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编入《自然辩证法》一书中的《劳动》一文，原是恩格斯为他计划中的另一部著作《奴役的三种基本形式》所写的导言。后来，恩格斯曾把该文的标题改为《对工人的奴役·导言》。由于该著作没有完成，恩格斯最后给他已经写成的这篇导言加上了现在这个标题，并把它放进了《自然辩证法》一书手稿的第二束材料中，该束材料的标题为《自然研究和辩证法》。有意思的是，单独地看，无论是《自然辩证法》手稿第二束材料的标题《自然研究和辩证法》，还是这篇论文的标题《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都不足以充分地反映该文的内容，但如果将这两个标题联系起来并将后者置于前者之下，那么该文的主题就一目了然了，那就是要立足于生产劳动这一人类实践的最基本形式来阐明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法。换句话说，在《劳动》一文中，恩格斯所系统地阐发的就是一种以实践观点为基石、以自然辩证法理论为方法论依托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
首先，恩格斯具体地考察了人类的起源亦即人与自然的分化过程。
人是怎样产生的?《旧约全书·创世纪》上说，人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6]。在人类的起源问题上，西方思想史上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就是这种基督教神学的上帝创造说。与此不同，黑格尔曾以哲学的方式来看待人类的起源问题。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他在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人类是通过劳动而自我创造和自我生成的这样一个卓越的思想。虽然由于其唯心主义的哲学前提、特别是由于其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归结为自我意识与意识的关系，黑格尔不可能真正科学地解决人类的起源问题，但他的上述思想却为科学地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在《劳动》一文中，恩格斯汲取了黑格尔的上述合理思想，并充分地利用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所提供的材料，对人类的起源问题作出了科学的解答。恩格斯指出，人是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的，是从高等动物即类人猿进化而来的，而劳动就是人类借以从自然界分化独立出来的根本力量。他说，劳动“是一切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7]。由于劳动，猿类不发达的手逐渐变成了人手，并且愈来愈自由，愈来愈灵巧，愈来愈完善。而“随着手的发展、随着劳动而开始的人对自然的统治，随着每一新的进步又扩大了人的眼界。他们在自然对象中不断地发现新的、以往所不知道的属性。另一方面，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支持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一句话，这些正在生成的人，已经达到彼此间不得不说些什么的地步了”[8]，于是产生了语言。“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脑就逐渐地过渡到人脑”，而“随着脑的进一步的发育，同脑最密切的工具，即感觉器官，也同步发育起来”[9]。“脑和为它服务的器官、越来越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又反作用于劳动和语言，为这二者的进一步发育不断提供新的推动力。”[10]在这种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特别是随着劳动的进一步发展，人最终脱离了动物界，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
其次，恩格斯深刻地分析和说明了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
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问题也就是人的本质特征问题。应该说，这一问题早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时候就已得到了正确的解决。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不过，马克思的这一论断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需要结合人与世界关系的不同方面加以具体阐发，因为人的本质正是通过人与世界关系的不同方面表现出来的。
在《劳动》一文中，恩格斯是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来看待人的本质问题的，就是说，他是从与自然的关系上来分析和说明人的本质或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的。他所讲的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实即人和动物在与自然的关系上的本质区别。恩格斯指出，动物通过它们的活动也改变外部自然界，动物也具有从事有计划的、经过思考的行动的能力。“但是一切动物的一切有计划的行动，都不能在地球上打下自己的意志的印记。这一点只有人才能做到。”[12]“如果说动物对周围环境发生持久的影响，那么，这是无意的，而且对于这些动物本身来说是某种偶然的事情。而人离开动物越远，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就越带有经过事先思考的、有计划的、以事先知道的一定目标为取向的行为的特征。”[13]“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而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14]在这里，恩格斯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并在与动物的比较中对人的本质的论述，与马克思关于“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15]即劳动的论断是完全一致的。
再次，恩格斯还精辟地论述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及其协调途径。
在恩格斯生活的时代，人类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和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所导致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已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表现出来。对此，恩格斯表示了深切的关注，并从哲学自然观的高度作了分析。他指出，人类通过劳动不仅从自然界中分化独立出来，而且也确实实现了对自然界的支配和统治，“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16]。针对当时在欧洲和美洲的许多地方出现的因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而导致的水土流失等生态破坏现象，恩格斯严重地警告道：“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17]也就是说，人类对自然界的支配和统治必须建立在正确地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的基础之上，否则，就会出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会招致自然界的报复。
恩格斯指出，要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们首先必须学会正确地认识自然规律，克服那种对于自己支配和统治自然的行为后果的短视，尤其是要克服那种“自古典古代衰落以后出现在欧洲并在基督教中取得最高度的发展”的、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18]。“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习常过程所作的干预所引起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19]，并愈来愈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因而也学会并有可能去支配和调节我们生产行为所引起的较远的自然后果。“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20]这是因为，出现人与自然的矛盾，不仅有属于人类认识不完善方面的原因，而且还有属于社会关系、社会制度不合理方面的原因。“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在西欧现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一点表现得最为充分。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个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效益。”[21]“西班牙的种植场主曾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以为木灰作为肥料足够最能盈利的咖啡树施用一个世代之久，至于后来热带的倾盆大雨竟冲毁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这同他们又有什么相干呢?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面对自然界以及社会，人们注意的主要只是最初的最明显的成果”[22]。因此，要真正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23]
综上所述，在《劳动》一文中，恩格斯分别从人与自然的分化过程、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人与自然的矛盾及其协调途径等三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作了系统的阐发。其中，如果说在前两个方面恩格斯主要是着眼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过去和现在的实然状态的正确揭示和描述的话，那么，在后一方面，恩格斯的分析更带有面向人与自然关系的未来发展和应然状态的规范意味。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这一规范性分析，深刻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与历史观、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与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学说是高度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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