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化与化大众

从邓小平理论的实践特色，我们联系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这里就必须说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了。

现在看来，这本书已经没有震聋发溃的作用了，因为人们的哲学水平已经随着时代的进步提高到一定层次了。但是，当年它起的作用却是划时代的。很多进步青年，正是怀揣着《大众哲学》而冲破种种危险奔赴延安的。有些同志在中途被形势所迫接受了重要任务，并没有到达目的地；还有些在战斗中牺牲了。他们并没有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得到什么系统性的提升，但是，他们的行动已经在表征着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和精神，因此叫作马克思主义运动。

为了理解马克思主义运动与其大众化的关系，我把2011年为纪念建党90周年而写的一篇文章放在这里，以资佐证。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标准与条件

对于这样一个题目，本文试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展开。

一、马克思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的受众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好象没有必要再讨论了，因为我们多年来的教科书以及任何宣传材料和传播文本，都有默认的定义。它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是无产阶级求解放的科学，它是马克思恩格斯原创的理论体系。但是，我们在大众化这个角度，还是要强调它的更突出的方面，而且是在一个更加概括、并不分广义和狭义的思路上去认识它，那么我们宁可说，马克思主义是人类解放学。这一观点要在学界达到共识，肯定还有一段距离，但笔者已经迈出了脚步，本文的内容正是这段路途中的一个结点。

1．作为信仰的主体

哲学把无产阶级作为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把哲学作为自己的精神武器，这是马克思对革命理论和实现途径的经典概括。我们可以把其中的哲学替换为马克思主义。接下来还要做的是，在这种理论与实践的交互作用当中，要把不同层次的主体以及它们发挥的功能认识清楚。

《共产党宣言》是向世人召告身份的文本，它的主体是一切信奉共产主义的革命者。每一个共产党员，在加入组织的时候，就已经融入了这个大写的主体。但是在这个层次，还谈不上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大众化。由于共产党是受压迫群体的代表，它的初期形态自然是“地下党”。但是，正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所概括的那样：“党的力量确实是一种道义的力量：它是由受经济发展的逼迫而进行反抗的、自发革命的群众的信任提供的。它是由这样一些群众的感情提供的，他们觉得，党是他们最特有的、但是他们自己还不完全清楚的意志的客体化，是他们的阶级意识的可以看得见的和有组织的形态。只有当党通过斗争取得这种信任而且值得这样信任时，它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者。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群众的自发欲望才会竭尽全力和越来越出于本能地涌向党的方向，涌向自己意识到的方向。”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不但是这一思想发展的必然出路，而且是共产党人终其一生的精神建设任务。

2．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是一个宏大的工作群体，从研究院到大学教授，从科研到教学，众多的社会科学杂志，时常召开的研讨会，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主题是常规状态。在高校的政治理论课当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占据了整个“两课”的一半以上。这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普及化的途径，但不能直接说是大众化的途径。就全国的民众思想教育来说，这还毕竟是高层文化主体之内的事情。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与信奉者之间也不是同一概念。当然，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当中，信奉者应该是多数，但在逻辑上则不能视为同一主体。而实际上也有相当大的区别。作为信奉者的传播者，工作是他的生命存在方式；作为传播者的传播者，工作是他的谋生手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化”，其最低标准也要求受众有一定自觉意识的信奉，而不是仅仅达到了解。也就是说，在传播者当中，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进入被“化”主体的。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纯粹的传播者，或者不具备高度热情和理性自觉的马克思主义工作者，特别是高校政治教师，在日久天长的履职生涯中，对受众的影响是绝对消极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内容与这种平淡僵化的情调是正相反对的。人家会感到，你即便不是口是心非也是言不由衷。而在我们的评价体系当中，激励机制还是比较健全的，但是约束机制绝对缺失。甚至借助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在受众当中传播对马克思主义的不逊之词也是有的。这对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极为不利，应该得到及时遏制。

3．大众自觉意识的增长

就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而论，最基础的认知内容是：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个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些最基本的政治素质，不要说在信息时代，就是在十年动乱期间也没有淡漠过。与那时不同的是，对这个理论基础也可以而且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做了反思。

与人民最切近的就是改革开放前后生活状况的巨大变化，因此，对马克思主义最深的感受就是关于发展生产力的真理性判断。这一主题的畅扬，虽然是经过邓小平理论这一理论环节的，但是人民还是能够体会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尽管更多的人没有学过“大本子”，甚至连ABC也没有接触过，每天忙于繁杂的琐细事务，但他们只要理解共产党的政策，相信各级领导决策的出发点是为人民谋利，接受现行的舆论导向，自觉参与所属机构的文明活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的标志。当然，这里面有个层次和程度的问题，但基本思路是清晰的。

我们切忌把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理解为“文本化”或教条主义的形式化。“红宝书”、“忠字舞”的愚昧模式再也不能重现。

二、中国化是大众化的前提

文化的民族性决定了社会科学真理的传播与运用必然经历转换机制。即便是自然科学，在表达方式和传播途径上也不能不考虑具体的民族特点。所以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前提是它的中国化。

1．宏观中国化与微观中国化

我这里所称的宏观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转化为中国人习惯接受的理论形态。当然，这样做的第一步已经完成，那就是把德文或俄文翻译成汉语，让我们中国人都能读懂。而我说的宏观中国化还不在这里，我说的是在解决我们中国人的实际问题时所形成的理论形态。这主要有两种，一是马克思主义与我国革命实际结合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与我们的建设实际结合形成的邓小平理论。往后还要延伸，需要我们做得更加适合中国人的心理接受机制。

所谓微观中国化，我是指在具体的行为规范和日常宣传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转化为直观生动的语言和语境。比如，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命题，但更能让人接受和记住的“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20个字，五句话就更适合公民的心理。儿童适合背诵的新三字经，浓缩了中华文明传统的积极元素，正是体现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创新形式。

一些现行文本中采用的表达形式大都带有西方习惯，比如形而上学的通用含义是辩证法的对立面，但在中国，人们都知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它代表着总规律和永恒存在，是一个抽象性很高，很有威严并受到崇敬的概念。我们何不用机械论来与辩证法相对呢？又比如扬弃这个概念，中国人也不太习惯，多数情况下都理解成抛弃。难道不用这个概念就不能表达相应的思想了吗？毛泽东在谈到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时，用了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这不很明白么。

2．喜闻乐见与精神精华

在诸种文化形式当中，文学作品这种时代精神的载体，可谓最有群众基础，那么，我们在这个领域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容自然是大有可为的。法国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在他的代表作《存在与虚无》之外，同时还创作出了大批的文学作品，像《墙》、《恶心》、《苍蝇》、《董事的年龄》、《字句》等等，包括存在主义哲学家萨谬而森的《等待戈多》，这些作品不但在法国广为流传，就是在我国也不乏热心的读者。因此，这一哲学流派的思想主张就有了广泛的受众。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官方哲学，它的意识形态定位难免影响其在多种文化形式上的渗透。我们的小说和电视剧，反映集体主义、自由开放、人间大爱和机智勇敢的不少，但能不能创作一些哲理性强、思想内容深刻、耐人寻味又广为传播的作品出来呢？像当年的《家》、《春》、《秋》和《玩偶之家》、《雷雨》这样的经典，它们所起的社会作用是无可限量的。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又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回到“三突出”那样的概念化创作肯定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探讨更有宣传效果的主旋律的表达方式，多出精品。

3．实践成果与方法方向

有一个角度肯定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好注脚，那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产生的实践成果。邓小平指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邓小平的实效价值观，不但得到了全国人民在实践上的认可，而且在理论界也形成了普遍共识。不但“摸着石头过河”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像“一国两制”这样的创造，不但解决了香港奥门问题，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种创新型的思路，对其他有类似关系的事物起到了样本和参照作用。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动中，人民创造了许多好的组织模式和驾驭套路，比如就业上的双向选择，干部的轮换机制，第二职业的管理规则，跨地区的经济联合等等，这些都渗透了辩证思维的精华。正如陈云同志所总结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就是唯物论；交换，比较，反复，这就是辩证法。

三、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现有体系中处于较弱的地位。作为一个中国人，儒家文化的影响肯定是深入骨髓的。这些因素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生存状态的错综复杂。

1．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存在方式

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纲领向她的党员作出要求，提出义务是天经地义的。在党的广泛的思想舆论阵地，也不乏传播和立论的渠道。我们现在要考虑的则是整个世界这个大背景。资本主义创造了国际市场，它们在其中占据主体地位。在思想领域，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有着强烈渗透的优势环境。特别是苏联解体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再次成为“地下党”。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啻为毁灭性打击。社会主义国家遇到的挫折，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也是不可否认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群众的组织宣传和教育工作就更为艰巨，这一点是要做好充分估计的。

在世界上处于低谷，在国内则是执政党的思想路线，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我国条件下的实际环境。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当中，努力设计大众化存在模式，是别无选择的。像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等入门读物，我们的理论家也会开动脑筋写出类似的文本的。不能总处在学生想读引路的书，我们却不能列出合适的书目这种尴尬局面。

2．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土壤

不但资产阶级思想观念会随着开放的大环境渗透到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就是旧有的封建意识如等级观念和保守心理也会像马克思所说的：“会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召唤到战场上来。”也像他在另一个地方所说：几何公理要是妨碍了人的利益也会遭到攻击的。

腐败现象的直接危害我们这里且不论，单说说它的间接危害。权力，无论大小都是执政的元素和形象，党员干部本是马克思主义信奉者和体现者的主体群，他们的变质不但毁坏了自身的人格品性，同时也对马克思主义起到了极其恶劣的作用。老百姓会想：马克思主义在官员身上都不灵了，其生命力不是值得怀疑么？

有一些先富起来的群体，忘了当年邓小平同志所告诫的“先富帮后富”的嘱托，在种种场合以另类公民自居，表现得极为傲慢。自己挥金如土，又对他人的困苦漠不关心。以致于社会上概括出了“富二代”这样的称谓，足见对这些人的失望和不平。可是经济地位的固定化，特别是在差别悬殊的结构中的固定化，不能不在理论上有要求。应这种要求力量的冲击，在理论界就出现了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苗头和势力。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反复争议就是这种势力的反映。本来，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这是马克思当年那个时候都不曾有人专门攻击的论断，可今天却成了问题。甚至有人认为价值这个概念没必要存在，只讲财富就够了。这种行为算不上修正，也算不上歪曲，纯粹是明目张胆地攻击。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在推进大众化的前面还要花更多精力来回击这种进攻。

3．人类文明成果与马克思主义

作为人类解放学，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人类社会生活在规律解析上的百科全书，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革命的代数学。不管是谁，不管你意识到还是意识不到，你的生活轨迹都不会超出这个理论在现有视野下的范围。这一点，就连非马克思主义者萨特都进行了肯定，他认为，马克思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分析，还没有人能超出这一思想的地平线。

但是，马克思却告诫人们，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这样的要求未免太高了，我认为，一个人一生对一到两门知识具有专业的水平也就很不简单了，而其余部分只能达到通晓，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了。就像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也只是说不能有天性上的禁区，而不是要求包罗万象地去生活。

我们现在分析两种现象。

第一种，从来没有接触过甚至没有关注过马克思主义的人，他们也会生活得很好。那些阿拉伯世界的生民，基督教的信徒，在自己天然所属的精神生态圈内延伸着生命的旅途。但是我们必须了解，一切标志人类向上的、智慧的和美好的东西，都会与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相吻合，不然她就不是人类解放学了。爱因斯坦和居里夫人，尽管他们是自然科学家，但是对马克思的学说也是坚信不移的，并且把唯物主义立场贯彻到科学研究的方法中。可以说，人类文明的所有成果都能够在不同的点位与马克思主义找到对接之处，这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天然思想基础。

第二种，在立场上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也是广大劳动群众的对立主体，他们在生活中仍然脱离不了马克思主义所描绘的人类命运的图景。据说美国的不少大学都开设《资本论》课程，在一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里，不可能研究资本主义灭亡的规律，但是《资本论》所蕴含的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对人类前景的逻辑预设，生产力效能的发挥空间，维持平衡躲避危机的理论分析等等，对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是适用的。这已经不是列宁所指出的那种情况了，即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这里完全是另一种理智的选择，他们不会放弃生长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这棵大树上的那些闪闪发光的客观真理的明珠。

作为东方文明古国的华夏民族，她的儿女对其文化宝藏的继承是义不容辞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也正是基于这种文化底蕴的支持。正是这种慷慨悲歌的士大夫情怀，培养了“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李大钊，“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的瞿秋白，“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等等等等。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个文化家族的长期生长过程。其中有我们能够体认和判别的里程碑性的标志，也有我们不容易觉察的细微成果，深入思考这些问题，我们会有更大的成绩。

可以看出，此篇文章与本书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证明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问题、对它的运动性和扩展性进行的思考已有些时日。

有学者指出，我们现在的大众化实际上还是处于“化大众”的形态。我仔细考虑了这个问题，所谓“化大众”，就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家教育家向广大群众进行灌输，并尽量将理论通俗化、实用化的各种方式。这当然是不可少的环节，但这不是大众化的目标和宗旨。而大众化所追求的是以群众为主体的、实行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实践活动，我把它称为“马克思主义运动”。

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参加工人的实践斗争中，在对待当时不同类型的代表人物进行思想导航中，通过处理复杂的具体问题，把社会科学真理体现在交往中，贯彻在行动上，不但在当时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就是在今天，也是广大人民不断觉醒，改变主观世界的榜样。

恩格斯在给弗?阿?朗格的信中说：“您自己提出了如何使人口的增加和生活资料的增加相适应的问题；可是，除了序言中的一句话，我并没有发现您有解决这一问题的意图。……生产得太少，这就是全部问题之所在。但是为什么生产得太少呢？并不是因为生产已经达到极限……生产的极限并不决定于挨饿的肚子的数目，而决定于有购买力的有支付能力的钱袋的数目。”为工人阶级着想，探索解放的出路，这一出发点很值得肯定。但是用什么方法来解决现实的贫困问题，只看到“生产得太少”这个表面现象，不但解放不了工人，也救不了资本家。恩格斯用形象的语言说服了这位“好心人”，让他明白，抓不住事物的本质，即便是下很大的功夫，也不会解决实际问题。而共产党的出发点，就是要为人民解决实际问题，遣责社会的罪恶，甚至咒骂资产阶级也是不顶事的。

马克思在给路?库格曼的信中指出：“巴黎的先生们满脑袋都是蒲鲁东的空洞词句。他们高谈科学，但什么也不懂。他们轻视一切革命的、即产生于阶级斗争本身的行动，轻视一切集中的、社会的，因而也是可以通过政治手段（例如，从法律上缩短工作日）来实现的运动；在自由和反政府主义或反权威的个人主义的幌子下，这些先生们——他们十六年来一直泰然自若地忍受并且现在还忍受着最可耻的专制制度！”这就告诉通信的对方，无政府主义并不代表无产阶级，它只是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产物，他们的说教，只不过是变相地宣传庸俗的资产阶级的生意经。

有人误解马克思的斗争原则，认为他除了推翻私有制，不考虑任何其他能够解放工人阶级的道路。但是马克思从没有放过任何合法的斗争形式，包括议会选举和订立劳动法案。一个普通的道理就是：对现实有利的对将来才有利。

马克思在另一封给路?库格曼的信中，对一些所谓经济理论家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从信中可以看出，这些人对马克思的价值规律的论证是有异议的，他们是想从日常生活的交换关系中直接抓住价值量。所以马克思说：“庸俗经济学家根本想不到，实际的日常的交换关系和价值量是不能直接等同的。……但是，在这里事情还有另外的背景。内部联系一旦被了解，相信现存制度的永恒必要性的一切理论信仰，还在现存制度实际崩溃以前就会破灭。因此，在这里统治阶级的绝对的利益就是把这种缺乏思想的混乱永远保持下去。那些造谣中伤的空谈家不凭这一点，又凭什么取得报酬呢？他们除了根本不允许人们在政治经济学中进行思考以外，就拿不出任何其他科学的王牌了。

但是，够了，非常够了。这无论如何表明，这些资产阶级的传教士们已经堕落到什么地步了，工人，甚至工厂主和商人都懂得我的书，并且了解得很清楚，而这些‘博学的作家’（！）却抱怨我对他们的理解力要求过高……” 为什么说工人，甚至工厂主和商人都懂得马克思的书，并且了解得很清楚，就是说，他们不会对价值规律的表现和它的本质之间的关系发生任何困难。这并不是说他们对政治经济学有着天赋能力，而是现实的生产生活过程本身，让他们获得了与真理不断接近的渠道。倒是那些脱离实际、纠缠于理论的细枝末节的文人，走进了死胡同，成为统治阶级利用的工具。

对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批判，占去了马克思恩格斯相当的精力。因为这种思潮带有民主自由的假象，对工人阶级的危害最大。

恩格斯给泰?库诺的信中论证了自己和马克思的一贯思想。

“广大的社会民主党工人群众都和我们抱有同样的观点，认为国家权力不过是统治阶级——地主和资本家——为维护其社会特权而为自己建立的组织，而巴枯宁却硬说国家创造了资本，资本家只是由于国家的恩赐才拥有自己的资本。因此，既然国家是主要祸害，那就必须首先废除国家，那时资本就会自行完蛋。而我们的说法恰巧相反；废除了资本，即废除了少数人对全部生产资料的占有，国家就会自行垮台。差别是本质的：要废除国家而不预先实现社会变革，这是荒谬的；废除资本正是社会变革，其中包括对全部生产方式的改造。但是，在巴枯宁看来，既然国家是主要祸害，就不应当做出任何事情来维持国家的生命，即任何一种国家——不管是共和国，君主国等等——的生命。因此就应当完全放弃一切政治。进行政治活动，尤其是参加选举，那是背叛原则的。应当进行宣传，咒骂国家，组织起来，而当一切工人即大多数人都站到自己方面来了的时候，就撤销一切政权机关，废除国家，而代之以国际的组织。千年王国由以开始的这一伟大行动，就叫作社会清算。”

说得很激进，但是对工人有任何实际意义吗？这种连国家与资本的关系都搞得本末倒置的说教，只能被定义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主张一切地方一切组织都要自治，这样他们就连什么是社会都不能正确理解了。“一个哪怕只由两个人组成的社会，如果每个人都不放弃一些自治权，又怎么可能存在，——关于这一点巴枯宁又闭口不谈。”

国家的阶级属性和它的组织功能完全是两个概念。不是国家创造资本，而是资本孕育国家。如果把人们的斗争目标转移到对付国家机构上面，那不是很危险吗？

关于团结的问题，请看恩格斯写给奥?倍倍尔的信：

“宣传上的正确策略并不在于经常从对方把个别人物和成批的成员争取过来，而在于影响还没有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我们自己从荒地上争取到的每一个新生力量，要比十个总是把自己的错误倾向的病菌带到党内来的拉萨尔派倒戈分子更为宝贵。……不要让‘团结’的叫喊把自己弄糊涂了。那些口头上喊这个口号喊得最多的人，恰好是煽动分裂的罪魁；……在我们的一生中，任何人给我们造成的麻烦和捣的鬼，都不比这些大喊团结的人更多。”

团结的口号就像橄榄枝，最容易撩起人的向善之心。但是，团结从来都是有条件的，因为它总是围绕原则来进行。如果丧失原则，团结不但没有意义，恰恰是自我毁灭之路。所以，恩格斯语重心长地嘱咐奥?倍倍尔：“无论如何，我相信，拉萨尔派中的优秀分子将来会自己来投靠你们，所以，在果实成熟以前，就像团结派所希望的那样把它摘下来，那是不明智的。”不但如此，恩格斯还把团结这个问题深刻的哲学意蕴告诉了自己的同志，他接着说：“不过，老黑格尔说过，一个政党如果分裂了并且经得起这种分裂，这就证明自己是胜利的政党。无产阶级的运动必然要经过各种发展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有一部分人停留下来，不再前进。仅仅这一点就说明了，为什么‘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实际上到处都是在分成各种不同的党派的情况下实现的，这些党派彼此进行着生死的斗争，就像罗马帝国的残酷迫害下的各基督教派一样。”

关于斗争的手段，马克思对弗?阿?左尔格说：“在德国，我们党内，与其说是在群众中，倒不如说是在领导中，流行着一种腐败的风气。……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工人本身如果像莫斯特先生那帮人一样放弃劳动而成为职业文人，他们就会不断制造‘理论灾难’，并且随时准备加入所谓‘有学问的’阶层中的糊涂虫行列。几十年来我们花费了许多劳动和精力才把空想社会主义，把对未来社会结构的一整套幻想从德国工人的头脑中清除出去，从而使他们在理论上，比法国人和英国人优越，但是现在这些东西又流行起来，而且其形式之空虚，不仅更甚于伟大的法国和英国空想主义者，也更甚于魏特林。”这就体现了马克思一再强调的“批判的武器决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的道理。特别是对于青年人，就像鲁迅说的“对革命抱着罗曼谛克的态度，一旦参加革命，一当革命进行，往往容易失望”。对于这一点，党的任务就是时刻提醒他们不要停留在幻想上，要脚踏实地，不拒绝任何看来是琐碎的事情，哪怕是在军队中喂马或者当鼓动宣传员，都是革命行动。况且，工人的劳动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谋生手段，更重要的是社会职责。尽管这种社会职责是要通过资本这个中介来完成，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它的社会性。且不说放弃劳动就是放弃个人生存，同时也就是放弃阶级生存甚至人类生存，这是不可想象的。资本家也是一样，如果他放弃监督管理，放弃整个经营活动，也就放弃了社会性存在。因此，双方都不会停止日常生活。工人罢工，那只是手段，不会是目的。

关于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这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革命导师在这个哲学内涵比较深的问题上，对工人代表进行了通俗的解释。恩格斯在给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说。“这里我们就来谈谈所谓伟大人物问题。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或好或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末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这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即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凯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末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历史学家就证明，有人力求做到这一点，而摩尔根对于同一观点的发现表明，做到这点的时候已经成熟了，这一观点必将被发现。”历史唯物主义不能断言某个伟大人物“命中注定”就会扮演这个角色，但它能断言这一角色一定会有人来扮演。如果有人把这叫作“没有实证性”，那就是幻想着历史的实证也要到物理化学实验室里去寻找操作的对象。

符?博尔吉乌斯断言，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恩格斯立刻表明，科学状况却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整个流体静力学（托里拆力等）是由于十六和十七世纪调节意大利山洪的需要而产生的。关于电，只是在发现它能应用于技术上以后，我们才知道一些合理的东西。在德国，可惜人们写科学史时已惯于把科学看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就是科学与技术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是一位七十四岁的老前辈、革命导师对晚辈的恳切教诲。不难看出，他和马克思始终坚守一个原则——不忘在任何场合、在不同的具体问题上，向战斗在工人运动第一线的同志和朋友宣传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思想。

当然，对于工人运动的核心人物，一旦他们在认识上出现严重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也是不留情面的，立刻指出其要害，并不厌其烦地进行理论说服。

1895年，是恩格斯生命的最后一年，他于3月12日在伦敦给康?施米特写信，纠正了他在经济理论上的一个严重错误，说：“我在这里发现了同一种陷入枝节问题的偏向，我把它归咎于1848年以来在德国大学中流行的抽象推论的折衷主义方法，这种方法丢掉了事物的总的概貌，过于经常地陷入一种几乎是无休止、无结果的对枝节问题的玄想中。……我认为您没有经常注意总的联系，所以您把价值规律贬为一种虚构，一种必要的虚构，差不多就像康德把神的存在贬为实际理性的一种假定一样。……如果我们竟想要求利润率（比如说是14.876934……）在每一个行业和每一个年度直到每一百位小数都完全一样，不然就把它贬低为虚构，那我们对利润率和经济规律的本质就误解得太不像话了，——它们没有任何其他的现实性，而只是一种近似的值，一种倾向，一种平均数，但不是直接的现实。其所以如此，部分地是由于它们所起的作用和其他规律同时起的作用相互交错在一起，而部分地也由于它们作为概念的特性。”

我之所以把马克思主义称为运动，与它的大众化紧密相关。从创始人本身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逐渐把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向一线的战友渗透，我们也看到了它运动的性质。因此，还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哲学是不是一定要规定为“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我看不是这样的。艾思奇在他的《大众哲学》中表述这个定义：哲学是人们的根本思想，也可以说是人们对于世界一切的根本认识和根本态度。如果我们把哲学拔得很高，脱离了生活和大众，它就一定会神秘化，就必然断定在群众中只有哲学的碎片，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本性，也同马克思恩格斯在行动中展示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精神不一致。

放眼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还在继续成长，不断有新生元素融合到其中。就在2009年，日本共产党前主席不破哲三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谈到了他的著作《马克思仍然活着，而且活得很健康》，从几个方面论证了他的观点。

首先强调的是“向读者介绍马克思的理论应该从整体上介绍，而不能单从一方面出发”。他说“马克思的自然观与社会观现已成为一种常识”，“例如大公司、工人、中小型企业、劳动者和农民。不管他喜不喜欢‘阶级’这个词语，研究社会都要从这一角度出发，这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了”。“用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解析当前的危机”更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当市场上一种商品出现短缺时，‘看不见的手’就起作用了，它通过提高价格，表示需要生产更多的这种产品了。然而，当‘生产与消费再现矛盾’时，这只‘看不见的手’就不起作用了”，“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有一个造成虚假需求的机制，商品看起来卖得很好而实际上只是一种表象。”，“目前的危机是金融危机与生产过剩危机的结合体”，并指出了“目前的情况与马克思写《资本论》时的相似性”。

马克思主义在现实运动中不断成长的一个很好的例证就是“社会壁垒”问题，即“受规则支配的经济”问题。“对工作时间进行社会控制的斗争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就开始了。……第一个里程碑事件是1917年俄国革命的爆发。……第二个里程碑事件是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人民前线’运动。这次运动所取得的成果是，在法国建立了‘带薪休假’制度，而且工人在当时有了长达数周的暑假，……1945年联合国的成立，标志着‘社会壁垒’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人权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而且‘社会壁垒’的范畴进一步扩大，囊括了消除对妇女的性别歧视等问题。”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运动，不仅在于它把理论从书斋里解放到了现实中，回答和指导了深刻的社会具体问题，而且还在于运动本身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存在形态。媒体经常宣传的“时代先锋”、“身边的感动”等活灵活现的人的行动，他们并不一定有什么文化基础，特别是不见得懂“哲学”、“人生观”、“价值观”这样的名词，但是他们是用自己的实践，甚至用生命对抽象范畴进行了动态形的诠释。

什么是不可知论，我们会熟练地背出定义，指出其实质，并拿出典型的人物来说明。但是，现在我要说，如果不能够在群众火热的斗争生活中，体味、观察和总结出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也就是说，将运动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放到整体马克思主义之外，这就不仅是一种缺陷，实则是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那么，在广大群众的眼睛里，我们所宣讲和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就成了他们不可知的理论。在目前的社会生活当中，实际上基本就是这种情况。老百姓不会讲“哲学语言”，给小孩子传授的更多的是“人之初”之类，就连基层单位的文员们写总结报告，也未见得“活学活用”登上“高层次”的理论平台。但是，如果对他们的工作行动与效果进行解剖，那就会看到很多让人心动的方面，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又是什么呢？

我们是该换换脑筋了，到哪里寻找马克思主义呢？回答是：到人民中间，到现实生活中间。并不是只有孔繁森、任长霞这样的重量级人物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践行者，平常人物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元素还是占有更大分量。多年孝敬老人，长期资助贫困孩子读书，为他人捐献血液甚至骨髓，大宗款项物归原主，危险时刻挺身而出，这一切的一切，当你问他们想到了什么时，他们往往会说“来不及想”或者“别人碰到这种情况，也会这样做”。这朴实的一句话，我们以往都是这样解释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意思是说，他们的思想道德积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人生关键时刻，这些思想精华会采取“一瞬间爆发”的形式展现出来。实际上我们用不着想象出这种转换，严格地说，这种转换并不存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运动是所见即所得的，行为本身就是它的灵魂在场。

运动都是有规律的，凡受规律支配的现象都会产生自我调节功能。马克思主义运动也是如此。就拿一种文化现象来说，如今80后和90后的青年人，他们所钟情和欣赏的美学形式，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青年人有一种相似性。那个时候，既然有被禁固的思想，当然也就有被禁固的艺术。思想解放了，对美的感受也发生了变化。首先闯入心灵世界的就是外国的美学形式，从迪斯科到现在的街舞，从邓丽君模式到人体彩绘，激烈扭摆、自我陶醉的演唱风格……总之，我们如同向世人宣告：这里不再有保守和隐忍了，来的是发泄和疾呼。这样的文化意识，伴随艺术界明星大腕的不断更迭，影响了两代人。但是，近来可以发现，我们的传统文化形式，就像按不住发芽和生长的种子一样，在各种场合钻出地面。前几年《红楼梦》重拍，海选林黛玉，一批一批地网上初试，可人们的反映是什么呢？“这一个个的时髦女郎，哪有林黛玉呀。”就连当年对陈晓旭的不满，都通通消失了，简直把她看成了演绎曹雪芹精神的唯一。到后来，在全国人民心有不甘的情况下，新《红楼梦》终于面世了，尽管有导演不厌其烦的解释，可评论界有多少是真正给以肯定的？什么问题？古典美没有了。

在西方，全社会讲的都是后现代，可在我们这里，连现代化都还没有达到，这种社会阶段的错位，不是可考虑可不考虑的。再说，无论走到哪个阶段，自己民族文化的根是超越不了的，就像黑格尔说的“一个人不能超越时代，就像不能超越自己的皮肤一样”。马克思指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 这句话一般理解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是仅凭马克思的话本身却不能直接表现这一观点。这里面“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并不就等于“自己的生活”，它有个主观意志的问题。比如，一个自夸财富的人，这种炫耀表现说明了什么呢？有人可能说了，马克思告诉我们“怎样表现”“就是怎样”。就是说，他夸富，他就是很富，完事了。不对。说明他的财产情况，需要他这样加上一定的光环来保持或利用一切机会加以增进。我们不会看到比尔?盖茨在任何场合来夸耀他的财富，有的只是捐献。

你需要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不是能模仿的。就算有一段时间，有一些方面你模仿了，你跟进了，但是到了一个适当的周期，拐点就会出现。因为现实生活条件你是不能模仿的，也不可能说变就变。苏联解体，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丢掉了民族文化的根。这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前车之鉴，不能大意。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智慧，它是在采撷人类历史多种智慧精华的基础上酿造而成的。只要是探索真理和改造世界，这一智慧之光便给予人间，这是它整体性的一个表现。自从马克思主义问世以来，你只要踏上人类解放的大道，一切有益于前进的力量，都在这一光照范围内。

我国老一辈经济学家、政治活动家陈云把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特征做了中国式的概括：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就是唯物论；交换，比较，反复，这就是辩证法。可以看出，只有经过长期的工作生活实践，在正反两个方面取得了大量经验的基础上，并以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大手笔才能集中而形象地做出如此判断。

一个民族的存在和发展，必然有它的灵魂，不妨叫作民族魂。我们提出的“核心价值观”，是这一灵魂的支点。我们很熟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信念”等内容，但是，它还是不够凝练和形象，就是说没有灵动性。建国初期，毛泽东提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样的口号，这就非常有概括力，有普遍意义。在人们的心中，不用做任何解释，一目了然，家喻户晓。我想，有号召力的命题，不会一劳永逸，它要根据实际生活不断得到演绎。比如自强不息这一提法就比自力更生所涵盖的历史时期更久远。联系到当下的科学发展观，概括性已经够高了，文字上也不抽象，但是，如果我们用“低炭经济”这样的提法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宣传和鼓动，这就更有针对性和操作性。

我提出“马克思主义运动”这一概念，并不是说“大本子”就不用管了。相反，如果没有一大批理论扎实的教育研究宣传工作者，没有在这一思想战斗领域坚守的战士，要想获得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成果，那是不可思议的。马克思一再说他的书工人能看懂，但绝不是直接懂得他的理论体系和阐述方法，只是说通过教育宣传手段，其中的基本道理是能与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平均利润率，你只要把不同行业的资本构成原理说清了，它们在市场上一定要强制表现的事实，工人和资本家都会明白的。

在这里，我想用马克思的一句话来说明自己的想法：“谁要给自己提出要消除坏的方面的任务，就是立即使辩证运动终结。”在运动着的马克思主义和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之间，我们总要在两者间选择适当力度来工作，强调了一方，往往就容易淡化了另一方。只是在我希望的大变革兴起之际，这种偏颇可能会缩到极小，因为那时由于更多人的参与创新，大众化的成果将会可喜地倍增。在这种形势下，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吸引力也将随之提升，真理本身的美感也会带给更多人快乐。

以上就是我所说明的，作为运动的马克思主义，它在民间充分体现了自身的整体性。它让我们从遥远趋近当下，从自发趋近自觉，在常青的生活之树上发掘理性的宝石，在革命导师榜样力量的示范中体察真理的语境，以民族特征为物质外壳，扩展视野，淬取真谛，为后面的研究打下一个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