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天下归仁”的教育追求

第二节　孔子“天下归仁”的教育追求

春秋战国是一个需要巨人而又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孔子就是一位那个时代孕育出来的最伟大的思想巨人。在中国思想道德教育史上影响最大的非孔子莫属，汉朝尊之为“素王”，唐朝尊之为“文宣王”，元朝尊之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朝尊之为“至圣先师”，清朝尊之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被誉为“仰之弥高”的“万世师表”。他的思想道德教育理论精深宏富，而值得深思的还在于，孔子以后两千多年的思想道德教育事业的发展中，任何一种思潮、学说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渊源。

一、弘扬先王之道的教育纲领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约公元前551年至前479年之间。他虽有贵族的血脉，但家道衰落，生而贫寒，“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对下层人有较多的理解。孔子对所生活的社会的认定是，“礼乐崩坏”，“天下无道”，并以改变天下无道为己任。

孔子的政治追求是弘扬“先王之道”。所谓先王之道，即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虞夏商周之道，孔子所向往的是以和为贵、以德为尚的先古文明，周公是其崇拜对象，周朝是其理想社会的样板，礼乐并重是其制度标准，三王之道是其教育依据。从《论语》中可以看出，孔子几乎难以抑制对周公的仰慕、对周朝文化的追从，他曾多次赞叹，“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他的出生地是鲁国陬邑，即今山东曲阜，是周公旦后人的封地，深受周文化的陶冶，这一切孕育了他的伟大思想。《淮南子·要略》中说：“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周公的礼乐并重传统是孔子思想道德教育学说的理论渊源。

孔子构想的社会理想是世道清明的道德社会，他所期望的是“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即百姓富足，国家有实力，上下诚信，这才是他的理想社会。孔子一心向往的是公正公平的社会。他公开表明，“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他向往的是社会的和谐有序，各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这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

总之，孔子垂教立世，所追求的是道德至上的社会秩序。道德与政治，道德与功利，德性优先；德育与法规，德育与知识，德育至上。他所苦苦寻找的是大同世界，王道天下，一个从上到下都讲道德的理想社会。

二、“天下归仁”的教育目标

1.“仁者爱人”的教育呼唤

《吕氏春秋·不二》中说“孔子贵仁”，这一论断是符合实际的，孔子以深沉的救世情怀，频频发出仁者爱人的社会呼唤。“仁”是孔子思想道德观的总纲，在《论语》中出现110次，孔子的思想道德理论体系是以“仁”为核心的，“天下归仁”是其思想道德教育的总主题、总目标。“天下归仁”才能“天下有道”，因此孔子所说的“仁”，不只是道德，更是政治；不只是对个人的要求，更是对社会的期待；不只是手段，更是目的。仁的本质内涵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在孔子的思想道德教育理念中，仁是人的本质，“仁者，人也”。“仁”的基本内涵是“爱人”、“泛爱众”。人应该一怀仁心，对所有人都给予关爱，施以仁德、仁道，甚至爱一切生命。“仁”是一种道德情愫、道德理性、道德规范，是最高的思想道德境界。“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孔子谦称自己配不上“圣”、“仁”两字。他认为“仁”高于一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仁比生命更重要。孔子主张，以“仁”立身，以“仁”待人，以“仁”施政，以“恭、宽、信、敏、惠”行天下。孔子认为，要营建天下归仁的社会关键在人自己，“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所以，孔子主张内在向善，求仁而得仁。修身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人在日常生活之中、匆忙之中、困顿之中，都不应违背仁心而处。

2.君子、圣人的理想人格教育主题

理想人格教育是孔子思想道德教育的一条主线，对现实人生具有制约、导向、激励作用。

孔子以“君子”、“小人”相对而论的较多，如“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论语·颜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这“君子”、“小人”不是善恶之称，而是雅俗之别，一个是道德世界、一个是生活世界，一个是理想人格、一个是世俗人格。君子是有相当高的道德修养和知识品位的人，代表人格理想、社会方向，可以通过教育学习来弥补君子与小人的差距。

据《孔子家语·五仪解》所述，孔子把人的人格素质分为五个层次，即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庸人者，心不存慎终之规，口不吐训格之言，不择贤以托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见小闇大，不知所务；从物如流，不知其所执。五凿⁽¹⁾为正，心从而坏。此则庸人也。”“所谓士人者，心有所定，计有所守，虽不能尽通道术之本，必有率也；虽不能备百善之美，必有处也。是故知不务多，必审其所知；言不务多，必审其所谓；行不务多，必审其所由。知既知之，言既道之，行既由之，则若生命之形骸之不可易也。宝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此则士人也。”“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义在身而色无伐，思虑通明而辞不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者，君子也。”“所谓贤人者，德不踰闲，行中规绳，言足以法天下而不伤于身，道足以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富则天下无宛财，施则天下不贫病。此贤者也。”“所谓圣人者，德合于天地，变通无方。穷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而然，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覩者不识其邻，此则圣人也。”

儒家人格目标是“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在孔子看来，要成为圣人是不容易的，他自己也做不到，只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才可称为圣人。因此，他把思想道德教育的热心放在君子人格的培养上，《论语》中“君子”一词出现一百多次，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君子人格作了详尽的描述，可见君子人格问题成了他教育理念中的思维热点。孔子心目中的君子人格是仁、智、勇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论语·宪问》中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即有仁者的宽厚情怀，智者的博学睿智，还有“临大节而不可辱”（《论语·泰伯》）的坚毅意志，即道德、理性、意志三种品性俱优。

《论语·季氏》中明确提出君子应有“三戒”、“三畏”、“九思”的品格。他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其君子人格的特征是：“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这是孔子对君子人格的基本要求。他强调人格尊重，《论语·为政》中说：“君子不器”，即不是“各守一用”，而应“无所不施”，自己不是工具，而是具有生命大智慧的人，自身即目的。

孔子一心想通过人格优化教育以达到社会优化的政治目标。

3.“为政以德”的教育力点

孔子非常重视道德与政治的关系，他认为天下无道的问题要通过改善政治去解决，因此他一生都在作政治道德化的倡导以提升政治的生命力，所以其教育重心放在说服上层推行仁政以营建政治清明上。他积极推销自己的德政、仁政主张，为此他竭尽全力，奔走呼号，告诫世人，只有正其身才能正天下，“为政以德，譬若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论语·为政》）。“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于正人何？”（《论语·子路》）他反对苛政虐政，苦口婆心劝告上层社会，只有施行德政才能赢得民心，他说：“上好德，则民易使矣。”（《论语·宪问》）假如在朝的行政人员都能以身作则、恪守行政道德规范，则社会上谁敢不道德！只有施政以德才能万民向从，才能把广大人民群众凝聚在自己的周围。孔子对政德的基本要求是，敬事而信，节用爱人，使民以时，关注民生，对百姓要“庶之”、“富之”、“教之”，既要作物质关心，也要作精神关怀，其核心思想是“正”，这也是孔子思想道德教育理论中的重要范畴，即动机要纯正，行事要公正，为人要清正，“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执政者正己才能正人心、正天下，才能众望所归。孔子充分意识到主政者的人格价值，作道德与政治的双向同化追求。

4.学、习、思三维同构的教育指向

孔子在教育方法上有许多创见，他主张以仁施教，学、习、思三者结合，即教成、生成、习成三维同构，这表现出他的思想道德教育理论思维的成熟。他非常关注思想道德意识的接受主动状态，认为人的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是因学而成的，“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困而不学，斯为下民矣”（《论语·季氏》）。孔子力倡主动学习，注意开发人的思想成熟与发展的自动力。他也关注习成，认为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的差别在于“习”之不同，人性本相近，习则相远，人的生活习性及平日交往对人的思想道德品质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他提倡择善而交、择仁而居，同时他也主张强化教育以拒斥与消解环境对人的消极影响。孔子认为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是因“思”而自生成的，不能学而不思，“学而不思则罔”（《论语·为政》），所以他提倡君子“九思”。他认为教育是为了激发其自生成能力，“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在《论语·公冶长》中，孔子与子贡都十分赞赏颜回“闻一以知十”的思维创造力，孔子对子贡说，“吾与汝弗如也”。孔子这几句话深刻地揭示了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在规律：一是思想道德教育的着力点应定位于使人“举一反三”、“闻一知十”，产生思想创造力，这样的教育才是成功的；二是要选择在受教者有受教需要与受教诚心的时机，即在“口欲言”、“心求通”时施行教育，才能激发其“举一反三”、“闻一知十”的自生成性；三是如果教育者“举一”而受教者不能“反三”，受教者“闻一”而不能“知十”，这样的教育是无效的教育，就不应再继续下去了。教育者要善于提升受教者的自生成也即自创造能力，这是孔子教育思想的可贵之处。

5.正人先正己的教育要求

孔子充分意识到教育者人格的教育价值，认为施教应从正己开始，推己及人。孔子注重教育者自身德行（人品可信度、动机的纯正度）的教育价值，认为修己是思想道德教育成功追求的必要条件，教育者要注重自身的知识、感情、志向、德尚修养。孔子回答子路提出的怎样才算君子的问题时，从三个层面上申述了作为一个思想教育者的“修己”的必要性，即“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为己、为人、为天下百姓，都需要“修己”，明确提出“成人”要从“成己”开始。他认为，作为一个教育者的仁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这是说教育者要做到两条：一是教育应推心置腹，以诚相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二是思想教育要回归生活，切近人生，不要满足于大道理的宣示，要从近处取譬，作出生活的阐述，才能说服他人。他的思想道德教育的经典名言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孔子告诫教育者，“毋意（不要凭空臆造），毋必（不要主观武断），毋固（不要固执一偏），毋我（不要自以为是）”（《论语·子罕》），教育者的思想先要纯正，才能施教。

三、整理《六经》，形成经典教材以规范理论导向

孔子对《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了悉心的述、删、修、正的加工整理，为“六经”的理论完善下过很深的工夫，对此《尚书》序中有比较具体的叙述，“先君孔子，生于周末。覩史籍之繁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而黜《八索》，述职方而除《九丘》”。从《礼记·经解》中可知，孔子整理《六经》是在历史研究与社会考察基础上进行的，“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什么样的教育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与社会。这也许是后人的附会，但可以肯定的是孔子整理的“六经”是以教育经验为基础的。

孔子整理《六经》的直接结果是：形成了《六经》的思想理论经典地位，具有巨大的思想涵盖力与适应性，为我国思想道德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指明了政治方向；《六经》反映了孔子对思想道德教育的人本功能、社会功能的理解，以《六经》为起点开创了思想道德教育的人文自觉，保证了古代思想教育的人性化内涵；《六经》的出现促进了思想道德教育的理论开放性与思想丰富性体系的形成，提供了思想道德意识的选择、整合、提升的最佳通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谁都可以从中得到自身的满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任何思想理论都可以从《六经》中找到起点，都不过是《六经》的诠释词，庄子认为诸子是从《六经》中分化出来的。孔子整理的《六经》在我国古代思想道德教育史上立下第一座理论丰碑，无论在中华文明建设上还是在古代思想道德教育史上，都是奠基性的伟举，其功不可磨灭。

孔子为社会性思想道德教育构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博大精深的思想理论体系，向人们所传递的是思想道德教育指向的目标的深远性，不仅仅是政治思想、道德意识，更包括人文观、审美观、历史观等，向人们展示了思想道德教育内涵的丰富性。史书对孔子此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盛赞孔子为我国思想道德教育理论体系的构建作了精心的努力，对推进中华文明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

四、孜孜不倦的思想传播活动

孔子不仅创造了思想道德教育的理论体系，更构建了思想道德教育的运行机制，使其思想教育活跃于社会大舞台上，是一个诲人不倦的思想道德教育家。

1.直接走向社会，以权力层为宣教对象

孔子具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教育执著，曾风尘仆仆、周游列国，向上层社会积极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推销自己的思想理论，是开创游说诸侯之风的第一人。在长达14年的时间里，他到过卫、陈、曹、宋、郑、蔡，以及匡、蒲、叶等十余国，司马迁说他曾“干七十君”，说明他对权力层的思想宣传是很热心且很有毅力的，他曾到处自我推荐，如用他施政，三个月即可见效。但他凄凄遑遑，屡屡受挫，厄运连连，厄于宋，畏于匡，穷于陈蔡，周游列国得到的结果是惶惶如丧家之犬，似乎是一个蹩脚的宣传者，谁都不采纳他的思想见解。于是他不得不把目光向下，投向社会底层，下说贫民，但也受到冷遇，他切身感受到推行一种思想理论、政治主张所遇到的艰难，曾因此发出“吾道非耶”的自我质疑。但他那周游列国宣传自我的举动、那种追寻思想宣传教育的社会价值的韧性，为后来的思想家积极开展社会性的思想宣传提供了范式，而且虽然孔子的思想未被政治采纳，在那天下纷争之世，并不受人欢迎，但其思想的社会影响却是扩大了，自己的理论思维也因此深化了。

2.在下层士人中构筑思想宣传的话语权

孔子政治上失意，退而创办私学，开创了平民化教育之始，打破了官学垄断，他执教四十余年，始终把学校作为自己思想道德宣传教育的主阵地，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教育声誉；他以讲学授课为思想传播主渠道，因此扩大了思想传播的层面，也强化了思想传播的社会自由；他有教无类，学生多来自平民，因此在年轻人中、在下层士人中，不仅提升了人们对社会思想政治的关注度，也因此构建了自身思想宣传教育的话语权，易于把自己的思想理论扩散到民众中去，赢得了社会舆论的主动，开辟了社会性思想道德教育通道，并因此形成了士阶层，形成了思想学派，聚合了儒学思想的中坚力量，使思想教育从政治中分离出来。

3.以学生为思想传播主力

孔子述而不作、说而不著，这不是一种谦恭，不是一种保守，而是一种通达。他拓宽了学生的思维空间，激发了学生的思想创造力，放手让学生门人开展二级三级宣传教育活动，这样做既丰富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又强化了思想的辐射性扩散。孔子有三千子弟，七十贤人，分散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他们出于对孔子的人格敬仰与思想崇拜，都有传承与弘扬孔子思想的志尚与热情。《史记·儒林外传》载：“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河西，子贡终于齐……为王师者。”每一个学生都是孔子思想的忠实信徒、热情的传播者，无论在孔子生前还是死后，都竭力张扬孔子思想，《论语》即是学生热情传播他的思想的产物，儒家思想一分为八也是孔子的学生创造性地宣传孔子思想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