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思想的入世转向

4.佛学思想的入世转向

任何宗教都不能真正离开俗世而存在，它们都有其俗世史的一面。佛教，尤其是中国佛教更不能例外。我们在前面凡涉及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时，反复提到这一点。他的出家并非消极遁世，去世避愁，而是“意在导俗”，要以文化介入思想领域，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养，以佛教的自尊自强、物我两忘、悲天悯人、勇猛精进的精神，挽救国民“已死之心”，改造国民性。他一再强调自身的道德修身，开示众生，自利利他、现世即为乐土以及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就是这一精神的具体表现。他说:“至发心以后，处众独处皆无不可”，因为“虽形影相吊，非绝物也。其毕事无闻，非尚隐也”。⁽¹⁷⁷⁾他称赞胡寄尘编的《四上人诗钞》:“导俗砭世，意至善也。”⁽¹⁷⁸⁾这些充分表现了他强调佛法就在世间的入世精神。

特别是他在《致浙江省当局蔡元培先生等》一文中，推荐“富于新思想，久负改革之宏愿”的太虚、弘伞为委员，“专任整顿僧众之事”，建议改革僧制，则更富于入世的精神。他首先提出，“对于服务社会之一派”，要“尽力提倡”，对于不利于社会的一面宜做妥善处置。以太虚为首的佛教界，提出“三大革命”，农禅或工禅并重等改革方针，不能不说有李叔同的倡导之功。

诚然，做为农业社会的中国，僧徒不劳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早在宋代，百丈怀诲所订的百丈清规普请制，就主张僧众同时集体劳动，持“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原则，便是对原始佛教主张不劳而获，乞食纳衣的否定。但这一主张引起了教义上的非难，因而始终不能作为普通的制度而实行。所以李叔同寄希望于佛教改革，不仅赋予了世俗活动以宗教的意义，而且主要肯定了世间活动的价值。尽管这一方针不是由李叔同提出的，但从总体上看，他在促进僧制改革方面的功绩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