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的分野与借鉴

中国社会风险思想与西方社会风险思想都发源于古代社会，在漫长的思想发展过程中，二者都经历了研究方法的变迁与转换，从而以不同的方法获得了不同的结论，最终使社会风险思想得到创新与升华。

对中国前秦时代的思想家来说，朴素辩证法是其研究风险问题的根本方法，富有代表性的是“从无到有”的方法。如前所述，《易经》在探讨风险问题时就大量运用了这种方法。此后，老子对“从无到有”方法进行了集中阐释。《道德经》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103]在天地创生的开端，“无”是主要特征，而“无”可以转化为“有”，从而成为“万物之母”。对此，《道德经》这样表述:“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104]于是，老子就此肯定了世界万物的辩证创生过程，他也由此成为中国思想史中运用朴素辩证法思考哲学问题的代表性人物。不仅从“无”可以到“有”，而且从“有”可以到“无”。运用这样的辩证思维，不仅可以洞察风险的产生过程，也可以探索风险的管理措施。老子说:“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105]管理天下的事务，必须构建一整套管理机制，这些管理机制都有固定的名分。有了固定的名分就要对机制的运行有所约束，在遇到风险时知道适可而止，这样就不会遭受失败。这样看来，风险管理必须在“从无到有”和“从有到无”的演变过程中把握适度原则，及时遏制风险的扩张，并有效疏导风险的转移。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老子在《道德经》里给出了答案，那就是洞察万物的“道”:“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106]世界万物存在一个起点，这个起点就是世界之母。于是，洞察了世界之母，就可以通晓世界。在此基础上，遵循这个“道”，终身都没有风险。在以后中国思想史的演进中，尽管在某一时期可能出现具有形而上学倾向的思想观念，但在总体上，朴素辩证法始终是中国思想家探讨风险问题的主要思维方法。

与中国传统社会风险思想相比，西方学界的研究方法略显不同，其经历了从辩证思维到反思辩证思维的变迁。在西方近代思想史中，卢梭不仅是一位政治思想家，而且善于在研究政治问题时进行哲学思考，因而其学说中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以至于杨适认为“卢梭哲学是近代辩证法的开端”。卢梭提出人类历史先后经历了“平等—不平等—平等”的三阶段，在他那里，风险就产生于“平等”与“不平等”的演变与转化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卢梭指出，政治权利上的差异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中人民之间的差异。在人民与他们的首长之间不断增长着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会由于欲望、才能与境遇的不同而形成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当权的官员如果不想办法安置一批肖小，并且将一部分权力分配给他们，他就不可能谋取非法的权力。同时，国家的公民们也只是出于盲目贪心的引诱，才会乐于接受别人的压迫。他们自愿戴上严酷的枷锁，目的是为了是反过来将枷锁戴在别人身上。所以，“不平等是很容易伸展到野心家和怯懦者之间的，因为他们随时都在准备着冒风险，准备着依时运的顺逆，或者去统治人，或者去侍奉人，这二者对他们说来，几乎是没有什么差别的”。^[107]由此可见，在不平等的社会当中，风险往往更容易滋生。

随着西方学界的演变，也有一部分思想家逐渐放弃辩证思维，而趋向于使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开展风险研究，“消极宿命论”就是典型的一例。京特·安德斯在其著作中存在着较为显著的“消极宿命论”倾向，以至于他将《过时的人》第二卷的副标题直接定为“论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生活的毁灭”。在他那里，人类的进化永远无法赶上自己产品的进步，从而导致了人在自己产品面前的“过时”和“落伍”。在原子弹等新兴科技产品诞生以后，“生活的毁灭”似乎就成为了人类不可逃避的命运。当然，京特·安德斯并不是绝对的宿命论者，他所抛出的理论观点目的是警示世人，挽救人类:“我们直面人类毁灭的危险……我觉得我应该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真正去投身参加千百万人的斗争，去与我们面前的危险作抗争。”^[108]事实上，乌尔里希·贝克也有这样的情节。在他看来，风险是人类挥之不去的附属物，从风险社会中逃脱的努力都会陷于失败。只不过，风险理论与消极宿命论的差别在于，前者认为人类有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所有的人都无法逃避这种不确定性；而后者认为人类的未来是确定的，那就是毁灭。由此可见，在风险问题上，部分现代西方思想家对以往的辩证研究方法做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尽管这种调整不能笼统地归咎到“形而上学”上，但是它可以被看做是对辩证思维的一种反思，可以成为当代风险管理的重要思想资源。

无论是朴素辩证法，还是对辩证法的反思，都可以为马克思主义者建构风险管理机制提供有益的启示。在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前提下，这种启示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其一，从朴素辩证法的表述中提炼合理成分，进一步加深对唯物辩证法的认识，在构建风险管理机制时避免陷入中国古代思想家所描述的方法困境。例如，《易经》主张“险而止”的思想，遇到风险要及时停止下来，坚持“适度原则”。马克思主义并不完全赞同遇到风险就止步不前，因为要探索，就会有风险，遇到风险并不应当由于胆怯而停下脚步，而应当总结经验，换个方式前进。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109]他进而质疑那些惧怕风险的人:“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110]马克思主义者不惧怕风险，但要及时洞察风险状况，找到风险根源，从而优化工作方式。就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而言，在旧的发展方式由于其弊端而引发诸多风险时，马克思主义者应当逐渐终结这种发展方式，同时逐步培育新的发展方式，以这种方法规避社会发展的风险因素。但是，在特定状况下，如果发展方式的转变无法实现，不妨暂且停止下来，积累继续发展的各种条件，以便于重启发展进程。中国传统智慧启示我们，在推动社会发展时必须注意防范风险，避免“急功冒进”，在条件不成熟时可暂缓步伐，以避免倾覆的危险。其二，在批判“消极宿命论”形而上学方法的同时，正确认识其中的合理成分，尤其是它所看到的当代社会的隐忧和风险，并努力化解这些风险。例如，京特·安德斯所预言的“生活的毁灭”是有根据的，因为在他看来，人本身是难以改变的，古代人同现代人相比较，除去思想上的变化，其身体的物质形态变化极少，而人的产品的物质形态变化很大。可能火药、指南针等产品对古代人来说是高科技产品，但现代人的高科技产品是芯片、克隆生物与核弹。由于人在自身产品面前的落伍与“过时”，人将最终被自身的产品所终结。由此可见，我们当然不能赞同京特·安德斯的观点与结论，但他使用的论据与论证的确是可以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