一步强调君臣各正其名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其标准就是君向尧学，臣向舜学。各自负起相应的责任，尽心尽力，就是各行其君、臣之道了。这个问题看似容易，其实是治国兴邦的最关键的问题。所以“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正君道、臣道的最高标准就是仁。仁与不仁，其后果截然相反。正派的君、臣都要考虑到身后人民的评价。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可见儒家学派对身后评价是非常重视。这样治国理民、为人处世自然就要多方自律。而什么都不顾的，自称是破除一切迷信的人，就容易放肆无度。对社会就会有严重的破坏。而这一切都应看一看前朝是怎么兴的？怎么亡的？教训就在眼前，何须更遥远的例证。

7.2原　文：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原7.3）

译　文：

孟子说：“夏、商、周取得天下靠的是仁德，三代失去天下是因为失去了仁德。一个国家兴盛衰亡都是因为仁与不仁。君主不行仁德，就不能保住天下；诸侯不行仁德，就不能保住国家；臣子们不行仁德，就不能保住祖宗庙堂；一般人不行仁德，就不能保住身家性命。如果厌恶死亡却喜欢反仁道而行事，这就如同厌恶醉酒却要拼命喝酒一样荒唐。”

评　论：

此章集中重申仁之重大与必要。人类社会各色人等行仁就能做好本职工作，就能为子孙带个好头，就能使社会欢迎其所在的行业或阶层，就能使人民拥护、赞成他。职位愈高的人行仁带来的价值就愈大，所以最高统治者行仁的重要意义，不只是保住四海的统治地位，而且能为天下人民带来欢乐与和平。反之，如桀纣暴虐无道，遍伤无辜，不但天人共愤夺其位，而且斧钺加其身，屠如匪寇。孟子将此警钟敲击了两千多年，其间不乏循孟子之论而自律尽忠于民族者，然而读孟子之书而践踏生灵者也屡见不鲜。当然，与古史同样，仁与不仁总有其必然的归宿。今人的镜子尤近，周围皆是，无需研究更多的理论，关键就是立即践行仁，大大小小、老老少少都应就自己的能力去践行仁。

7.3原　文：

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原7.4）

译　文：

孟子说：“爱人家而人家不亲近我，就要反身检讨自己真正做到仁德了吗？管理人家，人家不接受管理，就要反身检讨自己的智慧够不够？以礼待人，人家不以礼待我，就要反身检讨自己的敬意够不够？凡行事达不到预期目的的，都要反身检讨自己做得够不够？自己做得端正，天下人心都归向他。《诗经·大雅·文王》说：‘永合天理而行，就能自己求得多福多寿。’”

评　论：

此章孟子主要讲了“反求诸己”。前章讲了行仁的重要与必要，此章接论怎么行仁？从自我做起。自我要坚决严格行仁，如有做不到、效果不理想，就要从自身找原因，决不能怨天尤人。一定要相信，自己的仁爱之心、仁爱之举真的端正了，众人就会拥护。这是一条验之不爽的真理。做人、行事永远合乎这条真理，自然诸事顺遂，福寿康宁。

7.4原　文：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原7.5）

译　文：

孟子说：“大家有句常讲的话，都说：‘天下国家。’天下的根本在于各诸侯国，诸侯国的根本在于各个家庭，家庭的根本在于每个人自身。”

评　论：

恒言，常言。

朱熹于此章所论明显比赵岐高明。他一语中的，点中了思孟学派修身要论：“大学所谓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为是故也。”修身是治国理民的基础。孟子于此篇中先论国之大事在行仁德，推论到每个人的修养是决定国家命运的根本。把国家大事分解到每个人身上，进一步阐明各正其名的观点。因修身各有各的情况，根据自己的地位能力去践行仁就是修身的最好体现。

7.5原　文：

孟子曰：“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原7.6）

译　文：

孟子说：“管理国家并不难，不得罪那些世家大族罢了。因为世家大族所追求的，一国人都随之追求；一国人都随之追求的，就会影响天下人都追求。因此，仁德就会得以弘扬充满天下。”

评　论：

沛，《广雅·释詁》云：“沛，大也。“溢，满也。”

孟子于此章点中了为政之要。做官行政必须得到有影响的大家豪族的拥护、支持，没有他们的支持，政令就行不通，以致做不成官。所以历史上新官上任先拜访世家强族，征求他们的意见，求得他们的支持，同时也表示满足他们的利益，任用他们的子弟。实际上，每任新官上任后都是先与地方势力达成妥协，互相关照对方的利益，而后方可行使权力。其实，今天也有相似之处。新干部上任伊始，总是先找有影响的老干部请教一番，求得支持；再找本地区、本单位影响大的一些代表人物，与之交换意见，求得互相理解，心照不宣，互相支持，而后才公布施政纲领。

此章道出一个为政的真理，即做官需有所在地有影响的势力的拥护和支持。道理很简单，有影响的势力能带动民众向善或者向恶。为官者如能取得有影响势力的支持就等于抓住了为政之纲。这样，为官者就能进退自如。但有些巨室，为非作歹，要求官府过多，满足不了他们的欲望。为官者或者求得上方的支持铲除恶霸，或者辞官而去。这样的巨室不得罪也得得罪。

7.6原　文：

孟子曰：“不仁者可与言哉？安其危而利其灾，乐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原7.8）

译　文：

孟子说：“不仁者可以与之商议问题吗？他们是以危为安、以灾为利，还乐于做那些加速灭亡之事。不仁者如可与之商议问题，那么国破家亡的事怎么会出现呢？曾经有个小孩子唱道：‘沧浪的水清啊，可以洗一洗我的帽子，沧浪的水浊啊，可以洗洗我的脚。’孔子说：‘学生们听到了吧！水清洗帽子，水浊洗脚。这是水自身决定的结果。’人一定先是自己不图强，而后人家才不尊重他；家一定先是自我败坏，而后人家才去损毁它；国家一定先是自我内乱，而后人家才来攻伐。《尚书·太甲》说：‘天降灾祸，还可以躲避；自己酿制灾祸，就活不成了。’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评　论：

孺子，小孩子。沧浪，江河名。缨，系帽子的带子，或头巾，此指帽子。小子，弟子。

此章所论至要在福祸成败，咎由自取。凡事皆应由自身查找原因。孟子引孔子语，借用沧浪歌“水清濯缨，水浊濯足”；引《尚书·太甲》篇：“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都是加强论证力度，强调自身原因是兴衰得失的主要因素。这是孟子强调每个人自身修养的理论根据。当然这一思想观点也是整个儒家学派的基本理论之一。

《楚辞·渔父》载有：“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可见“沧浪歌”是多人传唱之歌。但由于唱此歌者经历不同，心境不同，所反映的思想观点也就不同。孟子用“沧浪歌”于此章主要说明别人对待我的态度是由我自身修养程度决定的。所以强调加强自身修养。而《楚辞·渔父》引“沧浪歌”则在于表明为人应能与世推移，随流扬波，水清一点，我就洗洗帽子，水浊一点，我就洗洗脚。我个人要去适应社会，不能怨天怨人怨社会，我寻着夹缝去生活，怎么安逸怎么做。渔父其实是代表社会上一部分随俗偷安逸的人。屈原则黑白分明，绝不苟同，宁可葬身江鱼腹中，也不与世俗妥协。而孟子则不同于二者，而是既坚持清白原则又不与世俗绝裂，主要由内心修养去影响社会改造社会。

7.7原　文：

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原7.9）

译　文：

孟子说：“夏桀、商纣失去天下的原因，是失去了他们的人民，失去人民的根本，在于失去民心。得到天下有一个法则，就是要得到人民的拥戴，这样就得到天下了。得到人民的拥戴有一个法则，就是要得到人民由衷地支持，这样就得到了人民的拥戴。而得到人民由衷地支持也有一个法则：人民想得到的，统治者设法拿来给他们，人民所厌恶的不要加于其身罢了。

评论：

此章所论重在强调得民心，得民心的指导思想就在顺乎民意，满足民欲。所谓积善成德，就是不断地、持续地满足民之所欲，去除民之所恶，这就是积聚仁德，这就是得民心的根本原则。孟子以及儒家学派就古代社会普遍存在轻视人民的问题，严重指出了重视人民、关爱人民的必要性。这个问题如何强调也不会过分，因为儒家知道，多数为官者的本性就是要取利于民。而古代社会的人民想反抗也是无能为力的。所以解决社会的激烈矛盾的根本在于统治者的节制欲望，关心人民的疾苦。孟子也不是没有看到民众的问题，他认为人民解决了基本生计后，应当即刻对人民加强孝悌礼义的教育，不然将出现不稳不安的因素。但古代社会的民众基本上是为生计而苦干苦斗。所以孟子于此章再三强调要满足人民的的欲求，也只不过是要统治者满足人民的基本生存条件罢了。

7.8原　文：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原7.10）

译文：

孟子说：“损害自己形象的人，是不能和他探讨出有意义的见解的，放弃一切追求的人，是不能和他有所作为的。讲话违背礼义，就是损害自己形象；行为处事不符合仁义，就是放弃一切追求。仁，是人最好的住宅；义，是人最正确的道路。使最好的住宅空起来，放着最好的路不去走，悲哀呀！”

评　论：

旷，空，废。《论衡·艺增》：“旷，空也。”《吕氏春秋·无义》：“则无旷事矣。”高诱注此说：“旷，废也。”舍，放弃。

自己不尊重自己，放肆无度；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与评价；言非礼义，行非仁德；丧失了与生俱来的“善端”；无目标的生活着，此类人即自暴自弃者。《庄子·田子方》：“哀莫大于心死。”自暴自弃者即仁义之心已死者。仁义之心已死者，自然就不能心居仁德，而行正义之路。此类人多了，社会自然不安定，更不能持续发展。为了民族的全局，每个人对社会都应有所作为。而欲有所作为，则必须言循礼义，行由仁义。使之逐渐养成自尊自强自奋的精神，对家、国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其自然居仁由义。如何才能使之养成自尊自强自奋的精神，需要管理者切实地为其解决必需的生计问题，需要教育家给予其生活的信心，使其内在加强修养。

7.9原　文：

孟子曰：“道在尔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原7.11）

译　文：

孟子说：“道就在近处而常常向远处追求，事之理本平易而往往向难处探讨。人人能亲爱他的亲人，能尊敬他的官长，天下自然就太平了。”

评　论：

尔，古时与“迩”通用。

真理就在身边，犹如佛家禅宗语：佛就在脚下。无须西天取经，无须三世修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样简易成佛思想，容易使信徒更加广泛。由于有了成佛的信心，做善事的频率就加大了，易于使社会安定和平。儒家思想一般的信众，无需去研究高深的治国兴邦的深奥道理与策略，只要奉行亲亲、长长的基本思想，这就抓住了儒家思想的核心，这就大利于社会和平稳定。如果普通民众也都去研究儒道的大理论，却没抓住关键的践行问题，就贻误了天下的和平大事。

7.10原　文：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原7.12）

译　文：

孟子说：“在下位的官员得不到上级的支持，就没办法治理好自己所辖的民众。获得上级的支持有方法：不取得朋友的信任，就不会获得上级的信任。取得朋友的信任有方法：不使父母欢喜自己，是不能取得朋友信任的。使父母欢喜自己有方法：自己不精诚，父母亲是不会欢喜的。使自己精诚有方法：不明白什么是善，是做不到诚的。所以，精诚，是天道；追求精诚是人道。真正做到诚而不被打动的人，从来没有；而不真诚，没有能打动人的。”

评　论：

此章与《礼记·中庸》第二十章文字基本相同，思想一致。但这绝不是抄袭《中庸》，而是思孟学派思想体系传承得非常完整而系统的体现。孟子非常注重个人的自身修养，他认为存养善性关键在“诚”，精诚所致，金石为开。那么善性自然充溢身心。善性丰沛，自然父母亲喜悦；父母亲喜悦，信任之友弥众；信任之友多了，上级官长自然会支持他，他得到了上级官长的支持，方能当好官，管理好民众。所以做好官的根本在“诚”。即使现代人，无论做什么工作，需要的最好的品质，仍然是“诚”。因为作到了“诚”，一切善心义举、责任心、义务感都会随之而生。

7.11原　文：

孟子曰：“求也为季氏宰，无能改于其德，而赋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观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原7.14）

译　文：

孟子说：“冉求为季孙氏封地做管家，没能改变季孙的不仁德，而赋税却增加了一倍。孔子说：‘冉求不是我的弟子，学生们可以大张旗鼓地去批评他。’由此可见，国君不推行仁政而聚敛财富，都是背离孔子之教的，何况发动战争？为争地盘而战斗，杀人满原野；为争城而战斗，杀人满城池，这都是所讲的带领土地而吃人肉，死有余辜。所以善于发动战争的人应受上等刑罚，勾连诸侯互相攻打的要受到次一等的严惩，破坏自然生态、砍伐烧荒，扩大自己土地的人，也要受到惩罚。”

评　论：

求，冉求，冉有，孔子弟子。季氏，鲁国权臣季康子。宰，大夫封地的管家。小子，弟子，学生。《论语·先进》：“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此章主要是论制造战争者，应严厉制裁。为一诸侯之利，甚至是为一己之利，制造事端，挑起战事，不惜“杀人盈野”、“杀人盈城”，而自以为得计，求功邀赏。此类以杀人取利的“善战者”难道不该无情惩罚吗？把连横、合纵之策作为个人谋利手段、途径者，挑拨离间，制造事端，从中渔利；弄得国与国之间失去信任，互相猜疑，人心惶惶，国不安宁。此类使别人互相矛盾，自己渔利者，难道不该严加惩罚吗？以名分而定每家都有一定的土地，而其硬要破坏国有林木、草地，以扩展自己的土地，此类为个人利益而破坏生态平衡者，又怎能不惩罚他？此章所论三个方面是战国时期整个社会的大问题。制造战争者，挑拨离间者，乱砍滥伐者，构成了战国时期现实的悲哀以及未来的悲哀。所以说孟子很有见地，指出了这三个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要人们警醒认识它的本质，以唤起社会的抵制。

7.12原　文：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俭者不夺人。侮夺人之君，惟恐不顺焉，恶得为恭俭？恭俭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原7.16）

译　文：

孟子说：“恭敬人的人不侮辱别人，俭朴的人不侵夺别人。侮辱别人、侵夺别人的国君，恐怕人心不顺服，何不从恭、俭做起？恭敬、俭朴哪里只是说说笑笑就可以做到的呢？”

评　论：

孔子认为一个人做到了“恭宽信敏惠”就做到了仁德，并指出“恭者不侮”；还曾说如做到“温良恭俭让”也就做到了仁德。可见孔子很注重“恭、俭”二德。《礼记·表记》：“俭易容也”；“俭近仁”。而孟子于此章更深入地论述了“恭俭”二德的涵义。不侮辱人、不侵夺人，天下人心就顺服。既不尊重人，又夺取人家的利益，天下人心就叛离他。道理如此鲜明，为什么不恭不俭？统治者真有决心修养恭俭二德，则必须从自身言行做起，必须如孔子所言：“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必须如《尚书·康诰》所言：对民“若保赤子。”如只是口头说说恭俭，那是无济于事的。

7.13原　文：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

孟子曰：“礼也。”

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

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原7.17）

译　文：

淳于髡说：“男女之间不能直接给予和接受，这是礼吗？”

孟子说：“这是礼。”

淳于髡说：“如果嫂子落水，用手去拉她吗？”

孟子说：“嫂子落水不以手相救，是野兽。男女不直接给予与接受，是礼；嫂子落水，用手去拉，这是权宜之计。”

淳于髡说：“现在国家都落水了，先生不去拯救，是什么原因？”

孟子说：“国家落水，用道去拯救；嫂子落水，用手去拉；难道你想用手去拉国家吗？”

评　论：

孟子思想理论宏放大观，而又具体入微。既原则，又反对僵化教条。此章非常具体生动地论述了儒家思想理论的高度辩证性。礼是为人行为规范而立，为人们利益而设，一般讲人们都应恪守不二。但出现了特殊情况，绝不该因拘泥礼而不救人性命。可贵的是孟子两千多年前就能缜密地阐明了“礼”与“权”的关系，既要人们守礼，又要人们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教育人们勿因死守理论，而忽视了礼的规范是为民利、为国利而设的实质。《孟子·离娄下》：“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一个人的行为只要合乎道义就可以了，不要因为守礼而失道义。所以孟子又说：“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真正有教养的人，绝不会因遵循礼义的教条而忽视礼义的本质意义与价值。

7.14原　文：

公孙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孟子曰：“势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继之以怒，则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也。’则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则恶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原7.18）

译　文：

公孙丑说：“君子不亲自教育儿子，是什么原因？”

孟子说：“形势行不通。执教的父亲一定用正道教育儿子，以正道教子行不通时，接着就发怒；一发怒，反而伤了父子之情。儿子心中想，‘你这先生教我行正道，您自己的做法也不是出于正道啊。’这就是父子相伤害了。父子相伤害，就很糟糕了。古时君子交换儿子进行教育，父子之间不督责为善。督责为善，就会离心离德，离心离德是很大的不祥之兆。”

评　论：

夷，伤害。

易子而教有一定道理。尤其自己无法对娇惯之子进行教诲。如请别人严加管束，往往见效。古人深晓此道。而请高超修养者教子，效果更佳。《宋史·道学一》载，程珦在南安通判军事时，见到周敦颐。“视其气貌非常人，与语，知其为学之道，因与为友，使二子颢、颐往受业焉。敦颐每令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二程之学源流乎此矣。故颢之言曰：‘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侯师圣学于程颐，未悟，访敦颐，敦颐曰：‘吾老矣，说不可不详。’留对榻夜谈，越三日乃还。颐惊异之，曰：‘非从周茂叔来也？’其善开发人类此。”由此例而可得结论说：请道德高尚者教子，效果要好得多。所以人们逐渐认识到把孩子送到学校进行教育，比在家受教育要好得多。孟子于此章所论对后世学校教育的发展也有启迪作用。但父不能教子之说，只能适用于父亲不能作儿子表率者，即修养差、贪心盛，而用正义教子，儿子不服者。或儿子有一定程度后，父亲满足不了儿子的求知需要者。而历史上有许多修养好的家长教子有方、有效，就此意义讲孟子此章所论并不全面。但就历史发展来看，孟子所论对教育是有重要贡献的。但孟子理解的父子亲情不宜于相互指正，是应有新的理解了。

7.15原　文：

孟子曰：“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孰不为事？事亲，事之本也。孰不为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养曾晳，必有酒肉；将彻，必请所与；问有馀，必曰‘有。’曾晳死，曾元养曾子，必有酒肉；将彻，不请所与；问有馀，曰：‘亡矣。’将以复进也。此所谓养口体者也。若曾子，则可谓养志也。事亲若曾子者，可也。”（原7.19）

译文：

孟子说：“侍奉谁是最大的事？侍奉父母亲是最大的事。守护什么是最大的事？守护自身善性是最大的事。不失善性而能侍奉父母的人，我听说过。失去善性而能侍奉父母的人，我从未听说过。长辈上司都应侍奉，但侍奉父母是最重要的。谁的善性都应守护，但守护自身的善性是最重要的。曾子奉养曾晳，一定有酒有肉；每餐用后，将撤下时，一定问剩下的给谁？如曾晳问‘还有吗？’，一定回答说‘有。’曾晳死后，曾元奉养曾参，一定有酒有肉；将撤下时，就不问剩下的给谁了；如曾参问‘还有吗？’回答说‘没有了。’计算留着下次再给曾参吃。这就是所说供养父母口体的做法。像曾子奉养曾晳，就可以说是奉养父母的心志。事奉父母像曾参那样，就可以了。”

评　论：

事亲，养亲，孝敬父母亲。守身，守护自己的身心，守护自己的善性别丢失了。《孟子·尽心下》：“养心莫善于寡欲”，寡欲是养心的最佳途径，也是守身的最好方法。养心所养的就是善性。守身所守的也是善性。养心守身一也，即守护着善性，不使丢失，恶性就不得上身。曾晳、曾参、曾元，祖孙三代。曾参即曾子。彻，此与撤通。

天下的事最大的就是奉养父母，欲奉养父母，自己就必须坚守善性，不可丧失节操，不可悖谬情理，不可违犯公法。不然，众人白眼，甚至唾骂，或深陷囹圄，又怎么去奉养父母。偷窃的食物，枉法所得的金钱，父母食而不得下咽，用而身心颤抖。这哪里叫奉养父母呢？这叫做陷父母于不义，拉父母去做强盗。所以欲孝敬父母，就要加强自身修养，修养得愈好，父母亲心情愈愉悦。《孝经·开宗明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子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保护好自身不受伤害，不使父母伤心，这也是孝敬。恭敬别人，与他人友善就不会遭至侮辱，就不会受到伤害。所以真正的孝子时时刻刻尊重他人，谦逊谨慎。只有如此，才能使父母得到安宁、平和。孟子此论至真至大，不但影响两千多年的人类文明，还将继续影响人类文明的纯化与进步。孟子把孝亲与社会和谐统一起来研究，并认为是一体不可分的；其实质是把社会和谐的重任分解到每个家、每个人。诚如孟子所论而为之，社会就能持续和谐。

《论语·为政》：“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奉养父母，不只是给吃的、住的，而是由衷地怀有敬爱的情感。事事处处都充溢着对父母亲感恩不已的心情。到父母老年时，尤其要理解他们的感情。孟子此章写得细致入微，父母食用的佳肴，总喜欢给孙儿辈吃一些。如果儿子只考虑多给父母用一点，就不给小孩子吃。那效果恰相反。老人反而会心里不痛快。孟子写曾子善解父亲曾晳之意，真是孝道典范。因为曾子是孝亲之心，即孝顺父亲的心，不只是孝养父亲的体。孟子此章把孝亲之道升华了一大高度。真是为后人树立了孝亲的楷模。

7.16原　文：

孟子曰：“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间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原7.20）

译　文：

孟子说：“一般人没条件指责国君，一般政见没资格参与国事。只有修养高尚的大人物能够端正君主思想的谬误；君主能行仁，人民没有不行仁的；君主能行义，人民没有不行义的；君主端正了，人民就没有不端正的；一旦君主真的端正了，国家也就稳定了。”

评　论：

适，过，过责，指责。间，非，非难。格，纠正，端正。

国家大事需要人人关心，但各有各的职责，各有各的名分，做好本职工作，完成本分义务就是关心国事，热爱国家。如果自己有能力做好的事不去做，反而去奢谈毫不熟悉的国家大事，则将一事无成。《论语·泰伯》：“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因为一般人不了解统治者的统治策略与其深层次用心，所以光凭热情去参政，必将无果而终，甚或惨败。这就莫如选择适合自己发挥作用的事去做。而国家大事则有修养高尚的、了解统治方法的人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个根本就是解决国君心灵深处的是非曲直的问题。正君是治国的根本，正君之心，则是治国根本的根本。孟子于此章抓住了治国理民的关键。君在全国的表率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重要的是孟子告诉世人欲使君永远正，永远起楷模作用，必须心正无邪，怎么才能使君心中永远无邪，要“格君心之非”。《礼记·学记》说：“化民成俗”，此章实质是说：“化君为正”。这要靠大修养的大人君子去完成。其实也是孟子坦言，国君就需要他那样的大德之人去开导去教化。

7.17原　文：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原7.23）

译　文：

孟子说：“人的祸患，在于妄好做人家的老师。”

评　论：

何谓师？汉初著作《韩诗外传》：“知如泉源，行可以为仪表者，人之师也。”杨雄《法言·学行》：“师者人之楷模也。”显然，先贤已明确指出只有是人们的仪表、楷模且有渊博学识者才是真正意义的师。《四库全书·尧峰文钞卷九》载清人汪琬的师道观说：“无所可法，无所可观，呼先生以欺愚者，而求衣食得委积，是以掩其口，则扬扬如者，是荀卿氏所谓俗儒者。奚其师。”不能做人楷模，不能足以使人轨法者，不配做教师。优秀的教师应是经师、人师的合一体。只有如此才能尽到为师的义务。教师是干什么的？是“传道、授业、解惑”的。要完成这个义务就必须具备教师的素质和职业道德。而不具备师的素质与道德者，“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礼记·中庸》），自以为是，妄断是非，强加于人，这是可悲、可鄙者。有的甚至至死不悟。西班牙塞万提斯著的《堂吉诃德》的主人公堂吉诃德就是一个自己以过了时的思想妄想去匡正一切，结果到处碰壁，以头破血流告终。此类人则可谓之“好为人师”。不足取也。而孔子、孟子、荀子热爱学生，忠于教诲；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使学生“出于蓝而胜于蓝”等乐教善教的大师，是天下万世所称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