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曾经写道：“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1]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如何将自觉的辩证法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的呢?或者说，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并由恩格斯系统阐发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究竟是何种性质的自然观?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恩格斯的自然观或由恩格斯所系统阐发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归结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中所阐述的自然辩证法理论，或者至少是把自然辩证法理论视为恩格斯自然观的最根本、最核心的内容，有的人甚至还由此出发对恩格斯的自然观大加责难，指责恩格斯的自然观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看法，既误解了哲学自然观的性质，也误解了恩格斯自然观的本质特征。
什么是哲学的自然观?在这一问题上，学术界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观点，那就是认为哲学的自然观是关于自然界本身的哲学理论，是人们从哲学的角度去把握自然界而形成的关于自然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的诸多观点的总和，亦即哲学的“自然图景”。这一观点也恰好构成了上述那种把恩格斯的自然观归结为自然辩证法理论的看法的基本前提。然而，这一前提却是很成问题的。众所周知，自然观历来就是哲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领域，而哲学作为世界观不过是对于人与世界关系的总体性的反思。与此相应，自然观决不是什么关于自然界本身的哲学理论，而是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考。诚然，为了深入地探析和说明人与自然的关系，哲学的自然观也必须对于包括人在内的整个自然界本身作出某种统一的理解和把握。从这个角度看，自然图景也确是哲学自然观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但是，自然图景并不就是哲学自然观，甚至也不构成哲学自然观的最根本、最核心的内容，而是从属和服务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的。或者说，哲学自然观的目的主要不在于说明自然界本身，而在于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出理解和阐释，以便为人们处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提供某种范导。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岩崎允胤等人在其《科学认识论》一书中曾说：“什么是自然观呢?现在我们把世界图景和自然图景大体看作是同义的，所以首先最好是把自然观同世界观联系起来理解。当然，世界观比自然观更广阔。而自然观不过是涉及‘人——自然界［客观实在］，关系的世界观的一个方面、一个构成部分，从‘人——自然界［客观实在］’的观点出发，可以仅仅与如何来理解自然界(同社会区别的自然界，人化的并是人类基础的自然界)这一点发生关系。这样，我们大体可以把自然观同自然图景区分开来。”[2]他们认为，自然观与自然图景也是相互过渡、相互渗透的，不能在两者之间划定明确的界限，所以最好还是把作为世界观的一个方面的自然观看作是狭义的自然观，而把同时也包含着自然图景的自然观看作是广义的自然观。应该说，岩崎允胤等人关于“狭义的自然观”与“广义的自然观”的区分是很有道理的。这一区分表明，在广义的自然观中，自然图景是服务于狭义的自然观即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的。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切哲学自然观关注的共同主题。不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前的旧哲学自然观虽然也包含着一些合理的因素，但从总体上看都没有能够正确地理解和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黑格尔的自然观可谓是旧的哲学自然观发展的最高成就，他不仅从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和有机统一来说明人与自然的关系，克服了过去那种静态的自然观的缺陷，而且还汲取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思想，把劳动视为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中介，立足于劳动活动来说明人的生成、自然界的变化以及人与自然界的统一。可见，黑格尔的自然观中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然而，黑格尔的自然观是建立在把人与自然界精神化、神秘化的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在他那里，作为主体的人变成了自我意识，作为客体的自然界变成了自我意识的对象即意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了自我意识与意识的关系。黑格尔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唯心主义歪曲理所当然地受到了费尔巴哈的批判，后者力图以其自然主义的一元论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出唯物主义的说明。但是，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自然观的唯心主义实质的同时，也丢掉了黑格尔自然观中所包含的合理的辩证法思想，尤其是丢掉了黑格尔关于劳动中介性的观点，因而看不到人通过劳动活动对自然界的能动改造及其引起的自然界的巨大变化。在他那里，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过是两个自然物之间的关系，亦即自然界同自身的关系。因此，费尔巴哈仅仅只是从直观的角度去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是非历史的、抽象的。与费尔巴哈完全不同，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承认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及其对于人类的优先地位，在自然观上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且批判地汲取了黑格尔关于劳动中介性的观点，确立了从实践出发去考察人与自然关系的视角，既从实践去理解人与自然的分化与对立，又从实践去探寻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从而真正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部奥秘，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是建立在科学的实践观基础之上的，实践的观点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首要的根本的观点。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是对旧的哲学自然观、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自然观的积极扬弃。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恩格斯说马克思和他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的唯一的人。
应该说，早在19世纪40年代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就已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一些基本思想。然而，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集中而系统的阐发却是在写作于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以下简称《劳动》)一文中完成的。这其中的原因，恩格斯本人曾作过说明，那就是“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3]。也正是基于这一需要，70年代以后，恩格斯先后用了8年时间力图“使自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来一次彻底的”“脱毛”[4]，并在总结和概括自然科学发展新成就的过程中对自然界的辩证法作了艰苦的探索。《劳动》一文就是恩格斯在对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和自然界的辩证法有了较深入的研究之后写成的，也就是说，恩格斯在《劳动》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系统阐发是建立在他对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成就的概括和总结、对自然界的辩证法的深入探索的基础之上的。
值得着重指出的是，我们反对把恩格斯的自然观或恩格斯所阐发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归结为自然辩证法理论，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理论不重要，而是说相对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确立而言，对自然辩证法的探索本身并不是恩格斯的目的，他的这一探索乃是要为系统地揭示人与自然关系的奥秘提供正确的方法论基础。正如恩格斯本人所说：“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不断地注视生成和消逝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的相互作用才能做到。”[5]因此，没有对于自然辩证法的深入研究，没有自然辩证法理论的依托，也不可能有恩格斯在《劳动》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深刻阐发。明确这一点，不仅有助于我们认清恩格斯的自然观或恩格斯所阐发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本质特征，而且也有利于廓清国内外学术界对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理论的种种歪曲和误解。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