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学术资格的职务

父亲曾担任过首任历史研究所所长。他学医学，在诗歌、文学、翻译、历史剧的创作上做出了许多成绩。更值得关注的是父亲在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他著有的大量有价值的历史、考古著作，使人们认可他这个所长，这也正是父亲一个有学术资格的职务。

1928—1937年父亲在日本居住的后十年中，由于受到日本警方的严密监视，行动不自由，他便专心于历史与考古研究之中。父亲曾自述：“在日本人的刑士与宪兵的双重监视下，我开始了古代社会的研究”。正如周恩来“我要说的话”之中提到的：“有人说学术家与革命行动家不能兼而为之，其实这在中国也是过时代的话，郭先生就是兼而为之的人。他不但在革命高潮时挺身而出，站在革命行列的前头，他还懂得在革命退潮时怎样保存活力，埋头研究，补充自己，也就是为革命作了新贡献，准备了新的力量。”“他精研古代社会，甲骨文字，殷周青铜器铭文，两周金文以及古代铭刻等等，用科学的方法发现了古代的许多真实。……走上了他应该走的唯物主义的研究道路。”

父亲从事历史学研究，于1930年发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他完全根据中国的历史实际来推断，中国有奴隶社会是从西周时开始。他认为原始社会崩溃以后必须经过“一个奴隶制度的阶段”“才能进展到封建社会”。书中对于中国是否存在奴隶制，存在于哪个历史期间的重要问题，给予了明确的判断。在这本书中的《卜辞中之古代社会》和《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两篇文章中，父亲开始尝试利用甲骨文、金文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

随后父亲仅仅用了两年时间，尽可能系统搜集、整理资料；好友李一氓也从上海给他寄书。父亲曾记述过：“秦汉以前的材料，差不多被我彻底剿翻了。考古学、文献学、文字学、音韵学、因明学，就我所能涉猎的范围内，我都作了尽我可能的准备和耕耘。”在这种治学态度和精神指导下，父亲先后完成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铜器铭文研究》。历史所研究员王戎笙同志说：“郭沫若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把甲骨文研究同古代史研究结合起来，开创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大大地超过了前人。”

▲郭沫若在甲骨卜辞方面的部分著述——《卜辞通纂》、《殷契粹编》。通过对甲骨卜辞的研究整理，郭沫若剖析了殷代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剔发出殷王世系、殷代疆域等许多重要史实，为卜辞研究确立了一个科学体系。

▲郭沫若在金文方面的部分著述——《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丛考》。他在考释铜器铭文的同时，通过区分文辞格调，排比器物的形制文饰，为两周八百年三百余件青铜器物理顺出横有国别、纵有断代的科学条目；探察了两周的奴隶制社会的演进和封建思想体系胚胎的出现，首创了金文研究的正确规范。

1932年1月《两周金文辞大系》出版，8月《金文丛考》出版；

1933年5月《卜辞通纂》出版，12月《古代铭刻汇考》出版；

1934年春《古代铭刻考续编》出版，同年秋《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出版；

1935年《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出版；

1937年《殷契粹编》出版。

父亲以前没有从事过甲骨文、金文的研究，在这几年里排除日方监视的干扰，克服经济、资料不足的困难，执著、顽强地努力，使一部又一部高水平的学术著作问世，得到国内外人士的赞许。对此，王戎笙同志说：“使得当时古文字学权威们也感到是不可理解的奇迹。”

父亲这些作品完成后的出版者，是日本文求堂的老板田中庆太郎。曾经任文学所副所长、已故学者马良春，参与了整理父亲于1931—1937年致田中庆太郎父子二百三十封书简。马先生说：“通过整理郭老……这批书信，更真切地感受到了他不畏逆境、乐观奋进的人生勇气，严谨缜密、锲而不舍的治学态度。那九部由郭老手写影印的书是在条件十分艰苦的环境下完成的。他必须节省每一张稿纸，有时甚至无力购买一枝新毛笔。”要特别说明的是父亲在日本完成的九部考古书籍，全部是父亲用毛笔楷书成稿完成的。其中包括书中的甲骨龟甲片的摹本及文字。书的出版是将他的手抄稿影印发行的。对这二百三十封书简，参加整理的日本学者伊藤虎丸写道：“……有几个难以解决的困难和问题：（一）写得极美的草书、行书字体有难以辨读者；（二）内容方面，尤其是缺乏甲骨文方面的知识，又增加了解读的困难；（三）郭沫若运用日语的能力（如他能信手驱使成语等）一般中国留学生自然有所不及，其中甚至有连年轻的日本学生也难读懂的；（四）翻译的文体问题。郭沫若书信的文体雅俗并蓄，也能区别收件人之长幼身份而使用正确的文体。一方面保持二百余封书信的一贯性，一方面把这些书信有区别地翻译重现出来，这不是随便哪个中国人都能做的工作”。

引用两位学者对父亲为完成考古书籍的出版所反映出的状况及能力，可以看出父亲考古书籍的写作及出版决不是凭冲动所能完成的。他是经过了非凡的努力才能得以实现的。

考古著作的陆续发表，引起了日本学术界及社会上层人士包括日本皇族人士的关注，也影响到国民党乃至蒋介石本人对郭沫若的关注。面对中日政治、军事关系的复杂局面，蒋介石想利用郭沫若，便撤销了对父亲的通缉。也就是在这种微妙的关系之中，在父亲可以用他的成就改善他在日本处境的情况下，他却面对着民族危亡、祖国危难的重大关头，在友人的协助下，毅然决然地回到了祖国，投身于抗日救亡的运动之中。可以说父亲在历史、考古研究中的成就，为他带来了回国战斗的新生。

战乱年代的重庆，敌机轰炸，国共两党斗争复杂。在这样的环境下，父亲在历史、考古学方面仍在不懈地工作。他在1948年就说：“中国应该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就在考古发掘方面，大地实在是等待得有点不耐烦的光景了。”他重视文物考古。1940年他对嘉陵江北岸汉墓发掘十分关注，和考古研究者卫聚贤等人亲临现场，并拓制汉砖的拓片。父亲看到数日来发掘出的五铢钱，铁剑、土偶、陶猪、鸡等等文物，证明了确系汉代文物。并在附近举办了出土文物展览会。1942年他去了四川合川县进行了钓鱼城遗迹访古。

▲1952年夏，郭沫若的又一部史论集《奴隶制时代》问世。郭沫若在这部书中阐述了我国奴隶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阶级和主要社会矛盾的转化，改定了他以往对于奴隶制下限时间的论述，认为奴隶制的下限应划在春秋与战国之交，即公元前475年。图为作者与这部新作。

抗战时期，父亲著书出版有：《石鼓文研究》、《周易的构成时代》、《青铜时代》、《先秦学说述林》、《十批判书》等。他发表的《甲申三百年祭》和所写的六部历史剧相应发表的历史考证文章等，共约有六十九万多字。

解放后父亲完成了《奴隶制时代》、《文史论集》、《管子集校》、《李白与杜甫》这几本书。

就《管子集校》校释文完成了一百三十万字。校释这本书始于1953年，父亲政务工作压身，又有频繁的社会活动，但父亲还同时在两年时间，从事了对《管子》的集校工作。他认为：“《管子》书乃战国、秦、汉时代文学之总汇，其中多有关于哲学史、经济学说史之资料。道家者言、儒家者言、法家者言、名家者言、阴阳家者言、农家者言、轻重家者言，杂盛于一篮，而文字复舛误歧出，如不加以整理，则此大批资料听其作为化石而埋没，殊为可惜。前人已费去不少功力，多所校释，但复散见群书，如不为摘要汇录，读者亦难周览。有鉴及此，故不惜时力而为此冗赘之举。”父亲认为：“此项工作，骤视之实觉冗赘，然欲研究中国古史，非先事资料之整理，即无从入手。”

▲1954年至1955年，郭沫若在许维遹、闻一多所作《管子》校注遗稿的基础上进行系统的整理，撰成《管子集校》一书，在古籍整理领域中取得一项辉煌成就。

研究中国古代，资料不多、难辨真伪、时代混沌是对研究者的极大困难。父亲说：“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父亲在进行《管子集校》一书中，尽可能地搜集了大量的资料。据历史所研究员黄烈著文说：“郭沫若所据的宋明版本达十七种之多。过目并取材的《管子》校释书达四十二种，其过目无所取材者不计在内。古往今来校释《管子》参照如此广泛者，绝无仅有”。他还说：1954年7月，父亲在青岛崂山华严寺，见到寺里藏有明抄本《册府元龟》所引的《管子》，觉得十分有价值，便决定采入。

重新对《管子》集校要体现出学识和功力，黄烈认为：“总结前人成果，品评其得失，为新的起步作必要的准备，在这一点上郭沫若是认真做到的了。”“郭沫若在《管子集校》中所作两千来条按语，虽非条条皆有发明，但发明之多诚超越前人。特别是他运用了现代科学知识，从而使其按语具有明显的时代气息……”父亲在写书的过程中，注意阅览大量资料，对一些具体问题又注意认真求教。他为注释鼠鼬问询过动物学者；为注释天文、气象的有关问题，也问询过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还表现他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的求实精神。”

据黄烈述，对《管子集校》一书的完成，两年内以集中十个月的时间来计，一百三十万字连抄都十分辛苦。我计算了一下，大约每天平均要完成四千四百字。这本巨著的完成体现了父亲的功底及敏捷，也体现了解放后父亲历史巨著中的全国大协作。巨著完成后，父亲在《叙录》中对协助工作的九人表示了答谢，感谢了若干单位和个人对此书的大力支援。他非常尊重他人的劳动。

父亲在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工作，许多学者给予了各种肯定的评价。如学者郭小武写道：“如果将我国古代丰富的地上、地下文献比作一片广袤肥沃的处女地，那么郭沫若便是一个披荆斩棘的拓荒者，一个耕耘不辍、料理不息的辛勤园丁。”“郭沫若的论点我们不必非要奉为定论不可，但他开创金文证史的方法和坚持事实求是的学风，则是值得我们高度评价和认真学习的。”

对父亲的治学态度，他还说：“传统文献学有一种风气，就是研究者著书立说，一言既出就死不改口。郭沫若不这样，他对自己的失误从不隐讳，敢于开展不留情面的自我批评。他的《十批判书》，第一篇就是《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新中国成立后，……有关于《胡笳十八拍》作者的争鸣，……关于《兰亭序》真伪和作者的争鸣，都针对着历史文献，都发轫于郭沫若，也都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响，这对于活跃当时的学术空气，解放思想，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父亲在史学界有许多老朋友，侯外庐、翦伯赞、商承祚、杜国庠等等，他们中有的人与父亲在史学方面的学术观点并不一致，学术争论互不相让，但是在个人交往上他们却是好友。著名已故史学家侯外庐对父亲悼念文中写道：“郭老一贯主张各抒己见，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特别是对于与自己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他总是尊重对方的劳绩。即使在互相辩论的时候，他也从不以势压人，乱戴帽子，乱打棍子，而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父亲和杜老（国庠）是留日学友，回国后，父亲请杜老参加三厅工作，抗日反蒋。而在学术见解上，尤其在关于墨子的评价方面的分歧，是显著的。侯老写道：“有时两人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但他们又互相尊重，互相爱护。”杜老一直身体不好，很瘦，记得父亲几次向妈妈提起，特别在杜老去世时，父亲很痛惜。还在吊杜老的诗中写道：“墨名绝学劳针指，马列真诠费火传。”侯老也说：“我在学术见解上是接近杜老的，我和郭老也发生过某些争论。但这种争论，从未妨碍我们之间的友谊。”看着父辈学者的表述，我想这正是老一辈学者在百家争鸣方面所具有的和谐氛围。

▼1955年郭沫若、吴晗等人参与主持了十三陵定陵地下宫殿的发掘。图为郭沫若登上木梯，实地观察墓道拱门结构，以商定打开墓室的具体方案。

记得翦伯赞到家里来作客，他喜欢品酒，父母亲常以茅台酒来招待。一次他杯中的酒喝不完了，便揭开瓶盖，把杯中的余酒倒回瓶中，还风趣地说：“酒精含量高，本身就是杀菌的”。只见父母亲在一旁微笑地看着，他们很熟悉翦老的性格。

解放后，父亲曾经亲临许多考古发掘现场去做指导，他去过安阳殷墟、北京元大都和义门遗址、定陵等处，有些出土文物，特别是鉴定不清年代和青铜器上的铭文的，常常送给父亲审阅，父亲用他丰厚的历史知识与学者们研究，给予判断和说解。为考古学、历史学相辅相成地发展做出贡献。

“文化大革命”期间，1968年5月满城崖墓被当地驻军发现，周总理做了批示，请父亲负责此项古墓发掘工作，父亲首先与考古所的同志商谈，先派三位专家与河北省文化局工作队前往墓地工作。并由他出面很快申请到了财政经费。

▼郭沫若、于立群在考古现场。

随后于7月22日父亲亲临发掘现场。那时，正值保定地区两派武斗，是武斗的“重灾区”。父亲由北京军区黄副政委陪同，沿途部队夹道护卫，驱车赶赴陵山。父亲让我们随同前往，我想他是让我们去长见识，让我们知道重大出土文物发掘的艰辛。据当地干部说，当时和武斗两派打了招呼，说也奇怪，郭老到的那天，两派武斗真的就暂停了。

雨后道路泥滑，上山途中看到早晨一辆卡车已经翻到山下。我们换乘的吉普车开到了尽可能的高处。七十六岁的父亲谢绝搀扶，兴致勃勃地和陪同人员及考古工作者走向墓穴。这是一座挖山成穴的大型崖墓，很有隐蔽性，从未被盗过。父亲走入墓穴，墓门还没有打开，战士从南耳室炸开了一个洞口，要经过一段坑道，下一段梯子才能到达墓室。父亲顺着梯子爬进墓内室。室内潮湿，地很滑，地面不平，拉的电灯光线有限。大家都怕父亲碰伤、摔倒。在2002年10月2日，我们再次去参观满城汉墓时，河北省文物工作局的老郑开着玩笑对我们说：我当时特别注意保护郭老的头，我还对大伙说，头可不能受伤，宝贝都在这里面。

▲郭沫若在外地视察。

父亲在后室看到首例出土的金缕玉衣、玉枕、错金博山炉、羊尊灯、难以计数的金瓶、金银铜陶器具等等。考古专家芦兆荫叙述道：郭老在墓穴里一直专心地听情况介绍，一直在看，很少表态，体现出非常严谨、科学的态度。考查后他肯定了考古工作队的分析，断言这就是刘胜的墓。他对身旁的黄副政委等人说：“毫无疑问，这就是汉景帝之子，第一代中山王刘胜的墓穴！”现在在保定地区人们喜欢传言着父亲的一句话：“刘胜啊！刘胜！我找了你好久，终于找到你了。”我并不知道这句话父亲是否真的说过，但是当地的朋友叮嘱我要把这句话表达出来。我想从大家的心意和流传着父亲的这句话，透出了人们对家乡出现了这样重大的文物出土，一直到今天还显示出的无比兴奋和自豪的心情。

▲郭沫若在“满城汉墓”文物挖掘现场。

当时父亲十分兴奋地对大家说：“刘胜墓地规模之宏大，文物之丰富，保存之完整，这在我一生的考古工作中都是罕见的。”父亲在墓地外的山顶部看了地势和周围山的走势，认为这是群墓，还有大的陪葬墓。报告再一次被批准，由原班人马把一百米外的另一个大墓开掘，随之发现了中山靖王之妻窦绾之墓。又一个金缕玉衣，还有长信宫灯及雀衔环杯等珍贵文物展现在了人们面前。

这两座汉墓从发现到发掘，从部队战士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到考古工作者的科学、认真态度，使得珍贵的文物没有遗失，没有被破坏，得到了尽可能完整的恢复。而那时进行这些工作正是在顶住了破四旧、反对学术权威、知识无用论的气氛下完成的。

1971年9月父亲陪柬埔寨宾努亲王走访西部地区，从新疆飞回兰州，在安排好外宾后，父亲得暇到甘肃省博物馆。当时的博物馆和文物单位也都是被关闭的。据父亲的秘书王廷芳同志的回忆文章写道：“馆里同志热情地接待了郭老一行，把很多珍贵文物都给郭老看了。郭老很高兴，对文物看得非常仔细。……他反复地向大家说：‘这都是些国宝，一定要把它保护好！’”父亲特别喜爱“马踏飞燕”的造型及工艺。他连说：“太好了，太美了，真有气魄。”父亲曾经对我们说：甘肃武威出土的“马踏飞燕”这个造型，反映了古代人民的智慧。他们形象地赋予了奔马的速度，可以把飞燕踏于奔马的蹄下。父亲对各种文物都十分珍爱，他总是对专业单位说：“你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珍宝保护好，保护不好，就对不起全国人民，对不起党，也对不起我们的祖先，更对不起我们的子孙后代啊！”我想这正是父亲看文物，审文物，他从来不私占一件文物的基本原因吧。1971年9月23日父亲将图书馆、博物馆的负责人王冶秋约到家里介绍了武威出土的一批铜器，特别是那匹铜奔马，建议充实到故宫举办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这一展览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父亲向周总理兴奋地讲述了情况，周总理也很重视。

这个展览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第一次举办的出土文物大型展览。一些国家正式提出希望将这些文物转到他们国家去展览。父亲亲自给周总理写报告，两天后得到了批准，并由父亲牵头赴外展出。英、法驻华大使参加了谈判，特别要求要把铜奔马列入展品中。父亲与王治秋及考古所所长夏鼐反复斟酌后，同意了他们的请求。“文化大革命”期间第一个赴英法展出的中国出土文物展成行了。父亲以他的工作保护了国家文物，向世人展示了祖国灿烂历史文化。显示了悠久文化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这一不争的事实。

现在“马踏飞燕”成了国家旅游的标记图案，金缕玉衣等文物也不停地在世界各国巡回展出。满城汉墓的发掘被列入20世纪国家一百项重大发现之一。

“文化大革命”造成许多刊物，特别是学术刊物停刊的不正常状况。父亲在给周总理申请文物出国展的报告中，还申请将停刊的《考古学报》、《文物》、《考古》三个学术刊物复刊。在周总理批示“同意”后，三个学术性刊物于1971年在全国最早恢复了出刊，为其他学术刊物的复刊创造了条件。据王廷芳所述，当时父亲将这三种学术刊物赠给许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外宾留作纪念。

随后发掘的长沙马王堆古墓及在国外举行的大型文物展览都得到了父亲的关怀和指导。父亲去世后每每在出土文物方面有重大发现时，我总有一种遗憾的心情，可惜父亲没能亲眼看到，要不他会有多么高兴啊！

▲郭沫若和爱子民英在一起读书。

我想父亲把考古学与历史学相辅相成地结合得那么的紧密，父亲那么重视考古，把考古作为推动历史学唯物研究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对父亲在考古、历史研究方面取得成绩是十分重要的。

常常有人问我们，你们兄弟姐妹中有没有继承父亲的历史、考古学问的。我如实回答：“没有。”小弟建英“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他当了玻璃厂高温车间吹玻璃的工人。在恢复高考时他曾想学考古，那时这是很冷门的专业，父亲知道后很高兴。但是建英又改学计算机软件专业，父亲也没有反对。父亲对我们的成长没有苛求，他希望我们健康成长。在允许的条件下，带我们了解社会，感受自然，扩大知识面……。现在回想起来和父亲生活在一起，我没有争取机会向他求学，真是后悔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