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东北战局

陈诚被任命为参谋总长后，尚未正式宣誓就职，便遵照蒋介石的命令，通过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指挥第5、第6两“绥靖”区的部队，约10个整编师30万人，于1946年6月26日，向中原解放区李先念部发起进攻，从而点燃了全面内战的战火。

当时，中原解放区连同地方部队，总共只有6万多人。他们遵照中共中央“立即突围，愈快愈好”，“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指示 [10]，于6月底，分北路、南路、东路三路突围，先后在六七月间，冲破国民党军的围堵，完成了战略转移。

紧接着，在中原地区挑起战事后，陈诚又调动第1“绥靖”区李默庵部、苏北“绥靖”军李延年部和第5军邱清泉部等，向苏中、苏北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他甚至扬言：“两星期解决苏北问题。”七八月间，苏中解放区部队在粟裕、谭震林的指挥下，打了个“七战七捷”，歼灭国民党军6.5个旅和5个交警大队，计5万多人；而国民党军只夺得了如皋、海安两座空城。

在华北，9月下旬，陈诚调动国民党军第11战区孙连仲部和第12战区傅作义部共22个师，分沿平绥线及其两侧地区，东西并进，攻击张家口。10月上旬，傅作义部利用解放军晋察冀部队判断的失误，乘其调动之机，先取张北，继于11日进占塞外重镇张家口。次日，陈诚于飞赴归绥（今呼和浩特市）途中，在张家口上空故作盘旋，以显示其“胜利”。他为这一“胜利”冲昏了头脑，信誓旦旦地预言：“我负责地说，国军战领之地，确有力量保障其安全。”“万一军事解决，三个月至五个月，一定完了。”[11]

当人们在战火中迎来1947年的时候，陈诚跨入了人生的“天命之年”——50岁。

2月21日，陈诚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可以说，在军衔上，他爬完了最后一个台阶。因为在此之上，便是特级上将，在全国全军，只有蒋介石一人可以享受这一殊荣。

可是，与陈诚晋升陆军一级上将只相隔一天，东战场便响起了丧钟。鲁南战场的李仙洲集团于2月23日，在莱芜、吐丝口间华东野战军的袋形阵地中，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第73军、46军主力被解放军全歼，身为第2“绥靖”区副司令的李仙洲被俘，胶济路西段及其两侧城镇10多处获得解放。

西战场的战事进行得也不顺利。对于一共只有主力部队6个旅2.7万人的中共延安地区，蒋介石、陈诚调动了34个旅23万人实施攻击。西北野战军于3月19日主动撤出延安后，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中，使国民党军连失3旅，计1.4万多人。陈诚竟不惜捏造事实，夸大战绩，称：“共军用以保卫延安之兵力共3师13旅，配合民兵约共16万人”；“俘获万余人”。[12]

紧接着，国民党军队的“王牌师”整编第74师又于5月15日被合围在孟良崮、芦山地区。两天后，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全部美械装备的整编第74师被全歼，师长张灵甫、副师长蔡仁杰、第58旅旅长卢醒被击毙，3.2万官兵被毙伤、俘虏。蒋介石哀叹，“这是我军剿匪以来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13]。

在全国各战场中，最令蒋介石、陈诚感到棘手的地方还是东北。1947年春季，东北民主联军即有“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之壮举，使国民党军损失4万人，并且一直未能占领临江城。五六月间，东北民主联军又发动夏季攻势，共歼灭国民党军4个师、连同非正规部队计8万余人，攻克城市36座。国民党军虽暂时保住了四平城，但被迫收缩于中长路四平南北段和北宁路沈阳、山海关段的狭长走廊地带。

陈诚在这年夏秋间，曾多次去东北活动。7月中旬，他抵沈阳后，于14日分别会见东北各省主席、各市市长及团长以上军官，并宣读蒋介石的命令，批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短期离沈就医，其职务由副司令长官郑洞国代理。陈诚于15日到达刚刚经过激战的四平，代表蒋介石对驻军进行慰问、打气；16日到长春，传达蒋介石对长春军民“深致慰问之意”。8月6日，陈诚再飞沈阳；12日，奉派为东北各省市党部、团部统一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全权处理东北党团一切事宜。在沈阳期间，陈诚曾与前来考察的美国特使魏德迈作长时间的单独交谈。他对魏德迈说：

中国有句俗话，叫作“病入膏肓，不可救也”。拿我自己的病来讲，我患的是胃溃疡，只要下决心动一次大手术，就有治愈的希望。但如果我患了癌症，恐怕万能的上帝也救不了我。东北的情况，已不是整治几个将领可以好转的；老百姓积怨太深，也不是看到一些贪官污吏落入法网，便能消除所有积怨保持平衡的。

现在东北的军事力量太弱了，但我们的军队在各战场受牵制，一时不可能集中太多兵力投入东北战场。此外，一些美械装备的甲种师，枪械坏了便没有替换的，弹药消耗光了便没有补充的，还怎么发挥他们武器的优势呢？我们的军队现在只能集中守几个大据点，没有进攻能力。守是不可能长久的，因为对方决不会等到你援军开来了再进攻。[14]

如此，陈诚建议魏德迈做两件事：一是说服蒋介石将关外让给共军；二是派空军尽快将东北的军队撤往关内。他认为，“这样我们还可以保存精锐守住关内，与共产党分疆而治，这大概是目前的唯一出路”。

魏德迈回到南京真的向蒋介石提出了“撤出关外，防守关内”的建议，但是，这一建议最终未能为蒋所采纳。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决定派陈诚去东北收拾日益恶化的局面。8月29日，陈诚奉派兼任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主任。

9月1日晨8时50分，陈诚偕楚溪春等人，乘“追云”号飞机赴东北上任。国防部长白崇禧、次长秦德纯等到机场送行。楚溪春，毕业于保定军校第1期，曾任该校第8期队长，而陈诚乃保定军校8期生，故尊称楚为“老师”。楚因1946年顽固死守大同而出名，陈诚当即留楚在南京任中央军官训练团副教育长；此次北行赴任，亦邀其同行，以为左右手。

陈诚座机在沈阳机场降落后，受到原行辕主任熊式辉等行辕高级官员的欢迎，并检阅了仪仗队。陈诚与熊式辉素来不合。江西“围剿”时，陈诚损失3师之众后，身为江西省主席的熊式辉，因不满陈在赣独揽大权，向蒋建议，将陈部被歼师的番号，予以撤销。“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陈、熊同时奉蒋之命赴前线考察，但回来后，熊认为“不能打”；陈则认为应“扩大沪战事以牵制之”，并为蒋所采纳。[15]熊式辉是个老谋深算的人。早在七八月间陈诚多次往返东北、广泛接触东北各界人士时，就看出了苗头，故连续7次向蒋介石递上辞呈。

2日上午10时，陈诚在东北行辕大礼堂正式就职。熊式辉向他的继任交出了大印。陈诚在作了简短的即席讲话后，又与熊式辉和全体参加仪式人员合影留念。

陈诚就任伊始，洋洋洒洒地发表了一篇《告东北军民书》，把“执行政府剿匪政策”作为行辕今后的首要任务；提出“去奢崇俭，力挽颓风”的口号；要求东北军民“各就岗位，各尽职守，于艰难困苦之中，寻求自力更生之道”。[16]他还在一次公开训话中严肃指出：

在这里，官多于兵，兵多于枪。各部队长不是积极整训部队，努力作战，而是去忙于做生意、办学校、搞政治活动；地方政府搞什么保安团，尽是乌合之众，而办保安团的经费又列在预算第一位，贪污腐化成风，没有为党国效一点力，却尽干祸国殃民之事。所以，如不杀几个，这种风气如何能扭转？不杀几个，民愤如何得平？[17]

随着陈诚对东北各项军政工作的接手，他愈觉这里的一切工作均不上正轨。于是，上任半个月后，又于纪念“九一八”16周年时慷慨陈词，历数东北之种种弊端。他说：“各人不务本业，不尽职守，分心旁骛，而唯局部一时之利害是图。其尤著者，譬如军职人员，往往对于部队的训练与士兵的生活，漠不关心，而去办理经济教育文化等事业，甚至兼商业……同时文职人员，身负一方政治责任者，却往往喜弄兵权，扩充部队，而对于民众的组织、国民的生计、青年的教育，反少注意。此等不正常现象，不独是风气败坏的根本原因，同时也就是国家乱源之所在。故抗战胜利已两年，而军事政治尚未能悉趋正规。”[18]

陈诚心中虽十分明白，东北大局已无可挽回；但是既奉上命出主行辕，也只能将死马当作活马医，雷厉风行地采取了一些重大的举措。

首先，将叠床架屋的军政机构加以调整。东北原有保安司令长官部与东北行辕互相牵制。按说东北行辕系东北地区最高军政机构，有权统筹指挥区内所有军政事宜，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也是东北最高的军事长官，他名义上受行辕节制，可事实上只是保持了一种礼貌上的报备手续而已。陈诚果断地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予以裁撤，一切对解放军作战的军事指挥均由东北行辕全权负责。原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因病已去北平，副司令长官郑洞国改任东北行辕副主任；行辕参谋长董英斌留任，秘书长由长年跟随陈诚的朱怀冰担任；行辕与保安司令长官部的编余人员，一律编入东北训练团政工大队内。此外，将军事重镇沈阳的守备机构加以改变，撤销原沈阳警备司令部，改建沈阳防守司令部。原兼任警备司令赵家襄已调锦州，由新任东北行辕总参议楚溪春接任防守司令。好在楚为赵之岳父，原警备部内部人事变动不大。

其次，进行严厉整肃。陈诚宣称：“与其说向共匪拼命，不如先从自己拼命做起！”[19]于是，他又使出了当年在湖北主政时期的铁腕：以举办“兵学研究会”为名，将暗设赌场的中将田湘藩逮捕归案；将不战而逃的本溪区保安司令李耀慈以“弃守领土”罪处以极刑；将利用职权勒索钱财的少将李修业加以拘捕；将收编军队、买空卖空的少将刘介辉递解出境。即使是防守四平“有功”，获授青天白日勋章的第71军军长陈明仁，也因被控第71军有抢粮行为，而被免去军长职务，调任总统府中将参军。惟其如此，辽宁省参议会议长马愚忱说：“熊式辉是内科大夫，开药治病；陈诚是外科大夫，对东北的恶性肿瘤开刀了。”[20]

第三，扩充部队，增强实力。陈诚从其他战场调来第49军、53军，充实军力。第49军军长王铁汉，“九一八事变”时北大营的守将；第53军原军长为万福麟，现任军长周福成。该二军均为“九一八事变”前的东北军。同时，陈诚又把东北原有的9个保安区、11个保安支队以及交警总队等部队，扩编为新3军、新5军、新7军和新8军四个军；把骑兵支队扩编为3个旅的骑兵师；把青年军的第207师扩编为暂编第6军；以收编伪满军队组成的保安团为主力，扩编了暂编第55师、56师、57师、58师、115师、116师等部。陈诚的嫡系将领潘裕昆由第50师师长提升为新1军军长，龙天武由第14师师长提升为新3军军长。经过整顿、扩编、增调，陈诚手中共握有14个军又1个骑兵师，计约40万人，对外号称50万大军。

第四，整顿经济秩序。东北战后接收工作，比之内地尤其混乱，许多军政人员，非法接收，并且不加处理，致使南京政府拨来的补贴管理费用，不能用于工厂复工，而被转移至别处。陈诚于9月19日召集银行及商会负责人开会，商订了避免资金内逃的办法；并将若干处理接收机构与生产机构加以合并改组，限期复工生产。陈诚还采用了一些新的经济政策与措施，以革除弊端。如：9月28日，下令将大豆管制政策改为输出许可制，大豆由商人自由收购运输，不加限制；豆油、豆饼可由商人自由输运关内。10月3日，下令废止《东北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取消对关内输出的贸易限制，使计划范围内的输出、输入均可自由进行；规定今后凡输入东北所急需物资者，可凭运单发票输出同等价值的五金器材。为稳定东北军心、民心，陈诚还呈准南京政府，以1000多亿元东流通券和2300亿元法币，从上海、天津等处购运粮食。

就巩固国民党政权对东北的统治而言，陈诚确可谓尽职尽责，做了他所可以做的一切事情。但是，国民党政权在东北及全国各地的颓势，也绝非抓几个人、杀几个人，或者颁布几项新的政策、法令所能挽回。

陈诚在1947年的“国庆献词”中狂妄宣称：“要趁此机会将整个‘共匪’主力消灭，尽复失地，使‘共匪’此次进扰为最后的一次，以便明年今日东北四千五百万同胞皆能欢欣鼓舞，同申庆祝。”[21]然而，东北战局的发展，与陈诚的估计正好相反。经过东北解放军50余日的主动进攻，陈诚所部东北国民党被歼6.9万人，有15座城市获得解放，农安至铁岭间、锦州至山海关间的铁路均被破坏。等待着他的，是人生道路上的又一次失败和顿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