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成就

(二)新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成就

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热潮是以丰富的研究成果为内涵和支撑的。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绝大部分论题在新世纪都得到了开掘，其中，原有的一些论题也得到了深化和拓展。通过多学科攻关、多维度展开、多层级进行和多时向推进，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取得了显著成就。

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脉络渐被厘清。新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着力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源流。人们对这一论题的开掘，主要是围绕如下问题来进行的：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源头。人们的研究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阐释、对如何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问题的论述、对教条主义的批判、特别是他们在探索俄国等东方国家社会发展道路过程中所创立的东方社会理论，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它们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直接源头^[1]。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形成。在这方面，人们着重探讨了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形成的过程，包括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与三民主义、自由主义、科学主义、民族主义等社会思潮的论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催生作用、大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形成的贡献以及这一思想形成的时代条件、实践基础和国际背景，特别是对大革命失败原因的深刻反思和共产国际七大的正确决议对这一思想形成的直接影响。这些研究表明，虽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是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的，但它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以后经过多年艰苦探索而达到的理论自觉。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丰富、完善和发展。这包括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到文化大革命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丰富和完善，以及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新发展。关于前者，人们详细地考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及其含义的演变，包括自1940年起毛泽东等人更多地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或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或统一起来)”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替代命题，以及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争论中毛泽东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也包括这一命题含义的日渐丰富，即从六届六中全会时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到1941年毛泽东提出“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再到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七大确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后者，人们主要探讨了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新发展，包括从党的十二大到十六大步步推进的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促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蕴和与时俱进的时代内涵^[2]。

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日显明晰。续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之余绪，新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最热议论题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人们对这一论题的论析，大致是围绕以下问题展开的：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大多数论者认为，虽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可追溯至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但即使按照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最初阐释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也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才真正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然，也有人认为，作为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标志，党的一大并未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为它还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此不同，党的二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及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并由此制定了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纲领、方针和政策，因而才可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3]。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分期。综观近年来的有关论著，人们一般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区分为以下几个时期：(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序曲，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包括19世纪未至20世纪初的最初流传阶段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至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革命传播阶段；(2)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其标志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3)新中国成立后29年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发展，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延伸，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作了准备；(4)改革开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其标志是邓小平理论的形成；(5)新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飞跃，其标志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6)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探索，并在这一探索中形成了科学发展观^[4]。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成果。这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中之重。在这方面，人们着重探讨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内容和创新特征、形成和命名过程、创立的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或哲学基础、对世界优秀思想文化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粹的吸收、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脉相承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贡献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意义^[5]。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特点。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人们概括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一些重要特点，如由片面性到全面性发展、继承性和创新性的统一、曲折性和前进性的统一、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等等^[6]。

再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现实条件和实现机制问题得到了深度耕犁。新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渐趋深入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它并没有停留于对对象实然状态的描述，而是日益触及到如下一些深层理论问题：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长期以来，国内外不断有人提出否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观点。例如，有人认为，解决中国的问题未必需要马克思主义；也有人认为，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靠原原本本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走了样的”马克思主义；还有人认为，中国人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人要想理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中国人理解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使它中国化。近年来，有学者针对这些观点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问题作了极有说服力的回答^[7]。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中国的具体实际”当然也包括在今天中国人的生活中无时不刻不在起作用的中国传统文化。那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这两种异质文化何以能够相结合呢?有的论者认为，其根本原因乃在于二者在实践理性、价值取向、社会理想等方面具有某种一致性或契合相通之处，正是这种一致性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并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即中国革命文化^[8]。但是，更多的人反对这种“一致”说，认为正是这种被诠释出来的所谓的“一致性”阻碍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全面的理解^[9]。他们认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主要是指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事实上都大量吸取了中国传统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中的积极内容。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人们认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或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历史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任务和方向，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中国确立和获得了现代性的资格和身份，并使中国完成了走上现代化道路所必须完成的两大启蒙任务，即个人的群体性启蒙和民族意识的现代性启蒙；中国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完全一致的根本目标即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因此，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成果，也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理论坐标^[10]。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机制。在这一问题上，有人专门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问题，探讨了“结合”过程诸要素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互动，考察了“结合”过程中由文化、价值观、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等方面的差异所带来的困境或矛盾及其解决途径，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结合”的突出点^[11]。还有人运用现代解释学的观点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机制问题，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为根据中国的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诠释(或理论诠释)和实践诠释，认为它必须在主观性与客观性、真理与价值、“问题”与“主义”、历史与现实、世界与中国等之间保持一种解释的张力^[12]。

复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和内在规律有了初步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和内在规律也是新世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大致包括：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坚持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竭动力；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成果，把世界性、时代性的内容与民族性的形式有机结合起来，形成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条件；始终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坚持以实现和发展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根本宗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保证^[13]。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规律，则是隐含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经验中的一个论题，因为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也就可以总结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规律。例如，坚持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会不断取得新的成就；相反，坚持从本本出发，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然会受到挫折。这就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反两方面经验中得出的一条重要规律。

最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代表人物思想研究已普遍展开。完整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脉络和历史进程，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和内在规律，不能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代表人物的思想进行深入的微观个案研究。事实上，这方面的探索已成为新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个重要亮点。尽管对毛泽东、邓小平等少数领袖人物思想的论列仍然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代表人物思想研究的最强音，但与以往的情况有所不同，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已遍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几乎所有的重要代表人物，包括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张闻天、蔡和森、陈望道、李汉俊、刘少奇、陈云、彭真、朱德、周恩来、陈毅、任弼时、王稼祥、艾思奇、李达、郭沫若、鲁迅、邓拓、陈伯达、杨松、张如心、冯契，等等，也包括王明之类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遭受重大挫折的反面代表人物。这类研究主要涉及这些重要代表人物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心路历程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或给我们留下的经验教训。不过，这方面的研究才刚刚展开，对其中大多数重要代表人物思想的研究和阐述还远未达到系统化和深刻化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