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关键性理念

美国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柯布教授曾在一次访谈中这样说道：

今天，中国政府在各国政治之前，率先明确提出是“建设生态文明”，这可以看做是一个新的高度上对这种有机整体主义的弘扬……中国在过去30年里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在控制人口增长上所取得的引人注目的成绩，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在保护生态平衡上将会再有作为，因为中国政府可以说是当今世界最关注社会正义与生态正义问题的政府。“生态文明”概念的提出，昭示着中国作为举足轻重的政治经济大国已经在扛起这份生态责任。而美国则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作祟，财富过度集中在超级富豪手中。区区几千人基本控制着国家的财富，实际上也就是控制着世界的财富。指望他们实现追求共同福祉的生态文明，无异于与虎谋皮。^[30]

这里至少包含了如下四种信息：其一，理解生态文明概念和建设生态文明，都需要一种作为有机整体主义的生存生态论追问；其二，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迈入全方位进步的发展状态，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人口、环境等方面的有机整体主义进步；其三，生态文明是社会正义与生态正义都得到了良好实现的社会，也有效地保护了生态平衡和社会和谐；其四，生态文明建设是与社会主义天然地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中国最有可能率先实现生态文明；其五，资本主义制度先天地抵制生态文明建设，所以美国虽然是当今世界中最富有的国家却又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最大阻力；其六，生态文明建设是真正指向实现全人类共同福祉的新型人类文明。这就告诉我们，生态文明建设不是追求单纯的GDP和GNP的快速增长，而是实现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共建一个真正的宜于全人类居住的“和谐世界”。这一人类的希望不是在资本主义身上，而是在社会主义身上。正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所说，放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选择社会主义生活模式。

马克思认为，真正的符合人的生命发展要求的社会生活正在于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之中，因而作为文明人，今天的人们虽然也需要“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但是有所不同的是，文明人必须“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这样做，这是因为文明人作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必然懂得“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31]。这正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关键性理念和价值取向。

依马克思之见，人本质上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存在物，也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或概念，而是由人、自然、社会在社会实践中相互作用生成的“生存生态人”。说它是生存生态性的人，就在于人的生活不是由单面的内容构成的，而是由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三者有机合成的过程；说它是生存性的人，就在于人的生存表现为生活世界诸要素的相互作用，因而人可以理解为某种意义的生存生态人。问题在于，他们的生存生态人还是对人的一种假设，一种理想设计，而不是对人的现实确证。因而，他们的生存生态人是不同于马克思的人。马克思恰恰揭示了一种现实的生存生态人，而不是某种假设的生存生态人。在他看来，人是生活于某种生态环境中的“有生命的个人”，追寻一种“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生活，这就是生态文明建设，它把自然、人、社会有机地统一起来，并合理地生成为生存的生态环境，是完成了的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解”的生态文明社会。

总之，马克思的生存生态论追问不是表现为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观思考，它强调了人们的分析视界的有机整体主义维度的存在与运用，揭示人的生存本质性地表现为生态性生存。因此，我们应当返回马克思的生存生态论追问，去深切地领会马克思关于“自然是人的对象性存在物”思想的深刻性，努力批判西方生态观中的错误思想，清除人们头脑中的非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念，增强人们有机整体主义的理论思维能力，激发人们自觉地强化自身的生存生态觉悟和“家园意识”，自觉地善待自然、敬畏生命，尊重客观规律和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创造性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既不在自然界面前为所欲为，也不在自然界面前束手束脚。

【注释】

[1]这种阐释维度不同于人们通常所说的那种生态学阐释维度，即在环境问题的思考上所确立的生存论阐释维度，它揭示的生态问题也是人类的生存问题。

[2]历史上，人们把自然或环境作为生态论的研究对象，而今，这些研究对象在许多研究中被置换为“生态”，虽然三个概念是有区别的，但是很多研究并没有从区别上使用上它们，也没有认真地去考证它们之间的差异，反倒常常在一致性上换用它们。我在这里虽然首先是出于表述的方便而使用“生态”，但是我的考虑并没有忽视它们之间的差异，这一点在后面的讨论中能够得到印证。

[3]这种“生存生态论追问”是什么样的思考维度呢？有人也许说，这是用生存论阐释生态问题；有人会说，是用和谐社会论阐释环境问题；也有人会说，是用科学的发展观阐释环境问题；甚至会有人说，是用生活哲学阐释环境问题……凡此指认并非完全没有道理。问题在于，这类指认本身也始终着眼于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内容本身，而没有走向马克思的生存生态论追问的内在逻辑。

[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6～57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69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67～168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6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1～122页。

[9]同上，第122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8～209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8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486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3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4～35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85～86页。

[17]同上，第67～68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26～927页。

[19][英]大卫·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伦敦洛特雷出版社，1991年，第64页。

[20]这是指佩珀的“生存生态论追问”还处于隐形的状态。

[21]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90页。

[22]转引自Kruse，kologische psychologie.München,1990，p.592.

[23]王耘，《复杂性生态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8页。

[24]关于“生态生存”的基本含义，我已在拙作“从自然生存到技术生存再到生态生存——威廉·莱易斯《自然的控制》的生存生态论述评”一文中作了界定，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10年第12期，第75～80页。

[25]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66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8～209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88～489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3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99页。

[30][美]柯布，[中]刘昀献：《中国是当今世界最有可能实现生态文明的地方》，载《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第5～10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26～9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