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的文论与《送东阳马生序》等

宋濂(1310—1381),明代文学家。字景濂,号潜溪,浦江(今浙江义乌西北)人。幼家贫,借书刻苦自学。早年从元末古文家吴莱、柳贯、黄溍等学,深受古文影响。元至正九年(1349),被荐为翰林院编修,以父母老病为由,辞不就职,隐居龙门山为道士,安贫著述。元至正十六年(1356)三月,朱元璋率领的红巾军攻破元统治的集庆路(南京),改名应天府。公元1360年,宋濂接受朱元璋之征聘,至应天(南京)府任江南儒学提举、国事监司业、侍讲学士、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等职,成为朱元璋所倚重的文学侍从。后又负责编修《元史》,位居开国文臣之首。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十年(1377),以年老辞官归家。洪武十三年(1380),丞相胡惟庸以谋反罪被杀,宋濂长孙宋慎被视为同党受株连,宋濂全家系狱。后经皇后、太子力救,被流放于茂州(今四川茂汶)。宋濂行至夔州而卒。正德时追谥“文宪”。

宋濂在元末已刊布多种著作,入明以后,朝廷典礼仪则及公卿碑铭等大制作,皆出其手。其文当时还传播到国外,受到欢迎。著有《宋文宪公全集》。

宋濂之文上承唐宋,强调文以载道,推崇孟子与韩愈、欧阳修和“三苏”(苏洵、苏轼、苏辙),体式多样,影响甚大。

(一)文论

宋濂既是主张文学复古的古文家,又是理学家。他以继承儒家的封建道统为己任,主张宗经、尊圣。他认为“文者,道之所寓也。……道在圣贤;圣贤之殁,道在《六经》,凡存心养性之理,穷神知化之方,天人感应之机,治乱存亡之候,莫不毕书之”(《徐教授文集序》)。又说:“明道之谓文,立教之谓文,可以辅俗化民之谓文。”(《文说赠王生黼》)文章应该把宣扬儒家道统、化民辅俗、“正三纲而齐六纪”(《文原》),作为最根本的任务。对以往的文学他都采取轻视、否定的态度,以为尧、舜、孔、孟以后,世间就不再有文了。他说:“自先王之道衰,诸子之文人人自殊,……盖各以私说臆见哗世惑众,而不知会通之归,所以不能参天地而为文。……上下一千余年,惟孟子能辟邪说、正人心,而文始明。……故濂谓立言不能正民极、经国制、树彝伦、建大义者,皆不足谓之文也。”(《华川书舍记》)在他看来,自孔孟以后就只有“韩吏部、欧阳少师得其骨骼,舂陵、河南、横渠、考亭五夫子得其心随”。只有《六经》之文“至矣尽矣”(《徐教授文集序》),把《六经》看作一切文章的最高楷模,竭力反对讲求辞采而富于文艺性的文章,认为“其去道益远矣”。他还主张“师古”、“养气”。所谓“师古”,就是师古之道统,“养气”就是以儒家道统进行道德修养。他在《苏平仲文集序》中说,宋代文章之盛莫过于“三苏”,究其原因就在于养气所致。在他看来,有道就有文,道可以代替一切、产生一切,这当然是片面的。

不过,宋濂又不像宋代理学家那样否定文的作用。他还是强调载道之“文”的。认为“记事之文,当本之司马迁、班固”(《文原》),文章应该取经唐、宋的韩愈、欧阳修以溯源《孟子》和《六经》(《文原》),对于“三苏”之文还是称道的,以为“若文公之变化傀伟,文忠公之雄迈奔放,文定公之汪洋秀杰,载籍以来,不可多遇”(《苏平仲文集序》)。从文章来说,他主要取法于唐、宋。他的有些文章,思想内容虽不甚高,但艺术上尚有自己的特色。

(二)序文

宋濂身为“开国文臣之首”,前来拜望、求赠者多,他亦好奖掖后进,对后进士子多以赠序加以勉励。《送天台陈庭学序》就是天台陈庭学自蜀为官三年回京师(南京),拟回故乡天台时宋濂给他写的“赠序”。文章先叙川蜀山水之奇,以“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开篇,领起下文,接着历叙陆路、水路之奇险,以引出“非仕有力者,不可以游;非材有文者,纵游无所得;非壮强者,多老死于其地。嗜奇之士恨焉”,以衬出陈庭学为“仕有力者”、“材有文者”和“壮强者”,由此下文写陈庭学在四川三年的游宦生活,使“其气愈充,其语愈壮,其志愈高,盖得于山水之助者侈矣”。然后写宋濂的夙愿和感受,即如庭学之游,因年老体衰,已不可能;再以古圣贤颜回、原宪的典故,以此来表明他对陈庭学的勉励和期望。即望他成为颜回、原宪那样的虽“居陋室”而“志意常充然,有若囊括于天地者”。本文主旨鲜明,措辞委婉,脉络井然,序次有条不紊,语言简洁不繁缛,不啻为古代赠序中的佳作。

《送东阳马生序》是宋濂的一篇为世传颂之“赠序”。此文是洪武十一年(1378)宋濂自家乡到应天府(南京)去见朱元璋,太学生马君则拜见宋濂并告诉他自己即将回乡探亲时写的。马君则是东阳人,宋濂是浦江人,当时浦江与东阳同属金华府管辖,故马生算是宋濂的同乡。故宋濂在文中描述了自己早年求学的困苦艰辛,借书、求师的艰难,饥寒奔走的劳苦,以及与同舍诸生的优越条件之对比:

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既加冠,益慕圣贤之道,又患无硕师、名人与游。尝趋百里外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先达德隆望尊,门人弟子填其室,未尝稍降辞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俟其忻悦,则又请焉。故余虽愚,卒或有所闻。

接着,写他“负箧曳屣”,冒着寒冬大风,踩着数尺深的大雪,“足肤皲裂而不知”。寄住在房东家里,每天吃两顿饭。而同舍生“皆被绮绣,戴朱缨宝饰之帽,腰白玉之环,左佩刀,右备容臭(香袋),烨然若神人”。他则穿“缊袍敝衣”(破棉袄),但他无羡慕之意,在学问中求快乐。在强烈对比中,突出他“勤且艰”,最终能有所成。再说今天太学生学习条件很好:“日有廪稍之供”(国家免费供给粮食),“无冻馁之患”,坐大厦之下而诵诗书,“无奔走之劳”,“有司业、博士为之师”,如“业有不精,德有不成”,则是自己心不专、志不诚之故。

此文作者用对比手法、亲切的语言、简洁清新的笔调,生动地写出了自己不怕艰难、刻苦求学的经过,劝勉当时的太学生不要辜负良好的学习条件,要努力学习,才能成为朝廷有用之人。

(三)人物传记

宋濂的传记散文,常以典型事例和细致简练的笔法塑造人物形象,突出人物的命运和鲜明性格。如《王冕传》写王冕自幼好学的情形:

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暮归,忘其牛。或牵牛来责蹊田,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见。

作者抓住富有特征性的细节,用明白如画的口语,几笔就画出了王冕幼时好学不倦的形象。

《秦士录》是一篇记叙奇人奇事的奇文,它通过对秦士邓弼一生二三事的记录,表现其智勇卓绝及不为世所用的悲哀,表达了对元代压抑汉人、扼杀人才的愤慨与不满。首先,作者以平实的笔调介绍秦士邓弼:他身材高大,目光如闪电,力大无穷,能分开斗得正酣之两牛,十人抬不动的石鼓,他“持之以行”。三言两语便将壮士之形象活画出来。

其次,选两件典型事例,表现其“智”和“勇”。一是在酒楼嘲弄萧、冯两位素负多才艺的书生。酒酣之时,邓弼让两书生以经、史、子、集“四库书”考他。两书生“遽摘七经数十义叩之”,邓弼“历举传疏,不遗一言”。两书生复以历代史、上下三千年相问,邓弼回答得洋洋洒洒、井然有序。两问两答,邓弼过人的“才智”表现无遗。二是在德王府比武。一次,他去拜谒德王,被门卫抓住,他大呼:在这东南岛夷(日本)“杀伤我中国民”,西南边境各族称王之际,“公奈何不礼壮士”,让其报国。德王便派50人与他比试武艺。只见他“虎吼而奔”,“双剑飞舞云雾中,连斫马首堕地”,众健卒人马惊退数十步。德王高兴地赞他“真壮士”!一场短暂的比试,邓弼之“神勇”便使德王拍腿而欢。

最后,写秦士邓弼的悲情结局。德王上书将邓弼荐于皇帝。但因丞相与德王不合,便阻拦王命不下。久等无消息,邓弼只能深深地叹惜。这样一位“天生一具铜筋铁肋”、文武双全的奇士,竟然没有机会一展其报国之壮志,使之环视四体,喟然长叹,最后决然去王屋山出家,赍志以殁。“命也,亦时也。尚何言!”这一声英雄失路的苍凉喟叹,既是邓弼终生不平、豪杰不遇的愤慨,又是对元代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压制扼杀人才的批判。

(四)寓言

在元末动乱的年代,宋濂曾隐居山西龙门山。在这里,他写有一部寓言体散文集《龙门子凝道记》,《观鱼微》是其中的一篇。

《观鱼微》借渔夫捕鱼殆尽的情景,揭露元代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并借渔夫的议论,表示作者积极入世的思想。

此文先写作者(龙门子)观渔于河,对“屡渔之后,鱼大者,长径指耳”的鱼殆尽的触目惊心的现象,表示慨叹、悲痛;结合文末渔夫所言“是宜国家失太平,干戈万里,掠人为粮,甚或载盐尸以行”等话,活画出元代末年统治者对百姓的残酷压榨与剥削,使人鱼同命,都面临“殆尽”之悲惨命运,并暗示时代风暴即将来临,元蒙统治已处于崩溃前夕。

其次,作者用渔夫的一番话,痛斥当时士大夫知识分子消极避世的思想,指出当时的社会症结在于“在政位者”鱼肉人民,而洁己之士又都“肥遁”不出,表现作者不满现实、急于出山入世的思想。

宋濂的寓言体散文往往用一些生动的故事来说明抽象的哲理,《观鱼微》用渔夫和作者的对话,贯注了抨击现实、警醒人士的深意,且写得生动而又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