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问题

(三)新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问题

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热潮是由具有不同学术背景和不同理论旨趣的学者共同演绎的世纪大合唱，虽然它已然取得了足可让人称道的重要理论成就，但也内存着诸多的问题。相对于其成就而言，新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甚至更加值得我们关注和重视，因为它们关系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未来发展，甚至关系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途和命运。这些问题主要有：

第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性质的读解仍有严重讹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性质问题，历来都有诸多的误解或歪曲。例如，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很早就有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归结为儒家化甚至封建化，认为它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化为乌有，其结果充其量也只是变形走样的马克思主义。在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有些人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性质作了另类误读，即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归结为20世纪西学东渐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严重曲解。首先，这种观点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视为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而潮水般地涌入中国的西方文化的一部分，歪曲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实际上，虽然西方列强的入侵在客观上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决不是西方列强入侵的伴生物，马克思主义也不是自动“涌入”中国的。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苦苦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结果。关于这一点，毛泽东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最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14]不澄清这一事实，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就会走入歧途。其次，这种观点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题来替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曲解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实质上从根本上否认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实。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一命题所强调的是作为一种西方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际遇，就像一个人客居他乡的所作所为。按照一些人的描述，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约一百年前传播到了中国，然后就指导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并成为指导思想，使中国社会历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自身也经历了相当曲折的进程。在这幅题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漫画式图景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已变成子虚乌有的事情。再次，这种观点还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与“进化主义在中国”、“唯意志论哲学在中国”、“实用主义在中国”等相提并论，混淆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西方近现代思潮之间的原则界限，实际上完全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按照这种观点，既然马克思主义与其他西方近现代思潮一样都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而涌入中国的，那么，即使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实，它也只不过是西方文化入侵或文化殖民的一种表现。如此一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其说是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倒不如说是要拷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法性。总之，上述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性质的误读，如果不是那种极端保守主义和狭窄民族主义的文化心态作祟的结果，那就只能理解为某种故意混淆视听之举。不从根本上破除这种已产生相当影响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性质的误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和现实实践都会举步维艰。

第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定位出现了重大偏差。所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定位，是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理意涵的界定，它涉及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性或在学术上如何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这是新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所特有的问题。然而，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已然出现了重大偏差。近年来，一些人主张区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层面与政治层面，认为政治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着眼点是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其重点是把马克思主义与当前中国和世界现实相结合，它属于革命家、政治家的事情；而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是指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学科的中国化，其重点是吸取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其任务是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显然，这里所谓的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与此相应，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定位实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定位。在这种观点看来，以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存在着学术含量严重不足的问题，而其原因正在于它缺乏准确的学术定位，经常越位到政治层面去干本属于革命家、政治家的事情。应该承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革命家、政治家与理论家确有不同的职责和任务，虽然毛泽东、邓小平等领袖人物具有革命家和理论家的双重品格并因此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但是，如果认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当前现实相结合主要是革命家、政治家的事情，而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才是致力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家的本务，那就大谬不然了。这种极力主张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层面与政治层面作截然二分，试图通过规避政治和现实来强化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性的观点，不过是近年来中国学术界以“政治淡出，学术凸现”的时髦口号为症候的流行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表现。其实，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问题与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题中应有之义，无论是革命家、政治家还是理论家都不应该偏废任何一方面。作为学术事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当然要重视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思想养分，但更应该关注中国的当前现实，其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为解决中国当前现实中的问题寻觅思想资源。如果无视时代和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漠不关心，不仅会因缺乏现实立足点和取舍标准而使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思想养分成为空话，而且还会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面临合法性危机，更遑论什么强化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性和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了。因此，不校正上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定位上的偏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将会偏离正确的方向并陷入重重困境。

第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题的开掘尚存不少盲点。与以往的情形相比较，尽管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也开掘出了某些新的论题，但从总体上看，其论域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其主要论题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源流、历史进程、基本经验、内在规律及其重要代表人物等，其成就也主要表现为对这些原有论题的深度发掘。这种情形的出现，并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题已被开掘殆尽，而是新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视野仍然较为狭隘所致。如果进一步开阔视野、特别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置于一个半世纪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历史进程和近百年来中西文化大激荡条件下中国先进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这一广阔背景下来考察和理解，我们就可以发现新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诸种盲点，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20世纪马克思主义民族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全球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革命文化的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近现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演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多元化，等等。其中，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的关系来说，虽然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也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但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到底应该如何吸取以及吸取哪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内容，特别是应该怎样用马克思主义改铸中国传统文化并由此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等问题，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探讨。而如果不深入、系统地研究上述问题，仅仅停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些原有论题上，是很难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局面的。

第四，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论上还有一些误区。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始终贯穿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本身的反思，包括对既往得失的总结、现实思路的清理、发展方向的抉择和方法论的建构。这种自我反思是新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取得显著成就的重要保证。但是，这种自我反思是不彻底的，特别是其方法论建构是不完备的。事实上，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方法论上还有种种误区，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对于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式地位缺乏自觉意识。顾名思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对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就其本来意义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无可置疑的范式，换言之，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都应紧紧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中心任务来展开。然而，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作一个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等相并列的一个学术领域或研究方向，而不是理解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等在内的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都应遵循的范式，似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等领域的研究工作可以游离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外。正因如此，所以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往往局限于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部而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很少关注在它看来属于其他学术领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等方面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更谈不上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范式反思和规范这些不同学术领域的研究。关于后面这一点，在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一些人对于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中明显背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的文本崇拜和洋教条迷信^[15]视而不见，就是最好的证明。此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比较研究尚未真正展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微观个案研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也都是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法论误区的表现。不从根本上消除这些方法论上的误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就会受到重重羁绊，也很难起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