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观而善谓之摩

相观而善谓之摩——“佛学百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佛教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结集的硕果。20世纪之初，东西文明相互激荡，传统学术开始了现代转型的进程。佛学研究作为一门系统的理性的学科，也是从20世纪初逐渐兴起并走向繁荣的。为了进一步回顾和总结近百年来佛学研究的经验与不足，2006年10月16日至18日，“佛学百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及东湖碧波宾馆召开。这次会议由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佛光山文教基金会发起主办，中国佛学及佛教艺术研究中心承办，黄梅四祖寺友情赞助。

本次大会有来自印度、日本、韩国、德国、波兰、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的十多位佛学专家撰文参会；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区包括台湾大学、台湾政治大学、中华佛学研究所、佛光山文教基金会、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法住文化研究所在内的多所大学和佛学研究机构的学者、法师应邀参加；中国内地方面，有武汉大学、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贵州大学等几十所院校的大陆佛学专家提交了高质量的佛学论文。国内著名学者楼宇烈、赖永海、杨曾文、葛兆光、方广锠、黄夏年、邢东风、李志夫、郭文夫，以及德国慕尼黑大学Schilling Denie（谢林德）、澳大利亚学者David C Schack（沙学汉）、日本学者金子务、中嶋隆藏等都应邀出席了这次会议，武汉大学麻天祥教授作为会议的发起人承担了会议的组织工作。黄梅四祖寺和佛光山文教基金会以及香港旭日集团也派代表同时出席了大会。

会议历时三天，开幕式及大会发言于16日在哲学学院会议厅举行，17日在碧波宾馆分组进行热烈讨论。18日与会学者分别考察了黄梅四祖寺和光山净居寺。

这是首次学、教结合，海峡两岸共同举办的国际性学术盛会，近百名海内外、教内外学者共襄盛举，大会收到学术论文50余篇。与会学者站在新世纪的高度，围绕着“佛学百年”这个主题各抒己见，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相得益彰，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006年10月17日晚，中央电视台4频道新闻节目对大会作了实况报道。

一、佛学百年的综合性研究

佛学百年是这次学术会议的主题，宏观的综合性研究突出了会议宗旨，揭示了佛学在21世纪发的方向。武汉大学麻天祥教授提交了《科学与理性的佛学百年》，文章指出，从逻辑框架上看，百年佛学呈现寺僧、居士、学者三种形态，分别以卫教、弘法、济学为重心，有知解、信行两种方法，通经致用、探赜索隐两条道路，深入在哲学、历史、科学三个领域。总的来说，是多元与整合、趋向知解的多学科研究。具体表现为知解重于信行，学理盛于教宗。与僧团活动相比较，科学理性的学术研究占据主要地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黄夏年研究员提交了《20世纪的华严学研究》一文，对于20世纪的华严学研究进行了系统的回顾，给学术界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参考径路。北京师范大学徐文明教授提交了《百年佛教的历史命运与反思》，文章通过对佛教百年的坎坷命运的回顾与反思，指出佛教在今天仍然应当发挥其固有的社会功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和平做出贡献。香港中文大学人间佛教研究中心提交了《近代佛教发展的两次转型——以参与佛教为例》一文，对近代佛教的发展转型进行了研究，并对佛教未来的新形态作出展望。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詹志和也提交了《中国近代文化思潮中的佛教复兴》一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尕藏加研究员提交了《百年清代藏传佛教研究》一文，对20世纪以来在清代藏传佛教研究领域取得的学术成果作了综述。与此相对应，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纪华传博士提交的《二十世纪以来清代汉传佛教研究回顾》，对百年来清代汉传佛教的研究进行了统计分析。

方法问题是研究佛学的门径，也是这次会议探索的重点。南京大学赖永海教授的文章《要把佛学放到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进行研究——也谈佛学的研究方法》着重强调：中国佛学中的许多重大问题，都需要借助于某种研究方法才能给予较合理的说明。要把佛教放到所处的时代大背景中，放到时代的思想文化背景中去进行考察，也许对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能够有所助益——实际上，这就是研究方法问题。

南京大学哲学系杨维中教授提交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禅宗研究方法论的两次转向述评（1949～1991年）》一文，对1949年至2000年我国的禅宗研究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去考察，并对前两个阶段进行了认真的述评。

黄梅四祖寺《禅》编辑部提交了《生活禅和生活禅夏令营》的论文，详细介绍了净慧法师建设生活禅的“契理契机”原则，及其内容和历史价值。

二、唯识学研究

20世纪，唯识学复兴。与会学者对这一现象给予热情的关注。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首先发言，以《论熊十力对佛教唯识学的批评》为题，对过去百年唯识学关于“性体”、“性觉”与“性寂”的争论做出系统的梳理，突出熊氏建立仁心本体、体用不二、即体即用的新唯识学的创造精神。台湾中华佛学研究所李志夫研究员对于百年来华人学者对唯识学研究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和统计，指出有专书、论文及讲记等共有809种；作者379人。然后将这809种分为29个类别；也将379位作者按民国早期、台湾、大陆、海外学者分别列出，充分反映百年来唯识学研究的大概趋势。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后圣凯法师的论文《民国年间新旧唯识之论争》，对民国时期教内外学者对于唯识古学与唯识今学的争论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德国慕尼黑大学谢林德博士发表《中国晚清、民国初期哲学与政治思想接受唯识学的基础与动机》一文，作者以谭嗣同和章炳麟为主要案例对论题进行了颇有创意的研究。

三、学者和佛教人物的专题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杨曾文教授提交了《镰田茂雄的中国佛教史研究》一文，对镰田茂雄的学术思想进行了深入的评析。日本大阪大学金子务教授撰写《铃木大拙的中国体验——一九三四年的中国佛教的诸侧面》，对铃木大拙1934年中国之行的收获作了详细的介绍。日本爱媛大学法文学部邢东风教授以胡适的神会创始说为例对禅宗史研究与中央中心主义的关系进行探讨。指出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禅宗史研究始于胡适。作者通过细密的论证，寻求胡适在研究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运用的某些观念，并审视这些观念在中国禅宗史及佛教史的研究中是否适当。武汉大学吕有祥教授提交了《太虚法师对于佛教平等观的阐发》，对民国佛教领袖太虚大师的相关学术思想进行了独到的阐发。武汉大学孔祥珍提交了《论铃木大拙“非逻辑禅”对西方的影响》一文，文章在东西佛教交流的背景下，综合论述总结铃木大拙作为“世界禅者”的时代意义。武汉大学孙劲松提交了《略说松本史郎对于“禅”的误解》，对日本学者松本史郎的学术研究方法、研究结论提出了质疑。武汉大学徐弢副教授提交了《印顺的凡夫菩萨论与拉纳的超越基督论之比较》一文，文章以印顺的凡夫菩萨论和拉纳的超越基督论为例，对当代佛教和基督宗教的人本主义思潮加以了比较研究，以期能够促进这两大宗教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桑靖宇博士提交了《百年来中观学的代表——印顺“缘起性空”思想略谈》一文，介绍了印顺法师学习中观学和写作《中观今论》的过程，并对印顺的中观思想进行了述评。武汉大学黄敏博士提交了《冯友兰对禅宗研究的贡献》一文，对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禅宗研究进行了述评。

厦门大学刘泽亮提交《千年黄檗百年魂》一文，对百年来的黄檗希运禅学思想研究作了概要式的回顾与尝试性的评论。武汉大学李志军提交了《“慧能三偈”是非百年》一文，对百年来围绕慧能嗣法三偈的学术研究进行了总结。

四、地域佛教与地域佛学研究

新疆塔里木大学的廖肇羽、贾东提交了《再续小西天的佛教文化薪火》一文，对近现代西域佛教的研究进行了述评，文章简要回顾西域佛教兴衰流变，叙述晚清以降学者有关西域佛教的研究和译介成果，作者在此基础上还探讨西域佛教在特定地区进行创造性的现代转化的可能性。澳大利亚Griffith大学沙学汉教授提交了《社会性参与的佛教——文明社会和台湾文明》，对中国台湾地区的佛教发展与社会文明进步的互动进行了研究。

印度Assam大学历史系教师Birendra Nath Prasad提交了《超越僧侣之墙：在近百年中印度僧侣佛教之功能程度的主要趋势和前景》，对百年来的印度佛教进行了介绍。日本郡山女子大学何燕生博士提交的论文——《失宠的偶像——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的佛教研究及其困境》，文章指出日本的佛教研究迄今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在其方法论上，同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面临着从未经历过的困境；如何回应这些问题，走出困境，可以说是摆在当前日本佛教学术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北京大学李四龙博士则提交了一篇关于欧美佛教研究的论文，文章对欧美佛教研究的分期与转型进行了深入研究，作者介绍了与回顾欧美佛教学者在四个不同时期的主要工作与成果，揭示他们的研究方法的两次转型。加拿大学者钟繁敏提交了《从易经原始变化观念看爱城百年佛教发展》一文，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对加拿大一个地区的佛教发展进行了介绍。

五、敦煌学与佛教经典研究

敦煌佛教文献的发现，把佛学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上海师范大学方广锠教授的论文《敦煌遗书与佛教研究——新材料与新问题》，指出佛学研究者应当进一步注重敦煌文献。敦煌遗书之中有很多珍宝等待我们去发掘。方教授的观点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响应。南京师范大学明成满博士提交了《大陆地区敦煌寺院经济研究综述》一文，指出大陆地区学者对敦煌寺院经济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进展迅速，在敦煌僧侣个体私有经济，敦煌寺院的财产及其管理、经济经营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作者还提出今后的研究应该注重薄弱领域，要加深对海外和台湾学者相关研究成果和交叉领域的了解。

南京师范大学张淼对百年来佛教学者运用敦煌文献等材料进行的伪经研究进行了总结，提交了《百年佛教疑伪经研究略述》一文。台湾师范大学黄连忠博士提交的有关敦煌写本坛经研究的文章，勾勒出百年来《坛经》敦煌写本研究的历程与后续研究发展的蓝图。青年学者姚彬彬以吕澂、印顺、牟宗三为主要视角对民国时期的《起信》真伪之争进行了回顾和反思。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桑大鹏则撰写了《〈华严经〉研究百年述论》，指出了百年来《华严经》研究的六个方向。

六、佛学与宗教学研究

与这次会议相关的还有佛学与宗教学的研究。台湾大学哲学系郭文夫教授提交的《佛教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文，从历史的缘起，关怀哲学与文化、宗教的悲智层面，对印度原始佛教、中国大陆及中国台湾地区与世界的佛教学、佛学在当代思想的意义与价值三个层面展开了新颖的论述。复旦大学宗教研究所王雷泉教授也提交了《世纪之交宗教研究的反思与展望》一文，为中国学者的宗教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美国佛州大学宗教系Mario Poceski教授提交了《网络和数字化资料成长对中国佛学研究的影响》一文，对网络技术在佛学研究中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韩秉芳撰写《宗教未来之我见》一文，以佛教为例对中国宗教的未来进行了大胆的展望，提出党和政府要继续支持佛教以及各大宗教正常发展，学术界应努力弘扬佛教文化，为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另外，与会学者还在道信大师生平、居士佛教、佛教文化、佛教教育以及佛陀的梵行观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大会在以上几个方面的讨论中，展现出两大特色。其一是对百年来的佛教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认真地总结过去，才能开辟未来，与会专家提交的论文涉及佛学百年研究的方方面面，资料之翔实、论证之精细，都达到了学术总结的新高度。这次会议的成果必将对佛学研究的深入拓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其二是对佛学研究方法论进行深入的总结与反思。佛学百年，无论是综合性研究，还是专题探索；无论是胡适禅学还是日本佛学，无论是日本的批判佛教风暴还是中国“文革”前后的宗教批判，无论是人本主义研究还是其他哲学方法论的运用，研究方法大都来自西方学术体系。现代佛学的历史观、方法论与传统佛教的历史观、方法论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究竟是提升和创新了学术思想还是破坏了研究对象的原有结构，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许多与会学者在会议讨论中提出，在继承和发扬原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继续开拓，推动佛学研究在21世纪的长足发展。

“佛学百年国际研讨会”是一次成功的国际性学术盛会，这次会议体现了教内外合作交流的精神。国内国际、两岸学者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在学术交流中沟通了情感，增加了友谊。来自亚洲、欧洲、北美洲的多位学者在佛学研究方法论、佛学百年在欧美的传播、中外佛教交流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既展示了佛教作为世界宗教的巨大影响力，也显示了现代佛学研究的国际化趋势。《礼》云：“相观而善谓之摩……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开展学术交流、相互观摩讨论是提高学者学术水平、丰富人类文明成果的一个重要途径。参加“佛学百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学者在坦诚开放的气氛中展开了“和而不同”讨论，对前辈的思想成果做出历史的总结和深刻的评判，对新时期佛学研究的方向方法进行了睿智的展望。在世纪之初召开这次会议，必将对佛学研究的深入拓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孙劲松整理

麻天祥修订2006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