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化，实现理论与现实的弥合

增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提高民众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度，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实现理论与现实的弥合。党的十七大提出“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科学命题，这是让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让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现实需要。

一、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发展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吸收新的时代内容，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根本要求就是要反映时代愿望、回答时代课题、引领时代潮流，使马克思主义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使马克思主义充满时代气息，不因时代的发展而丧失生命力和吸引力。

（一）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必要性

理论是时代的产物，是对时代问题理性思考的结晶。任何一种理论体系都与其产生的时代有着密切的关联，都有一个时代性问题。理论的时代性，一方面取决于理论研究对象的时代特征，另一方面取决于理论解释和解决问题的透彻程度。一般地说，理论研究的对象是现时的、生动的、变化的，时代的变迁会使研究对象发生变化，时代问题的消失或解决，标志着理论对实践指导作用的丧失，也表明这种理论历史使命的完成，因而任何一种理论就其内容来说都有时代的局限性。马克思主义自始至终反映着时代精神。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正值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和无产阶级兴起的时代。那个时代的主要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向何处去？人类向何处去？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什么？无产阶级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是什么？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途径、前途是什么？无产阶级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世界观、方法论来观察世界、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正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研究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产生的。马克思一生从事科学研究和实践活动的目的，旨在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而且终其一生一直在追问资本主义存在的合理性。在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根源在于私有制。空想社会主义者最早抨击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指出私有制是社会存在贫富不均以及其他种种罪恶的“总根源”，因此，要消除这种不公正的现象，就必须废除私有制。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他们不可能真正找到产生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的社会根源，更不可能指明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正确途径。马克思批评他们的政治经济学没有说明私有制是如何产生的问题，指出“政治经济学没有想到提出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马克思在理论上超越政治经济学派的地方在于，他不仅提出了私有制的合理性问题，并把这一问题转换成对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合理性的追问。正是通过不断地追问这些问题，马克思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揭露和批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从理论和实践上提供了科学的支撑。从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是资本主义时代造就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件事也许有某种意义：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1]“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2]列宁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垄断阶段的帝国主义时代，俄国又是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带有浓厚封建军事色彩的帝国主义国家。列宁需要解答的重大问题是：如何认识已经发展到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在经济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俄国，无产阶级能否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夺取最后的胜利？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该怎样去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对上述问题的科学回答就产生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深刻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长盛不衰的魅力所在。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面向当代中国时代问题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扎根、开花、结果，是解决时代问题的需要。20世纪初的世界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战争与革命”是当时的时代主题；20世纪初的中国是经济、文化落后特别是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生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正确回答“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对上述问题的正确回答就产生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自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们又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我们党进行了长期艰辛的探索，取得了许多重要思想成果，也经历了曲折和失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深刻分析中国的现实和时代的变化，系统回答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的性质和所处的发展阶段，在经济和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国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可不可以搞市场经济，在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什么是发展、为谁发展和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科学回答，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引领时代发展的伟力。

当前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马克思主义在部分青年学生、群众甚至少数党员领导干部中遭受到了“冷遇”，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被边缘化了。究其原因，这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出现了问题，而是我们的某些理论研究远离当今时代，远离“中国问题”，远离大众生活，站在了时代之外。

（二）直面现实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走进时代，直面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并给予深刻理论透视的马克思主义，才是当代中国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才是人民大众最期待的马克思主义。以时代问题为中心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以贯之的方法和出发点。马克思指出，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和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人类社会推向前进。他说：“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却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3]离开“时代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就变成了书斋之中的幻梦、时代之外的遐想，很难说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以时代问题为中心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之源。抓住每个时代中涉及人类生存和发展根本命运的问题加以深入的研究，既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在场”方式，也是马克思主义走进大众心灵的良好契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总是在直面“中国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得到发展的，也是在回答这类问题的过程中不断获得大众认可的。当然，“问题”有真假之分，关键是要准确捕捉属于这个时代、属于我们自己的“问题”，即我们常说的“真问题”。当前，我们面临着太多的时代问题，比如：全球风险问题、技术异化问题、现代性危机问题、消费（休闲）社会问题、大众文化问题、生态问题、女性问题、价值问题、伦理问题、制度问题、人口问题、家庭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待于马克思主义给予深刻的理论透视和科学的理论回答。以时代问题为中心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目的在于引导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当然包括对经典的解释，但不能停留于此。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要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核心理念，为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发展提供引导，为引领中国的未来发展确立方向。

简而言之，只有进入时代的深处，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实现理论与现实的结合，才能真正彰显马克思主义吸引力、凝聚力。

二、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党的创新理论由理论的抽象转化为理论的具体生动和通俗易懂，由被少数人理解和掌握转化为广大群众实践活动的内在动力，并在群众的实践过程中进一步升华，提高马克思主义的深度和广度；就是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通过宣传普及活动深入到群众中去，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来“化”大众，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大众的实践；同时，又是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即用大众的实践经验以及被升华的新理论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质就是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让群众掌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并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品位降低或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庸俗化，而是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落到实处的客观要求。事实上，增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与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是互为促进的过程，一方面，推动理论大众化首先其理论要有一定吸引力，然后才能更好地实现大众化；另一方面，通过不断创新方式方法推进理论的大众化，从而使理论的吸引力更加彰显。

（一）健全大众化的机制

大众化机制是指大众化各要素的构成方式、作用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大众化整体的运行方式和功能，它是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增强理论吸引力的基本保障。健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机制主要包括健全领导机制、动力机制、创新机制、保障机制。

1.建立健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领导机制

领导机制就是解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由谁负责、由谁管理的问题。健全的领导机制是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前提。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形成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党政主要领导亲自抓，党政各部门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齐抓共管的领导体制。

（1）要加强党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领导和管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当然也是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领导核心。实现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掌握大众、大众掌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自觉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去的宏伟目标，离不开党的领导。

（2）加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行政领导。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这样的思想理论工作不仅是党委部门的事情，而且是行政部门的事情。因为党的领导主要是宏观上的政治、思想、组织的领导，要健全大众化管理体制，必须把它纳入行政管理的轨道。行政、业务部门的工作如果要有效，前提是必须搞好人的思想工作，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就是统一社会大众的思想，让社会大众的思想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想工作既是搞好行政业务工作的必要手段，又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因此，行政、业务部门的领导者要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把它纳入整个工作计划，结合具体工作，分工负责，带头去抓，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创造条件，提供人、财、物等方面的保证。

（3）整合社会各阶层的力量加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就要求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大众、服务于大众，特别是在社会大众传播媒介日益成为一种新兴教育力量的情况下，必须优化整合社会各阶层的力量，发挥大众的伟大作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就是群众路线，我们党之所以取得胜利就在于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我们依靠工、青、妇等群众组织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因为这些组织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与群众联系紧密，是党组织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力量。还有，在群众的帮助下，我们加强企业、社区、家庭的社会教育，才会不留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真空。只有全社会都担负起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芒才会照亮全社会，因而也才更有吸引力。

2.建立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动力机制

在现实中，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动力来源于党的重视和引导，来源于大众的思想素质和认知水平。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党在激发人民群众提高思想认识、实现自我价值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如通过目标激励、精神鼓励的手段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新变化，迫切需要建立与当今时代相适应的思想导向和义利结合的激励机制。邓小平说：“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4]因此，义利结合的激励机制是新时期探索新机制的重要内容，也是调动人们积极性，树立共同理想的重要基础。要尽快建立适合我国各行各业实际情况的、能调动人们积极性的分配制度，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宣传中言之有理，言之有物，理直气壮地引导中国人民投身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去，在实现共同理想的过程中，提高思想觉悟，追求自我价值和实现利益追求，从而增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

（二）创新大众化方式方法

推进理论大众化，增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的另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创新大众化方式方法。所谓方法，就是人们为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达到一定目的所采取的活动方式、程序和手段的总和，是“在给定的前提下，为达到一个目的而采取的行动、手段或方式”。^[5]就其本质而言，方法是人们对客观规律的科学把握与自觉运用，是人们在长期的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中形成、发展的关于人的自身活动的法则。作为人的自身活动的法则，方法首先表现为人的活动（认识活动或者实践活动）的中介因素。而一般意义上的方法是指人们达到预期目的的一种手段、工具、途径、技术或范式，作为活动主体的人与作为活动客体的具体对象，正是通过方法才得以在活动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可以说，只有不断创新宣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才能提高理论宣传的效度，不仅使理论走进广大老百姓的心里，更能成为人们行为的自觉。

1.实现宣传方式方法的多样化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日益多样化，使得人们学习和接受理论宣传教育的方式也日益多样化。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不仅要求表述的通俗化，而且要通过宣传形式的多样化来增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宣传要贴近群众，紧密联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联系人民群众的思想、生活实际，以群众身边的典型事例去说服人、引导人，不断创新各种形式。进行各种形式的宣传，可以通过举办各种学习培训班、讲坛、论坛、报告会、主题教育、知识竞赛等传统的宣传教育活动，还可以把理论宣传工作与大众的兴趣点、关注点和接受方式结合起来，把理论宣传融入文艺、广告、信息、休闲等各种社会生活中，广泛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宣传普及工作，真正做到寓教于乐，让老百姓在学习工作、生活休闲中潜移默化地接受理论教化。坚持统一组织和民间形式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要以党的宣传部门为中心，以各种新闻媒体、教育系统、社区等为基本单位，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宣传普及网络；另一方面还应发挥民间形式的自主作用，如民间的文娱活动等。

2.推进传播手段的现代化

当前，我们已经进入全新的信息社会时代，信息传播技术和传播手段的革新与变化日益加快，新的传播媒介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新媒介主要指伴随卫星通信、数字化、多媒体和计算机网络等技术发展而出现的新型传播媒介，包括跨国卫星广播电视、多频道有线电视，文字、音像的电子出版以及作为信息高速公路之雏形的互联网络等等。”^[6]在现代传播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理论传播要主动适应传播领域的新变化和新趋势，适应人们信息接收方式的变化，充分利用互联网、手机等现代信息工具，推进理论传播手段的现代化，使理论传播更为快捷、覆盖面更为广泛，从而更好地满足人民大众的需求。当然，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传播手段的现代化，并非是要抛弃传统的传播媒介。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不同的传播媒介有着不同的特点和规律，不同媒介的作用范围也是有限的，且不同的传播对象不能同时使用所有的传播媒介。这就要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中须根据传播内容综合运用多种传播媒介，使各种媒介互为补充，建立全方位、立体式的理论传播体系，增强传播效果。如宁波市在马克思主义宣传中注重整合媒体资源，报网台互动，全媒体参与，以中国宁波网和宁波党员教育网为主要依托，通过网上座谈会、新闻专题、在线访谈、“网上党校”“手机党校”等方式推动理论宣传普及，逐步形成党报党刊上言论、评论、特写“共振”，电视广播上讲座、访谈、专题“合奏”，网络手机上博客、论坛、短信“齐鸣”，增强了理论宣传吸引力，提高了理论宣传效果。^[7]

（三）实现话语系统的现代转向

话语是思想观念的外在体现。加强宣传教育，增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必须向民众说出可理解和信赖的话语，不仅让他们听到，更要让他们听懂和信服，要创建与民众的思维方式和解读心理相一致的“亲近性文本”。在社会转型期要构建符合全球化、网络化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实现话语系统的现代转向。这种转向既要体现时代发展趋势，又要具有世界视野和中国特色。

话语与增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的效果有着密切的关系。理论或思想的直接载体是语言，不同的语言可以反映不同时代的声音，表达不同的思想内涵。我们可以从全球化、网络化、社会转型等词汇中感受时代脉搏，这些词汇显然与阶级斗争、“割资本主义尾巴”“灵魂深处闹革命”、群众运动、计划经济、政治运动、“斗资防修”等所蕴含的政治信息和反映的时代背景是不同的。这就说明，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话语系统和话语方式。因此，要丰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资源系统，通过话语系统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来增加对现实的解释力，进而增强吸引力。在交往实践中，交往的有效性是以“言语的有效性”为基础的。哈贝马斯在谈到人的交往行为的影响因素时指出，交往的有效性要依赖于语言的媒介，要求交往语言的文法、语意、规则等具有“可理解性”。在哈贝马斯看来，交往行为作为一种以言语或符号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是以达到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为目标的行为。可以说，人与人之间对话的发生和功能的实现，是以言语的“普遍有效”为基础的。“言语的有效性”是以理解为目的的“交往行为的一般假设前提”。如果没有“言语的有效性”作为前提，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就不可能发生。“言语的有效性”主要有四条基本要求，即可理解性、真理性、真诚性、正当性。认同归于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两相符合的主体之间的相互依存。认同以对可理解性、真理性、正当性、真诚性这些相应的有效性要求的认可为基础。^[8]

要增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须推动话语系统的调整，实现从革命话语向建设话语，斗争话语向和谐话语的现代转向。从中国政治话语系统的发展历程来看，话语系统是随着中心任务的转换不断进行调整的。在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这段历史时期，其话语系统是革命话语、斗争话语系统。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为巩固新生政权，其主要任务是“恢复国民经济”“镇压反革命”“土改”和“抗美援朝”，这些在宣传中不断出现的词汇也就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词汇。在过渡时期，以“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为核心的“一化三改”总路线成为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指针，“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的关键词。但在之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阶级斗争”和“革命”就成了中国社会的核心话语和关键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系统是围绕“阶级斗争”和“革命”展开的，于是呈现在国人眼前的主要就是斗争哲学、专政理论。随着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开启，实现了国家话语主题和政治生活主题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换。话语系统要随着时代变换做出调整，建设话语、和谐话语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话语系统。当前，适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要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不断增加新内容，如“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等等概念范畴，实现从革命话语向建设话语，斗争话语向和谐话语的现代转向。

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话语系统的转向，主要体现在两部分，一是创建与民众的思维方式和解读心理相一致的“亲近性文本”，建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的新话语系统。建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的新话语系统要重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舆论宣传语言的调整和丰富。舆论宣传事业既有意识形态属性又有产业的属性。媒体不仅仅要考虑市场占有，更要重视受众感受，避免“泛宣传”色彩，要对舆论宣传进行重新定位，不是泛泛而论，不是想当然，而要以实证的态度去认真回答三个问题：舆论宣传的目标人群到底是哪些？这些目标人群的全面需求有哪些？舆论宣传怎样满足这些需求？这样才可能对舆论宣传的范畴和语言做出改进。这是市场的需要，更是全面发挥舆论宣传功能的需要。在此基础上，积极地协调和解决传统意识形态话语与现实改革实践存在的分歧和矛盾，调整和丰富舆论宣传语言，适应大众生活。另一方面是语言风格的改进。综观舆论宣传话语，显示空话、套话仍不少。一些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年人不太愿意看新闻报道，不太愿意读理论文章，不太喜欢听领导讲话报告，并不是这些讲的道理不正确，而是表现出长期以来形成的相对固定的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变化，显得老套、陈旧。这套“话语系统”无论在表现形式上还是话语内容上有一些典型的特征：一是八股模式少创新，二是套话连篇少新意，三是千篇一律少特色，四是枯燥无味少感情。因此，增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必须在改进文风上下功天。思想宣传工作要讲真话，讲实话，讲听众喜闻乐见、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话。深入学习、调研和思考，是掌握实际情况、求得真知灼见的前提，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讲出新话、新意；同时，注重研究讲话的艺术，运用群众的语言，讲得生动形象，新鲜活泼，增强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2010年6月23日，李培根校长在华中科技大学2010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之所以打动了无数学子的心，引发“根叔效应”，其实就是文风效果的最好例证。“根叔演讲”的成功，也给我们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树立了榜样。我们必须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立足于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把群众高兴不高兴、群众满意不满意、群众答应不答应当作第一选择和第一标准，听民声，体民情，彻底去除概念化、教条化、公式化的文风，体现人文关怀，彰显文化意蕴，研究和探索新闻规律，与时俱进改进宣传思想工作。

二是促进公民话语系统的生成与发展。公民话语是随着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推进而逐步生成与发展起来的。党的十二大报告第一次使用了“公民道德”这一术语。1986年，《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提出建设“四有”公民的精神文明建设目标；2001年，《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第一次直接使用了法治意义上的“公民道德”概念，并首次概括了既具有先进性要求，又具有广泛性要求的20字公民基本道德规范。至此，我国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主体实现了由“人民”到“公民”的话语转换，这充分体现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道德内容上的创新发展，它意味着对我国道德主体阶级特殊性和对抗性的淡化。当然，公民话语系统的形成其实也是我国经济与社会巨大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而催生在传统社会相对缺失的公民意识觉醒的客观必然。公民话语的生成也是在承认公民个人自由的同时认同普遍性要求，在公民的归属和自由之间保持平衡，它也使主流意识形态与公民切身利益的直接关联性更加紧密，有利于激发其内驱力和能动性。

要增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要加强公民话语系统建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存在，它通常为精英分子所掌握，但其又作为一种精神动力而存在，如果不能为群众所理解、认同、接受，那么它就会逐渐失去广大群众。促进公民话语系统的生成与发展，其目的就是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通俗化，使其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而群众往往对晦涩的理论话语不感兴趣，他们喜欢通俗易懂的文字、形象生动的语言，他们所期望接受的是某些主要观点而不是整个理论体系。公民话语系统建设作为理论深入群众、为群众所接受的重要一环，就要实现话语系统的转换，从抽象的、政治性的学术语言或文件语言转换为具体的、面向日常生活、面向普通公民、能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接受的大众化语言，这是推进理论大众化、深入人心、发挥作用的关键环节，也是增强理论吸引力的有效途径。为此，理论宣传教育工作应向广大民众道出可信赖、可理解的语言，要用“亲近性文本”式的公民话语体系做出体现时代发展要求的解答，让他们听到、听懂、真信、真用。只有以新的话语体系，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化为人民群众容易理解接受的亲切语言，用真理征服人、用真情打动人，我们也才能真正满足群众思想上解惑、精神上解闷、文化上解渴、心理上解压的新需求，也才能增强理论的吸引力，进而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