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的人口计划生产理论讲得好

马寅初的人口计划生产理论讲得好

他是著名的人口学家、经济学家，他的人口计划生产理论适合我国国情，有先见之明，起初得到毛泽东的赞赏，但后来却受到康生等人的错误批判，他本人为此付出了代价，我们的民族为此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毛泽东评点原文

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完全可以进行研究试验。马寅初今天讲得很好！从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就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1]

马寅初简介

马寅初（1882～1982），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字元善，浙江嵊县人。曾在美国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获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央大学、交通大学、重庆大学担任教授、经济系主任、教务长、商学院院长等职，并曾任中国经济学社社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校长，第一、二、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历届委员。第二、四、五届常务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名誉校长，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和中国银行常务董事等职。

20世纪20年代，马寅初在北京大学讲授银行学、货币学、财政学、保险学、交易所学等应用经济学的课程外，还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表演讲几百次，对诸如农业、工商业、劳资、国际贸易等问题作了阐述，对当时的经济学界和实业界有一定的影响。这些演讲词后来编辑成《马寅初演讲集》。他还利用在浙江兴业银行当顾问之便，搜集中外资料，于1925年写成《中国国外汇兑》一书，介绍中外有关国际汇兑的基础知识和方法。1929年又发表了《中华银行论》，论述了各种银行业务，并对当时国内银行业务的现状和问题作了比较细致的分析。

1927年后至抗日战争前，马寅初在任南京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兼立法院财经委员会委员长等职时，对国民党政府的经济立法和经济政策起过一定的作用。他也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抨击过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政策。在这期间，他的代表作是《中国经济的改造》一书，这是一部用全体主义经济观点阐述中国经济问题的著作。

抗日战争时期，马寅初对战时经济的研究，以有利于抗战为目的。他发表过60多篇论文，后编辑成《战时经济论文集》。其主要经济思想有：①主张改革财政制度，建立战时的税收制度。②主张稳定币值，反对恶性通货膨胀。③战时的货币要保持独立性。

40年代，马寅初的主要著作有《通货新论》、《财政学与中国财政——理论与现实》、《中国经济之路》等。《通货新论》是马寅初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货币制度更替和货币学说演变的总结。他从理论和政策两方面论述了各国调整通货的根据、方法和步骤，比较了利弊，并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参考外国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如何整顿当时中国通货的主张。在这一时期，马寅初的经济思想主要是：①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倾销政策，维护民族资本的利益。②反对官僚资本在经济上的垄断统治，维护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③经济建设必须工业、农业同时并重。④尽量利用外资，引进外国先进技术。⑤一个独立富强的中国，要以一个民主的中国为前提，没有政治上的民主，就不会有经济的迅速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马寅初先后发表有《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联系中国实际来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新人口论》等40多篇论文和专著。

《新人口论》是马寅初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重要成果，系统地阐述了中国人口问题的性质、表现形式和解决的办法。他认为中国的确存在着严重的人口问题。人口基数大、增殖快。“人口太多，本来有限的国民收入，被六亿多人口吃掉了一大半，以致影响积累，影响工业化”。因此，“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益形棘手，愈难解决”。马寅初提出了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途径：①积极发展生产；②控制人口数量；③提高人口质量。在控制人口数量方面，他特别强调，提倡晚婚，实行计划生育；在提高人口质量方面，他认为只有提高人们的知识水平，才能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才能有生产力的高速度发展，国家和人民才能富强起来。在《新人口论》中，他还批判了T.R.马尔萨斯的反动人口论，指出“两个级数”是虚构出来的，马尔萨斯消除“过剩人口”的所谓“积极抑制”和“道德抑制”手段是反动的；指出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目的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

试析

马寅初与毛泽东的友谊是40年代建立的。1945年9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参加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鸡尾酒会并参观苏联图片展览。当时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的马寅初亦应邀与会。在会上，毛泽东与马寅初相互致问候，从此二人有了直接的交往。

1951年6月，马寅初任北京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是中国的最高学府，具有很高的声誉。作为这样一所大学的校长，马寅初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是年秋，马寅初在中南海开会，遇见了毛泽东，便对他说：“要兄弟把北大办成第一流的学府，主席您就得支持我的工作。”

“马老，你要我怎样的支持？”毛泽东笑着问。

“不要别的，只希望主席能够批准兄弟点名邀请谁到北大讲演，就请不要拒绝！”

“这个好办。”马寅初话音刚落，毛泽东紧接着风趣地说：“我批准了！马老校长，我给你这个‘尚方宝剑’！”

马寅初得到这把“尚方宝剑”后，点名邀请了不少党政领导干部到北京大学讲演，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以至周恩来总理。

1951年国庆节，马寅初上天安门城楼观礼，正好站在毛泽东的身后。当北京大学学生游行队伍举着红楼模型通过时，毛泽东问马寅初：“红楼还是原来样子吗？”

“一切还是原样，没有丝毫损失！”马寅初说：“你和李大钊在红楼的工作室也对外开放了。”

正交谈间，突然下起了大雨。毛泽东看着游行队伍，关切地说：“马老，您的学生淋雨了，我给您派人打电话，通知学校，让食堂给大家准备姜汤。”马寅初激动地说：“谢谢主席关怀！”

游行结束，马寅初回到北京大学，看到同学们正喝着滚烫的姜汤时，便兴奋地把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毛泽东的谈话告诉大家，鼓励同学们：“今后更加努力奋进，不要辜负毛主席的关怀……”

50年代中期，马寅初在浙江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后发现，农村人口增长率一般在百分之三四，他认为这是个大问题，从而提出了以节制生育、提高人口质量为中心的“新人口论”。他的这一见解第一次在1955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浙江小组上提出后，立即引起很大反响。著名爱国人士邵力子，著名科学家竺可桢、赵忠尧、王国松、顾功叙等都表示赞成和支持。但也有一些人持不同看法，认为这个问题苏联没有讨论过，中国也不要讨论。这样，这一问题就没能展开讨论，也就没有引起更大的关注。

两年后，即1957年春天，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马寅初再次阐述了人口问题。他的发言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和肯定。

毛泽东笑着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完全可以进行研究试验。马寅初今天讲得很好！从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就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周恩来、刘少奇也发言，表示赞同马寅初的意见。

马寅初受到极大鼓励，感到了与共产党人心息相通，无比兴奋地说：“我们的最高领袖毛主席对人口问题有同样的看法，这是一件可喜的事。因此，我对毛主席表示最崇高的敬意。”或许正是由于这种兴奋，马寅初难免说出几句失当的话。在一次人口论的演讲中，他说：“中国人口这样发展下去，十年后有八亿一千万、五十年后多少？吓死人！二十六亿一千九百万。吃的东西怎么办？上山去开荒？向外发展嘛，那就不能和平共处。”大概就是这句“向外发展”，影响“和平共处”的话，成了“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口实，受到批判。毛泽东知道后，一次在与马寅初交谈时提醒他：不要再谈这句话了。马寅初虚心接受，还诚恳地写出大字报作公开自我批评。但后来，由于康生、陈伯达插手其间，利用这一学术争端，兴风作浪，硬说马寅初的问题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借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康生还说，马寅初的马不是马克思的马，而是马尔萨斯的马。马寅初由此遭到错误的批判。

虽然马寅初的内心十分痛苦，他仍然是毛泽东的朋友；他对毛泽东的崇敬和友谊，仍是真诚的，纯洁的。60年代初，他看到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形式主义和庸俗化倾向以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愈演愈烈，深感忧虑。在一次会上，有人对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作过头的颂扬，说是《毛泽东选集》四卷一千年两千年后仍可运用。马寅初听了不以为然。他说，对毛泽东的这种恭维，是在搞个人崇拜。“这种个人崇拜是败坏毛主席的‘糖衣炮弹’。”他多次表示，毛泽东是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要吸取斯大林生前被神化身后被指责的教训，不要搞个人迷信。他忧心忡忡地说，搞个人崇拜“是害了毛先生”，“我们要爱护毛主席”。

由于50年代对马寅初人口理论的错误批判，致使我国计划生育工作迟迟没有起步，人口激增，成为今天制约我们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因素。过多的人口，不仅在今天，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一个沉重的包袱。70年代初，问题就暴露出来了。马寅初度过了他政治生活的困难时期，高兴地看到了我党对人口理论认识的变化以及采取的计划生育措施。他本人晚年得以复出，担任北京大学的名誉校长，直至病逝。

毛泽东当初对马寅初的人口理论的支持是十分正确的，遗憾的是没有支持到底，对陈伯达、康生等人的错误批判未能阻止，以致在人口政策上发生失误，这是严重的教训。

【注释】

[1]摘自毛泽东1957年春在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见陈微主编：《毛泽东与文化界名流》，第2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