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角的差异与借鉴

从中国传统社会风险思想与西方社会风险思想的历史发展来看，二者都经历了研究主题的转换与变迁，但是，无论研究主题如何转换，其切入问题的视角始终存在差异:中国古代思想家主要是从“伦理”的视角考察风险问题，而西方思想家主要以“经济”为突破口。

中国古代思想家在研究伦理问题时主要以“家庭伦理”为基石，儒家就有“孝梯为仁之本”的说法。梁漱溟对此曾作概括，认为“工业化”催生了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差别，未完成工业化的中国社会以家庭伦理为本位，而完成了工业化的西方社会则以个人为本位。但是，在风险问题的分析过程中，中国古代思想家已经不满足“家庭伦理”的基石，而构建起“国家伦理”的研究视角。荀子在论述国家所面临的政治风险时，着重突出道德的重要作用:“国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为择所而后错之，错险则危；不可不善为择道然后道之，涂薉则塞，危塞则亡。”^[111]所谓国家，它是天下的大器物，是重担，一定要好好地为它挑选一个位置而后将它放下，倘若将它安放在了有风险的地方就危险了；一定要好好地挑选一条发展道路推动它前进，倘若这条道路上布满荆棘和杂草，就会阻碍它前进，国家遇到危险和阻碍就会灭亡了。那么，应如何防止国家面临政治风险呢？荀子说:“彼国错者，非封焉之渭也，何法之道、谁子之与也。放道王者之法与王者之人为之，则亦王；道霸者之法与霸道之人为之，则亦霸；道亡国之法与亡国之人为之，则亦亡。三者，明主之所以仅择也，而仁人之所以务白也。”^[112]国家放在哪里的问题不是封地的问题，而是遵循哪种原则、同哪种人一道治理国家的问题。所以，遵循王道，并同那些同样遵循王道的大臣一道治理国家，就会称王；而遵循霸道，并且同那些遵循霸道的大臣一道治理国家，就会称霸；遵循亡国之道，并且同遵循亡国之道的大臣一道治理国家，就会亡国。对于以上三种办法，明君要谨慎挑选，仁义之人也要弄清楚。

与中国传统社会风险思想不同，西方社会风险思想主要从“经济”视角切入。尽管经济学作为一门严格的科学是16世纪以后的事，但是西方学界历来重视经济问题的研究，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都有丰富的经济学或经济哲学思想。在资本主义萌发并迅速壮大以后，以“经济”为视角来研究社会问题更是成为西方的显学，风险问题也不例外。在当代，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学界都认为在当代社会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风险现象。在西方，“新风险”的提法不仅存在于劳的著作中，还出现在以福利国家为实践背景的一系列“新社会风险”理论当中。正如泰勒-顾柏所说:“新社会风险指的是人们现在面临的、在向后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经济和社会发生变化给他们生活带来的风险。”^[113]在泰勒·顾柏看来，新社会风险主要有四种类型:一是大多数妇女开始从事有报酬的工作，单纯依靠男人养家的家庭比例日益下降；二是老年人的数量和比例正在迅速增长，这使得社会照顾和传统福利国家的养老金以及保健服务的成本上升；三是劳动力市场发生变化，由于生产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工厂里技术不熟练工人的比重降低了；四是各个福利国家力图缩小国家开支以应对过去的旧风险，从而催生私营服务扩张。Chan和RaymondK.H.在《风险话语与政治:香港的福利重构》中以金融危机过后的香港为例，探讨了福利改革与政治风险中的新问题。在他们看来，香港的政府与公众已经日益意识到社会领域出现的各种风险因素，以往的福利政策不能有力应对新出现的风险挑战，新的福利政策理应被提出，并逐渐取代旧的福利政策。^[114]

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看来，新社会风险主要是指新时期由“改革”和“开放”带来的一系列风险因素。这些风险因素包括经济和社会转型所导致的利益格局多元化以及由此催生的思想观念多元化。胡锦涛在论述政协的作用时指出了这些新的社会风险:“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人民政协要坚持把发扬民主、增进团结、协调关系、化解矛盾作为履行职能的重要着力点，努力为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发挥积极作用。”^[115]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日益提升，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也迅速升高。于是，根源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国外金融危机很可能以多种渠道波及中国，如热钱的涌入、美元贬值等。这样，防范这些金融风险就成为新时期防范社会风险的任务之一。江泽民说:“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占据明显优势，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利用机遇和防范风险的能力较弱，相对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策略把握不当，其金融、经济就会面临风险和冲击。”^[116]总体来讲，西方学界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都认为在当代社会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风险，只是他们对新风险的理解不同，西方学界侧重于福利国家社会状况的变动，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更侧重于社会转型导致的风险防范问题。

在风险问题的考察中，中国古代思想家从“伦理”切入，而西方思想家以“经济”为视角，他们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启发当代社会的风险管理者。一方面，伦理道德在利益协调中的作用十分突出，尤其是“谦让”和“包容”精神在特定条件下可以起到节约协调成本的良好作用。用一句当代话语来描述，那就是人不仅是“经济人”，也是“道德人”。事实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已经对此有所吸收。江泽民曾主张以“三讲”教育防范政治风险和文化风险:“领导干部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决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的影响。”^[117]在这里，讲正气是领导干部自觉抵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精神防线，这种方法与中国传统社会风险思想中以“践行正道”防范风险的主张是相似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夯实物质基础是防范社会风险的“治本”之道，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讲的也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以“刚健而不陷”为代表的道德诉求可以成为夯实物质基础的重要补充，从而成为防范社会风险的辅助手段。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既着重强调:“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118]同时也接着补充自己的观点:“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119]另一方面，经济作为社会的基础性组成部分，他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同样是伦理道德所不能替代的。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看来，社会生活中的几乎所有事件都可以从经济学的视角来解释，蓬勃发展的新制度经济学就是用经济学理论审视“制度”的产物。因此，一般而言，应当以经济措施为基础，并以道德措施为辅助，共同化解社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