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有光的文论与《项脊轩志》等

归有光(1506—1571),明散文家。字熙甫,号震川,江苏昆山人。出身于衰败的寒儒之家,少时聪敏好学。“九岁能属文,弱冠尽通六经、三史、八大家之书”(钱谦益《震川先生小传》)。

20岁补苏州学生员,五次乡试皆不中,直至嘉靖二十年(1541),35岁时方中举人。其后,“八上春官不第”,一连八次参加会试都落第而归。他便教书授徒为业,人称震川先生。嘉靖四十四年(1565),他已近60岁,始举进士,任浙江长兴知县,为政清廉,关注民生,而豪门多怨。隆庆二年(1568),迁顺德府通判,后官至南京大仆寺丞,留掌内阁制敕,着修《世宗实录》。喜得观内阁藏书,益肆力于著作,而遽以病卒,时年66岁。著有《震川集》。

(一)文论

归有光和王慎中、唐顺之、茅坤等人都是唐宋派的代表作家,在李梦阳、王世贞等“前后七子”复古派统治文坛、声势煊赫的时候,他们不为其左右,起而与之抗争,极力反对复古派“文必秦汉”的主张,抵制模拟,继承唐宋古文传统,对转变文风起了一定的作用,其中归有光的成就最高,影响最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归有光说:“自明季以来,学者知由韩、柳、欧、苏沿洄以溯秦汉者,有光实有力焉。”肯定他的散文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

1.反模拟,反剽窃,倡独创,直抒胸臆,文从字顺

归有光对当时复古派统治下的模拟剿袭、佶屈聱牙的文风极为不满,极力提倡唐宋古文,其文直抒胸臆,文从字顺,有个人创见。他在《与沈敬甫》的信中说:“近来颇好剪纸染采之花,遂不知复有树上天生花也,偶见俗子论文,故及之。”指斥拟古派的形式主义文风,批评他们是“俗子论文”。在另一封《与沈敬甫十八首》的信中更进一步地指出:“今世相尚,以琢句为工,自谓欲追秦汉,然不过剽窃齐梁之余,而海内宗之,翕然成风,可为悼叹耳。区区里巷童子强作解事者,此诚何足辨也。”揭露复古派所谓“欲追秦汉”的实质是“剽窃齐梁之余”,大胆指责复古派领袖是“区区里巷童子强作解事者”。当时“后七子”的领袖王世贞、李攀龙主盟文坛,李攀龙死,王世贞“独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明史·王世贞传》)。归有光这时虽有文名,也不过布衣老儒、穷乡举子,但他却不附权贵,敢于抗衡,对王世贞“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以及一概否定或贬低盛唐以后所有的诗文的做法,进行公开批判。他在《项思尧文集序》中说:“盖今世之所谓文者难言矣,未始为古人之学,而苟得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争附和之,以诋诽前人。韩文公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文章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无乃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以倡道之欤!”激烈批评王世贞、李攀龙“未始为古人之学,而苟得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王世贞极为不满,傲然自负地说:“妄诚有之,庸则未敢闻命。”归有光则针锋相对地回敬说:“唯庸故妄,未有妄而不庸者也。”(钱谦益《题归太仆文集》)王世贞早期轻视归有光的文章,但到了晚年,归有光死后,改变了看法,表示倾心折服。他在为归有光所写的《归太仆赞》的序文中说:“先生于古文辞,虽出之自《史》、《汉》,岂而大较折衷于昌黎、庐陵,当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超然当名家矣。”又赞曰:“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趣,久而自伤。”对归有光的文章给予高度的评价,而对自己的文论创作表示出悔恨之意。

2.文道相形,道形而为文

归有光反对复古派的复古模拟、追踪秦汉,主张上尊《史记》,下及唐宋,崇尚韩、欧、曾。他继承了韩、欧的文道主张,“以为文者道之所形也,道形而为文。其言适与道称,谓之曰;其旨远,其辞文,曲而中,肆而隐,是虽累千万言,皆非所谓出乎形,而多方骈枝于五脏之情者也,故文非圣人之所能废也”(《雍里先生文集序》)。这与韩愈的文以载道、欧阳修的重道以充文是一致的。他赞赏欧阳修视儒家“六经”为根本。他说,“欧阳子曰:‘六经非一世之书,其将与天地无终极而存也’”,“士之欲待于无穷者,其不拘牵于一世之说。”(《经序录序》)归有光的许多文章宣扬纲常伦理,表扬孝子烈妇,如他的一些寿序墓铭,就是以“六经”为本,是“文者道之所形”的具体表现。但是他所说的文并不限于这些,他认为士大夫不可不知文,“能知文而后能知学古,故上焉者能识性命之情,其次亦能达于治乱之迹,以通当世之故,而可以施于为政。顾徒以科举剽窃之学,以应世务,常至于不能措手。若大理所谓有用者,常有得于古文乎”(《山斋先生文集序》)。就是说,文宜“通当世之故”,应该“有用”,强调文章应具有实际的社会功能。

3.反对雕章琢句,主张率口而出,真实自然

他极力反对雕章琢句,主张真实自然,公开表示:“余好古文辞,然不与世之好古文者合”(《送同年孟与时之任成都序》),认为“送行文,各以其意为之可也”(《与沈敬甫九首》)。他又肯定“率口而言,多民俗歌谣,悯时忧世之语。盖大雅君子之所不废者。……盖三百篇之后未尝无诗也,不然,则古今人情无不同,而独于诗有异乎?夫诗者出于情而已”(《沈次谷先生诗序》)。主张诗出于情,文也是出于情。他在《与沈敬甫七首》中说:“千古哭声未尝不同,何论前世有屈原、贾生耶!以发吾之愤愤而已……”可以看出,他的为文主张不是追章琢句,模拟剽窃淫哇浮艳之为工,而是任性自然,率口而言,出以真挚之情。他所谓的道,与欧阳修以道为“百事”,“各由其性而就于道”(《与乐秀才第一书》),“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与张秀才第二书》)等是相近似的。

(二)政论

归有光的散文体式多样,而其政论文独具特色。他的政论文章所表现的并非全是封建的“道”,也不全是琐事、琐谈,多是“通当世之故”,反映了有关国计民生的政治大事,表现了他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意识。他的《御倭议》,对防备倭寇提出积极的主张,认为从当时财赋兵力考虑,兴兵直捣其国系累其王是不可能的,“独可为自守之计”,主张恢复旧制,在沿海设立卫所,恢复旧伍,设提督总兵,必须海中截杀之,不能使之上岸再加防御。措施具体可行,要求严明法令、坚决果断、爱护百姓。可见归有光关心国家大事,并非迂腐儒生。《备倭事略》详细论述以往防备倭寇的失策给人民带来的祸患,“倭寇犯境,百姓被杀死者几千人,流离迁徙,所在村落为之一空”,又说“近日贼抢娄塘、罗店等处,驱率居民挑包”,人民被胁从,虽思念乡里,“但已剃发,从其衣号,与贼无异,欲自逃去,反为州县所杀,以此只得依违,苟延性命”。把倭寇侵扰沿海,人民遭受的危害痛苦反映了出来,表现出对人民的深切同情。在《论御倭书》中,更驳斥“不宜与之战”的错误论调,提出“宜于速战”的办法。《昆山县倭寇始末书》中歌颂了昆山人民争出死力以抗击倭寇,谴责了将帅按兵不动和麾奔溃退、欺罔上司的丑行,最后提出积极备战抗倭的具体主张。

归有光的《水利论》、《水利后论》,对兴修水利治理吴地松江提出具体建议,务使吴中无白水之患,百姓免鱼鳖之忧,土地得以整治,田亩得以灌溉。《论三区赋役水利书》提出“复官布之旧”、“复税额之旧”、“修水利之法”,希望行此三策,使百姓“垂死而再甦之”。在《三途并用议》中对历来进士、科贡、吏员选用的三种途径提出批评,破因循的旧论和宿弊,希望“振作鼓舞一世之人材”。这些议论文以古通今、据事说理、条分缕析、论证周详,而又能破旧说、立新意,表现出对国事和民生疾苦的关怀。

(三)序、文

归有光还在一些送朋友的序文中,揭露和批判了吏治和官场的丑恶。他指出官吏上下之间的尖锐矛盾:“今以一令,而大吏数十制人于其上,牛羊之羸茁不问也,牢刍水草絼放之事,不使之为也。而烦为之使,苛为之责,欲左而掣之使右,欲右而掣之使左,以牧一人,而伺其主十人,而主人各以其意喜怒之。凡吏之勤苦焦劳,日夜以承迎其上,无余事也。故曰:令之难非难于其官,而难于其为官之上者。”(《送陈子达之任元城序》)对于当时士风的卑下,尤有深刻的揭露,他在《送吴纯甫先生会试序》中把当时一些士大夫奔走夤缘、矜骄暴虐、逢诬谀媚、相互吹嘘、贪婪无厌等无耻的丑恶嘴脸,做了形象的描绘,感情愤激。其他如《送夹江张先生序》指斥不肖者列天下之要位,志士仁人偃蹇于卑服。《送张子忠之任南昌序》指出所谓“号为能吏者,不过徒事声迹之间”,“而以天下元气日以耗”,反映出明朝吏治的腐败、社会的污浊。

归有光不仅敢于指责时政,而且在做长兴县令时愿作古之循令,又能力矫弊政,做到他所谓的“为天下牧养小民”。他不像当时的一些官吏“赫赫若神令”,以尊严高贵自处,与百姓隔绝,致使下情不通,而是深入民间,了解疾苦,平政爱民。“听讼时引儿童妇女与吴语,务得其情,事有可解者立解之。”(王锡爵《明太仆寺丞归公墓志铭》)他为官清廉,常到百姓村落了解实情,“虽自暴露于日中,暂憩古寺,啜杯水而行,未尝有所扰也”。别的县令以县为谋利的洞穴,归有光则两袖清风,“毫无可触”,日常自用,极为俭陋,“衙内日取百钱,令卒出市,日不过斤肉蔬菜”(《乞休申文》)。为官两年,“理冤捕盗,平徭省赋,无虑数十事”(《与王礼部》)。他惩治恶吏,不附权贵,敢作敢为,《长兴县编审告示》公开声明:“谬寄百里之命,止知奉朝廷法令,以抚养小民,不敢阿意上官,以求保荐,是非毁誉,置之度外,不恤也。”并告谕豪民大户:“毋得仍前侥幸,剥害小民,幽有鬼神,明有国法,宜各深思。”《九县告示》也一样,不畏权势,体恤穷苦百姓,坚决果断,号令严明。归有光这时年过花甲,仍表现出高昂的政治热情,文章写得很质朴,却有气势、有锋芒。

(四)记、志

归有光散文的独特风格和艺术成体现在一些记、志体等叙事抒情散文上。他的记、志体散文有50余篇,与那些议论文、序文不同,描写事物,追怀往事,哀悼亲旧,平易自然,纡徐婉转,清淡朴素而又情深意切。如《畏垒亭记》,记叙其妻昆山吴淞江旁的住宅环境:“宅西有清池古木,垒石为山,山有亭,登之隐隐见吴淞江环绕而东,风帆时过于荒墟树杪之间,华亭九峰、青龙镇,古刹浮屠,皆直其前,亭旧无名,予始名之曰‘畏垒’。”从近景写到远景,简单几笔,就描绘出一幅幽美的山水图,形象生动,清淡朴素。《吴山图》是归有光的朋友魏用晦离任吴县县令时,当地百姓送给他的一幅山水画。归有光为此写下《吴山图记》这篇记文,目的在写官民之间的感情。文章一开始就写出吴县的治所、胜地、奇观,然后写魏君“为县有惠爱”,百姓绘《吴山图》以赠;又写县令贤明,与百姓和山川结下深厚感情,并以北宋苏轼和韩琦的故事,揭示出“然后知贤者于其所至,不独使其人之不能忘而已,亦不能自忘于其人也”。以此称颂魏用晦对吴县的缱绻深情。最后写魏君已去,仍拳拳于此山,点出作记的缘由,并以感叹作结:“君之于吾吴,有情如此,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一波三折、纡徐委备、清新淡雅、不事雕饰,写山水而意在言外,构思颇为新巧。《沧浪亭记》写沧浪亭的所在地和修复的原因,但前面却历述了沧浪亭的修造与兴废变迁,由沧浪亭而为大云庵,大云庵又复为沧浪亭,而又感慨古今的变化,凭吊历史的盛衰,最后才写出沧浪亭之所以存而不朽,不在于亭,而在于士之垂名不朽,同样写得曲折变化、委婉情深。

归有光的散文特别为人称道,最能表现其散文艺术特色的是他写家庭琐事、哀悼亲人的作品,一往情深,哀婉动人。《项脊轩志》以“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的小屋项脊轩为中心,回忆了过去“多可喜,亦多可悲”的家庭往事。先描写年轻时读书于项脊轩,“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写出读书的乐趣。小室四周的环境:“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表现出对小室四周环境的热爱。然而人世变迁,由大家庭的衰落,写到对母亲、祖母和妻子的深切怀念,由“多可喜”到“多可悲”,只通过一两件极琐细的家常事、家常语,就勾画出人物的音容笑貌。如通过老妪所述,娘“以指扣门扉”的问饥问寒,写出母亲对儿女的疼爱;祖母“过余”的一段问话,和拿出象笏的一个细节,写出祖母的慈祥和对儿孙的殷切希望。睹物思人,作者的怀念之情由“余泣,妪亦泣”而致“令人长号不自禁”,感情的潮水不断升起,抒发出人事已非的悲伤。日常的琐事、曲尽的情致,用极平常的语言表达出来。一唱三叹,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间。对妻子的怀念,只写了“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睹物怀人,而物在人亡的哀悼悲伤自在言外,余意无穷,感人肺腑。

除《项脊轩志》外,《先妣事略》、《寒花葬志》、《女二二圹志》、《祭外姑文》、《思子亭记》等,都善于以细节见神情,一往情深,使人欲涕。如《先妣事略》主要是悼念亡母,颂赞母亲的一世勤劳。“数蹙颦额顾诸婢曰:‘吾为多子苦!’”写母亲抚育子女的辛劳。“劳苦若不谋夕。冬月炉火炭屑,使婢子为团,累累曝阶下。”“手中纫缀不辍。户内洒然。”写出母亲治家的勤劳。“孺人中夜觉寝,促有光暗诵《孝经》,即熟读无一字龃龉,乃喜。”写母亲教育儿女,望子成才的辛劳。把常见家庭琐事、家常话语,写得真实自然、亲切有味,隐含着对母亲深深的敬爱之情。写早岁丧母的情景:“孺人卒。诸儿见家人泣,则随之泣。然犹以为母寝也,伤哉!”悲痛之情溢于言外。写婚后“抱女”对母亲的怀念:“十六年而有妇,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抚爱之,益念孺人,中夜与其妇泣。”最后,随着“世乃有无母之人,天乎痛哉”一语,怀念母亲的感情,倾泻而出,表现出无限的悲痛!此和《项脊轩志》与欧阳修《泷冈阡表》,全以家常琐言细事写出对母亲辛勤抚育的悼念,完全一致,“率意写出,不事藻饰,而语语入情,只觉动人悲感,增人涕泪”(《古文观止·泷冈阡表》评语)。可见唐宋文对归有光之影响。

归有光不仅在理论上批判了当时复古派的模拟剽窃,而且以他的一些优秀散文作品,给当时拟古主义风气弥漫的文坛,带来了新的气息,以致复古派的文坛领袖王世贞也不得不佩服他古文的成就,称他为“超然当名家矣”。他虽然主张“文者道之所形,道形而为文”,但他的立身行事和一些优秀散文却突破了儒家的道统。他耿介不阿,刚正有气节,关心国事,体恤穷苦百姓,为社会兴利除弊,这些都反映在他的一些散文作品中,而且率性而为,不遵矩度,有自己的个性。他的散文风格像欧阳修,但在纡徐婉转、平易晓畅之外,清淡朴素,善于描写生活细节,在平淡简朴的叙述中,抒发真挚的感情。他所谓的“道”,与欧阳修的以“百事”为“道”十分相似,但他却又把日常的生活琐事引入“道”中,开拓了散文的领域,提高了散文的艺术表现力。他的随性而发的真情,与稍后的李贽的“童心说”、公安派的“独抒性灵”是息息相通的,对推动散文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对清代桐城派古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