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思想的主要特点

2.佛学思想的主要特点

尽管太虚热心于佛教的改革事业，但作为一个佛教徒，他自然还是以佛法应世的。不过他的佛学思想已经离开了佛教的圣殿，走向俗世的是非场所来了，因而表现出明显的入世倾向和鲜明的治世色彩。我们可以用“通”、“博”和“奇”三个字概括他的思想特色。从佛教这方面来看，他的思想离经叛道;由世俗的眼光看又显得杂乱而不成章法。所谓“学综内外，化洽中西”⁽¹²³⁾，“会萃华梵”⁽¹²⁴⁾，“不拘一宗”⁽¹²⁵⁾，虽系溢美之词，但也可见其思想之一斑。

“奇”意指其敢于标新立异，大胆地用世俗的政治思想诠释佛理，完全立足于社会，立足于人生。“通”一指其不墨守成规，能接受新思想，即通泰的“通”;二指融会贯通的“通”。“博”意谓学识渊博，思路开阔，仅以其通俗著作而言，自《周易》蠡测至禅定神通与原子弹等文不下数百种，即使谈起美金行市也如数家珍。而“通”和“博”这两者也是互相联系的，只有通(泰)才能博;只有博才能(贯)通;只有博和通才表现了“奇”;而“奇”则进一步显现了他的“通”和“博”。就此三者相比较而言，“通”则表现得尤为明显和具体。他通中西，通儒释，通世出世法，企图融贯大乘八宗及古今一切宗教、哲学、科学思想，使佛法成为现代科学中的佛学。他认为:“佛学从觉悟而来，哲学从推理而来，科学从经验而来……科学愈发达，佛的真意愈显……科学是求物质的进步，而佛学是求心理的进步。”⁽¹²⁶⁾力求在科学、哲学、佛学之间求同存异。单就佛教而言，他通禅教，通性相，通显密，既主张“分宗专究”，又坚持“殊途同归”。他认为“门门入道”、“头头是道”是中国佛教的特色。他根据中国佛教发展中求同求通的趋势，别大乘为三宗，融八宗为一体，全面贯彻了佛教各宗的教义。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历经四五个世纪，至隋唐达全盛阶段。随着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综合了南北朝时期佛教实践性和思辨性的不同特征，由不同的学派，分别演进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宗派。正如太虚所说:“论震旦之佛法，以隋唐为盛，六朝以往，发端而微，五代以降，残废而偏。于隋唐诸宗大别为南山、少室、开元、庐山、嘉祥、慈恩、天台、清凉之八宗”⁽¹²⁷⁾，指明佛教发展的历史过程，以及隋唐所形成的律、禅、密、净、三论、法相、天台及华严八宗。此八宗或弘教理而重思辨，或讲修行而重实践;真如缘起或诸法实相;是心是佛或见性成佛;万法唯识或圆融无碍，各扇宗风，莫衷一是，争论繁兴，党同伐异。即使到宋元以后，各宗虽呈现融合之趋势，但是，依然各有所宗，晚清居士佛学诸宗合流的倡导，经世佛学禅、教、性、相融合的实践，也不能完全消除沙门中的门户之见，致使学者迷惘而无所适从。太虚不同于前此以往的佛门弟子，虽师承禅宗，精研法相，但从无门户之见。他博习诸宗，平等宣示，对密宗和净土法门也兴趣盎然。其语录第十一节云:“密宗所以翘于诸宗之上者，亦自有理由。以前法界缘起为自证最高位，惟密宗则依佛果，回佛向生，回自向他，回真向上，得殊胜利他之方便……然以回佛向生之利他言，则净土但以业缚众生一念即成佛果，为法之简，摄机之普，则又在其上矣。”这显然投合了他入世济人的怀抱，故有此言。

鉴于过去僧伽多束于教，太虚则多论佛理，少说佛教。论及佛理，又多以现代思想参综熔铸而不拘守成法。他在其《佛教各宗源流》一书中合论大乘各宗教义，贯而通之，从理论上彻底消除了宗门的偏见。

他将佛教八宗以七对义门摄而该之，造成了一个“全始贯终，全终彻始，无一不具一切，一切摄一”的统一体，并列图示之。他解释这个模式“由竖观之，可见顺序之则，前南山而后清凉。逆序之则，前清凉而后南山。由横观之，可见顺序之则，前清凉而后南山，逆序之则，前南山而后清凉。⁽¹²⁸⁾盖逆顺皆次第，横竖悉通达也。”

由内容言之，他说:“戒为佛道之基”，“五戒不守一，不得具人格……故以基独配南山。所基之道⁽¹²⁹⁾则即余七宗”，首先标出了人格为修佛道之基。他根据《华严疏钞》，又分道为教、证一对，教为可说，证为自觉，证智离言而不可说。而禅宗以世尊拈花传法，不立文字，故以禅宗配证，余六宗皆言教。教分显、密，密以三密相应为法，故密宗属之，余五宗皆属显教。显中分法、信，净土属信，唯识属相，三论配慧，法华会归佛乘为终，华严根本法轮为始。最后他又说:“南山宗曰圆教戒体，嘉祥宗曰无得正观，开元宗曰本不生菩提心，庐山宗曰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则亦一而已。”在这里，有基，有始，有终，在形式上确实联为一体了。同时他又概括八宗教义为空慧、唯识和真如三宗，其关系如图示:

太虚在这里说得更为明白:“夫同一大乘教，特其所诠于境行果有所偏重，或自证化他有偏重……而统计其全，则平等平等也。大乘八家，均以实相法界为根本，以妙觉佛果为究竟，以此根本义故、究竟义故，同一大乘，平等平等。”⁽¹³⁰⁾也就是说大乘八宗，尽管说法有所侧重，但从根本和目的上讲，却是相同的，所以它们应当是平等的。如果据侧重不同判教之高下，互争优劣，实在是一种偏执。太虚的意思就是通过对八宗的详细分析，阐明它们的共同特性和内在联系，以求在理论上完成佛教的统一，才能实现整个佛教组织上的统一。但是从上述繁琐而晦涩的罗列里，很难找出贯彻始终的逻辑关系，终难免有“分河饮水”之嫌。所以他还是强调了“分宗专究”、“贵在一门深造”，“久修自知殊途同归”的道理，这就掩盖了他思辨方面的缺陷。当然他的目的还是非常清楚的，即说明八宗为“同一教乘”，而“教为诠理”，“理为起行”⁽¹³¹⁾，使人们从根本上先悟大乘度人救世之心，“普融前义，开建人乘趣大乘行果之佛学”⁽¹³²⁾，体悟“无生死可出，无涅槃可证”的世出世法，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生，这足见其用心之良苦。

毫无疑问，太虚同样崇尚唯识，其唯物通唯识，佛法即哲学，唯识与科学哲学、辩证法的论述，显然有时代的深刻烙印。详细内容见唯识学研究章。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契机原则”。其实表现了他的思想的另一个特色，即“变”。就其佛学思想而言，曾先后有传统的佛教观念，附小于大，八宗平等的思想以及三期三系之说。⁽¹³³⁾僧制改革的思想表现前后也多不相同。其原因虽有文化、思想、历史的根源，但常受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而变迁，这也是他被誉为政治和尚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强调佛法要“适应这现代的思想潮流”，“适应时代性的转移，随时代以发扬佛法之教化功用”。⁽¹³⁴⁾他在《复亦幻书》中也说:“揆度我国将成一欧美式的民主国，故《整理僧伽制度论》，为适应建设。然以国内军阀割据，改变迭起……遂适应改为《僧制今论》。民国二十年后，外因世界经济大恐慌，内觉中国佛教会无有全国性之健全组织，另为《建僧大纲》拟议。今更缩为先建菩萨学处，皆由中国经济、政治无一确定之趋向。”这一方面表现了他融佛法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入世精神，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随风转向，过于迁就政治形势，思想基础缺乏相对稳定性的多变性格。因此，他没有构建起独树一帜的稳固的思想体系也就不难理解了。他虽然著作等身，余勇可贾，但在近代史上相对失色的道理也在于此。

由此可见，尽管太虚博览群经，知识渊博，而且力图建立起融世出世法为一体的新佛学体系。但由于其思想的多变和思辨性的不足，处处表现为博而杂糅，通而支离，理论上基本没有什么建树。作为一个近代著名佛教大师，其主要贡献在于改革佛教，促成佛教入世转向以及与此有关的社会活动上，这是应予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