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心理分析

1.佛教心理分析

从心理学的角度，对佛法进行专门剖析，则是梁启超的一大创造。他在《说大毗婆沙》一文中，说明何以要研究“大慧古德之著述”时陈述:

欲使佛教普及于今代，非将其科学的精神力图发展不可。质言之，则当从认识论及心理学上发挥而已。而《毗婆沙》则其渊薮且其关键也。

梁启超所说的《大毗婆沙》，实际上是《发智论》的注疏，有玄奘译本。梁启超认为它是佛教哲学和心理学的力作，“对于心理之观察分析渊渊入微”，其要点是“法性恒有”，且“多从不空方面立论”，“力辟当时‘经量部’所主张之‘过未无体说’”。据此梁启超解释说:

其意谓倘不承认吾人心理之活动及其对境为实有体性，则认识之可能性先自不成立;吾人复何凭借以言觉悟，言解脱者，就此点论，则龙树一派实含消极的意义，而《婆沙》诸师，乃始终认识积极的意义。后此唯识宗之言“三自性”，华严宗之言“事理无碍”，虽谓皆汲《婆沙》之流可也。

他指明了《大毗婆沙》对心理活动分析的意义以及作为唯识宗“三自性”，华严宗“事理无碍”理论的渊源。梁启超还根据《大毗婆沙》以慧为上，“慧能安立诸法自相共相，能分别诸法自相共相，破自体愚及所缘愚”，进一步说明:

所谓慧者，对于宇宙万有之自相共相，能安立之(规定)，能分别之(分析)，然后能涤邪见而契真理焉，即此认识论之作用也。慧不惟与意识相应，且与前五识相应，此经验论之所以可废也。质言之，则《婆沙论》盖绝对的主知主义、自发主义，而与大众部诸派的主情意的、重信仰的，其立脚点显然不同也。

梁启超这一分析，从根本上表明了他的“先验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其目的显然是为其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找寻心理上和认识上的依据。这不仅是从佛卷中撷取的思辨材料，而且由此可以看到康德“先验知性”的痕迹。从这点上讲，他和马赫的“感觉经验主义”又握手言别了。

《佛教心理学浅测》和《说无我》应当说是梁启超佛教哲学研究的代表作。它们都是借释“五蕴皆空”之名，证明无我之义，进而确立“万法唯识”的道理，最终要达到“转识成智”，创造进化的目的。

他说佛家所说的“法”，就是心理学。“小乘俱舍家说的七十五法，大乘瑜伽说的百法，除却说明心理现象外，更有何话说?试看所谓五蕴，所谓十二因缘，所谓十二处，十八界，所谓八识，那一门子不是心理学?又如四圣谛、八正道等种种法门所说修养工夫，也不外根据心理学上正当见解，把意识结习层层剥落。”⁽⁸⁾同时指出，佛教对“心识之相”的剖析和现代欧美所谓的心理学，应当是一个范畴。而佛教所谓的“证”则是超心理学的，即超科学的，因而不在论述的范围(“证”在佛家有更多的神秘色彩，梁避而不谈，我们也不必做进一步解释)。

法，梵语达磨，意谓兼摄有体无体，该尽一切者。用现代的话解，它包括物质、物质运动、社会变化、心理活动等，是一切现象的总称。梁启超说“法”就是心理学，是建立在“万法唯识”这一观念上的特别结论。他认为一切现象既然为“识”所变现，是意识流转变迁所形成的不同的“相”，因此说“法”就是意识流转的状态，就是心理学。如此判释佛法，无疑是正确的，当然也把他的认识论彻底地唯心化了。

他为了阐明这个道理，针对佛教的经义，从心理活动的角度，在“五蕴皆空”，“唯识所变”，“一切皆幻”这三个层面上展开了他的论点。他首先引证《大乘五蕴论》说:

佛家以为从心理过程上观察，有种种观念在时间上相续，继起……用论理的方法分为五类，每类都是状态和状态联构而成，一聚一聚的，所以叫做聚，又叫做蕴。

五蕴是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佛家以为心理的表象，这五种包括无遗。

他进一步解释并发挥佛教的这些概念:

一色蕴(Bupa)物质态=感觉之客观化

二受蕴(Vedana)感觉

三想蕴(Sanna)知觉联想印象

四行蕴(Sankhara)执意思维或称行为

五识蕴(Ninnana)了别集起或称心理活动之统一状态

色为物，“是客观性较强的事物”，后四者是心，“是内界心理活动的现象”。这种分类方式，按说是符合认识的客观性的，因此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但他又说，佛家为了破“我”和“我所”，还有第二种分类法:前四者是认识对象，即我所。识是认识的主体，即我。把感觉、知性、思维等意识活动统统归于认识对象，便暴露了佛家和梁氏的玄秘了。他强调，一般认为前四种现象是“我”观察认识的对象，故为“我所”。以“识”为我，表明前四蕴与认识的对峙。由是说明色、受、想、行，均为识所变现，为“万法唯识”的理论寻求到一个科学依据。

梁启超指出，受是感觉;想是于境取相，即知觉、联想、印象;行是造作，这里指心的造作，即我们现在称为思维之类的心理活动。这三蕴是人所共知的心理过程，说它们是无常和空则不难理解。就常识而言，色蕴应当是客观存在，识蕴则是主观所依;但佛说它们和前三者一样是空和无常。梁启超“引经据典”，力图说明这令人眩惑不解的道理。

云何色蕴?谓四大种及四大种所造色。⁽⁹⁾

梁启超列图表如下:

所谓四大种，即指四种性，“造色”即是四种性所构造出来的形形色色的事物。梁启超沿着佛家思维的路径，认为不仅五根、五境，“不能离开我们心理而独立存在”，即使坚、湿、暖、动这些客观存在的四种性，也不过是主观的评价，也“离不开心理经验”，它们只是“经验集积的表象”，“是受、想、行种种经历现出来”的幻影。用梁启超的话说则是“感觉的客观化”。

识蕴，以了别为性，即能认识，是认识的主体。佛家对识剖析入微，分为六识乃至八识，即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再加上第七末那识和第八阿赖耶识。他举例说:“眼睛与外界的颜色相缘，才能发生所谓眼识”，即“根尘生识”。根即五根加意根，尘即六根所触之法名六尘。也就是说只有根和尘“和合所依”，才能产生识，故说“识从三和合生”。佛教对认识事物的途径所做的分析，包含了许多合理的因素和丰富的辩证思维，的确像梁启超所说的:“若论内省的观察之深刻，论理上施设之精密，恐怕现代西洋心理学大家还要让几步哩。”然而唯识宗又增加了思量的第七识和集起的第八识，后者“能将刹那生灭心所积经验执持保藏”，则使其辩证法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说识(实指第八识)“又能使这个观念继续集起不断”，一方面认为色、受、想、行、识“是心理活动过程由粗入细的五种记号”，一切皆空，一切无常;另一方面力图证明“色、受、想、行，皆识所变现”，当然世间万物存在也皆为识所造作。所以他认为人生、宇宙，“只是事情和事情交互，状态和状态的衔接”，它们随着人们心态的变化，随生随往，随变随灭，随灭随生，这便是他那“历史为人类心力所构成”⁽¹⁰⁾的根本依据。

另外，梁启超解释五蕴皆空的道理，皆在说明一切皆空，一切无常，破除“我执”，“教人脱离无常苦恼的生活状态”，而进入“无我我所”的境界，则体现了他的佛学研究的另一个特点——对佛学的经世性改造，这里就不再详述了。

既然一切皆空，唯识所变，那么“境由心造”便是必然的逻辑的结论。在心物关系上，梁启超集儒、佛、马赫主义为一体，从佛经中吸取了辩证思维的养分，借助心理分析，阐明他的认识论。他在《惟心》一文中，开宗明义:

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幻，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

他列举了很多生活中的不同感受，力图证明这一观念的正确性。诸如“月上柳梢，人约黄昏”和“杜鹃声声不忍闻，欲黄昏，雨打梨花深闭门”，“一为欢憨，一为愁惨，其境绝异”。“戴黄眼镜者所见物一切皆黄，口含黄莲者所食物一切皆苦”，就是这个道理。因此他的结论是:

其分别不在物，而在我。故曰:三界唯心。

这基本上是照搬法相宗阿赖耶识变现世界万象的思想。基于这一思想，他无限夸大心力的作用，不仅认为“世界莫大于人，人莫大于心”⁽¹¹⁾，“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而且认为人的“心力是宇宙间最伟大的东西，而且具有不可思议的神秘性”，⁽¹²⁾具有“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诸侯”的身份。他把历史说成是人类“运其心力以征服自然界”⁽¹³⁾的结果，所以他又说心力“是生活的原动力”⁽¹⁴⁾，是创造历史的神秘力量。

另外，梁启超对宇宙的认识，也是基于佛学五蕴皆空的道理所推行出来的缘起无常之说。佛家认为，宇宙是由无量数的三千世界所构成的无限空间，是成、住、坏、空四劫(有人计算，按佛教所说，一小劫大约一千六百万年，一中劫三十二亿年，一大劫一百二十八亿年)和无尽循环的无限时间;认为世间万物都相待而存，随缘而起，迁流不息。梁氏正是利用这一卓越的辩证观念，构建起他的宇宙观的。他说“宇宙是不圆满的，正在创造之中……常为缺陷，常为未济”，⁽¹⁵⁾而且“方生方灭，方灭方生，生灭相衔，方成进化”，同时指出:“变化流转就是宇宙的真相。”⁽¹⁶⁾这首先否定了隐含在传统观念中的“天”“神”创世说的“天”本体论和有神论，准确地把握了宇宙存在的客观性和不断发展变化的真相。他还强调这种宇宙未济之说，“并非论理学的认识，实在如此”⁽¹⁷⁾。当然，他对宇宙的认识，并不像佛家那样，停留在那些空有虚无的玄妙之谈，而是认为宇宙观和人生观是互相渗透的。“宇宙即是人生，人生即是宇宙”，⁽¹⁸⁾其目的在于说明“生也有涯，知也无涯”和“知不可为”的道理，启发人们在无边无尽、永不圆满的宇宙中，不懈地创造，努力地追求。

至于他说“宇宙间的一切现象，乃意识流转所构成”，“是人类自由意志发动的结果”，这既肯定了流转变化是宇宙的真相，又确信这种“变化流转之权操之在我”。⁽¹⁹⁾后者显然是从法相宗“万法唯识”的名相分析中得来的，是他那“境由心造”的哲学命题和心力征服世界，“自由意志”，“人类心能”创造开拓历史的唯心史观的理论基石。这意识流转构成宇宙万象变化的理论，把他宇宙观中的合理的辩证因素，完全吞没在唯心主义的社会历史观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