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的生态观思想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观思想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思想。马克思、恩格斯从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不仅揭示了人—社会—自然的一般生态系统，而且重点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环境问题，形成了自己的社会生态学。他们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的科学论述，无不闪耀着生态智慧之光，而且具有超越时空的前瞻性。今天，系统地发掘和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是回应马克思、恩格斯所受的生态责难，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和推动当代的人类生态实践的必要前提。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观主要包括生态自然观、生态经济观、生态社会观、生态伦理观和生态环境观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生态自然观

生态自然观是一种基于生态学等科技发展最新成就的新的思维模式和新的价值观念。“同传统的自然观相比，生态自然观更注重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有机性、可持续性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性，是对传统自然观和发展观的积极扬弃，是自然观的当代形态。”^[1]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是在批判唯心主义自然观和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过程中出场的，他们科学地回答了自然的本质，人的由来，正确揭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人在自然界中的生态位以及人对自然的依赖性，揭示了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互动过程。

（一）自然对人的优先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是在超越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自然观，扬弃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上形成的。与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自然观不同，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强调自然对人的优先地位和客观存在性；与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自然观不同，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强调从人以及人的实践角度去理解自然，强调人的主体作用。既肯定自然对人的优先地位和客观存在性，又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强调从实践的角度理解自然，这是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内在统一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抽掉了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背离。

马克思、恩格斯把自然、环境和生态摆在对人的优先地位的观点，深刻体现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观点，它充分说明了在人与自然、环境、生态的关系中，自然、环境对人具有客观性和先在性。当然，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人们可以认识自然规律，适应自然规律，但人却不能违背自然规律。正如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2]

（二）人是自然的产物

人从哪里来？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给予了科学的回答，彻底否定了上帝创世说。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源于自然，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是自然生成的。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一方面人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和受限制的存在物，恩格斯以他和马克思创立的新哲学为武器，在大量占有科学材料的基础上，对自然界的存在、演化过程及其规律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他不仅揭示了“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揭示了自然界的物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了运动，自然界各种运动在一定条件下是相互转化的，自然界的运动变化是有规律的，矛盾决定着“自然界的生活”，而且还揭示了自然界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同时也是人的生成过程。

（三）自然对人的制约和人对自然的适应

由上所述，自然界对人具有优先地位，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决定了自然对人的制约性。人和其他生物一样，其活动要受到自然界的限定和制约。自然界以其物的特性为前提，并以特定的结构和形式，作为规律对人的活动设定界限，人类的活动必须遵循这种界限，服从这种制约，否则就会遭到自然界的报复。自然界对人的制约通过两种形式表现出来。一是表现为自然界相对于人的先在性、物的条件性。二是表现为外部生态环境对人的制约性。外部生态环境是人类生活生产的首要前提。生态学表明人必须生活在生物圈中，生态的基本平衡是自然界对人的活动设定的绝对界限，人不应该超越这种界限，而应尽可能维持这种平衡，这种平衡存在就意味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存在。恩格斯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就深刻指出了人过分相信对自然的“支配”“胜利”必将导致自然的“报复”，警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并以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居民为获得耕地而砍伐森林，结果导致耕地变为不毛之地为例。这种积极的、主动的适应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的改造关系和认识关系。人类要想生存，就一刻也不能停止对自然的改造。伴随着人对自然的改造关系，人对自然的认识关系发展起来。人们正是通过认识自然规律，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将自己的内在尺度与客观自然界的外在尺度相结合，现实地改变自然。

二、生态经济观

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前所长莱斯特·R·布朗在《生态经济》中指出，生态经济是一种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模式，是一种既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又不危及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的经济。他认为，一种经济只有尊重生态学原理才能可持续发展。生态经济学主张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融合与有机统一、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协调。从现代生态经济学的观点考察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的生态经济思想同样也是丰富和深刻的。

（一）生产力理论的生态之维

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表征着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人要尊重自然，按照自然规律办事，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自然生产力概念，揭示了生态生产力系统是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统一。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生产力包括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人与自然界。其次，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自然生产过程概念，揭示了生态生产过程是自然物质生产过程与社会物质生产过程的统一。在一个完整的生态生产过程系统中，自然生产过程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生态经济生产过程是生产的自然生产过程和社会经济生产过程的协调统一，其中，社会经济生产过程起主导作用，自然生产过程对社会经济生产过程又有阻碍或促进作用。

（二）物质变换的合理循环

发展循环经济，合理地调节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贯主张。马克思认为，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指人通过自己有目的地改造自然的劳动过程来占有自然，使自然为人类生活提供必需的物质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生产使人与自然之间正常的物质变换受到干扰和阻碍，导致了土地贫瘠、山林荒秃、矿藏枯竭、气候恶化、河流污染、空气污浊等环境问题。因此，为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必须发展循环经济，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三、生态社会观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人类社会的生态问题诸如土地贫瘠、山林荒秃、矿藏枯竭、气候恶化、河流污染、空气污浊等问题已经开始呈现，并且得到像德国化学家尤斯图斯·冯·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生态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mst Haeckel）、动植物学家卡尔·弗腊斯（Karl Frss）的重视和关注。马克思、恩格斯受到这些人的启发，以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成果为依据，运用系统性、整体性原则，关注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协同进步与发展，辩证地考察了人口与资源、环境与社会以及发展等重大社会问题，形成了自己的生态社会观。

（一）人口增长与自然资源的动态平衡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口问题的关注起始于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马尔萨斯的抽象人口论时，并没有全盘否定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而是在肯定马尔萨斯关于人口与谷物必须保持平衡的大前提之下，强调使自然资源与人口增长保持动态的平衡，将人口与自然和社会作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并通过生态系统自身的新陈代谢作用，阐述了三者之间和谐发展的可能性，表达了自己的生态人口观。针对马尔萨斯提出的所谓人口过剩相对于谷物的绝对过剩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口过剩不是相对于谷物的绝对过剩，而是相对于资本的过剩。马克思、恩格斯将资本主义人口过剩的原因归因于资本以及资本主义制度，正是资本的求利本性驱使着资本主义制度对自然环境进行征服和掠夺的原始冲动，而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掠夺必定会遭到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最终使地球的人口承载量减少。

（二）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先声

现代可持续发展理论认为，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前需要又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这种发展观要求发展应建立在生态持续能力的基础上，重视与自然界的协调发展。它的核心就是主张在资源利用方面应对后代负责，为后代着想。尽管在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代，还没有可持续发展这一术语，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宝库中，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观念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地表达了可持续发展观念。他在《资本论》第三章分析“资本主义地租的产生”时论述到:“大土地所有者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而在他们的对面，则造成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一起发生作用。如果说它们原来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多地滥用和破坏劳动力，即人的自然力，而后者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3]由此可见，早在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就已经明确地表达了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和思想，人不是自然的所有者，只是自然的利用者，自然也不是人的奴仆，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占有和利用自然，就要善待和养护它，在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同时也要再生产自然界，使自然得以持续发展，以便子孙后代能够持续利用。

（三）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

从生态学视野考察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理论，我们不难发现，共产主义社会不仅是人与人和解的自由的社会，而且还是人与自然实现了和解的生态社会。

关于人与自然的统一，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论断：“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种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这种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和谐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4]在这里，最高层次的人道主义与最高层次的自然主义被当作一回事，人道主义的实现不再意味着自然主义的被忽略乃至被践踏，而是自然主义的彻底实现即自然界不再被当作人类征服和索取的对象，而被当作自身即是目的的有尊严的存在。由此可见，建立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是共产主义的两大基本原则。

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不仅是人与人和谐的自由社会，而且还是人与自然“和解”的生态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由于人与人的关系的和解，人类能够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具有了全新的性质。

四、生态伦理观

钱俊生和余谋昌认为：“生态伦理学是关于人们对待地球上的动物、植物、微生物、生态系统和自然界其他事物的行为的道德原则、道德态度和行为规范的研究。”^[5]这种伦理学突破了经典伦理学关于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道德研究，提出了人类对生命和自然的道德责任。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宝库中，也不乏生态伦理的真知灼见。

（一）尊重自然和善待自然

尊重自然、善待自然，是人对自然界的基本的伦理关系。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这一伦理关系包括尊重自然规律和尊重自然物两个方面。首先，尊重自然规律是马克思、恩格斯一贯的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自然规律是客观的，人们不能从根本上取消自然规律，能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变化，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会带来灾难。恩格斯也警告人们，违背了自然规律，人类必然要遭到自然的“报复”。

（二）人与自然的“和解”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伦理思想的基本原则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建立人工生态系统的平衡。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看待马克思、恩格斯的“控制自然”“支配自然”或“统治自然”的思想。在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时，马克思、恩格斯经常使用“对自然界的统治”“人对自然的支配”“控制自然”“与自然界进行斗争”等字眼，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并未主张像主人对待奴隶那样把自然当作单纯的支配、征服或控制的对象，并没有把自然界当作与之斗争的“敌人”。相反，人与自然的和解一直是他们所倡导的人类的道德理想。马克思、恩格斯的“对自然的支配”或“对自然的控制”，不同于其他论者，他们所强调的不单是技术性的“对自然的支配”和生产力的量的增大，他们所关注的是什么样的社会才能合理地进行支配或控制的问题。马克思认为人类“统治”“支配”或“控制”自然的实质是人类“合理地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即控制“人与自然的交换过程”，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来看，他们“对自然的支配”只能是人在自觉地认同“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的前提下，按照自然的内在规律对自然进行的合理利用。

五、生态环境观

一个半世纪前，在环境问题初见端倪还没有突显的情况下，伟大的理论家马克思、恩格斯，就以深厚的人道情怀和睿智的哲学眼光，关注人类的一般环境问题，特别是近代工业化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环境问题，最早敲响了人类环境危机的警钟，深刻地分析了环境问题的根源，并思索了解决环境危机的方案。

从制度层面上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产生环境问题的主要根源。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受社会形态制约的。自然的异化说到底是社会问题，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根源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从根本上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环境问题是由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从阶级层面上看，资本家的阶级本性，决定了其急功近利，不计长远后果，最终导致生态危机。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过程中，资本家的眼光只局限在眼前的经济利益和高额利润，不顾他人利益和长远的社会后果。从认识层面上看，资本主义社会的环境问题也有其认识论根源。一是近代以来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人的主体能动性高度膨胀，把自然界当作“榨取”“盘剥”甚至“虐待”的否定性的对象性关系，没有按照真正意义上的“属人的方式”去与大自然打交道。二是由于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相对有限，人们只看到“在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却忽视了“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结果”^[6]。从社会层面上看，资本主义社会的环境问题还有深刻的社会根源。一是当时在资本主义的国家缺少环境立法，还没有制定和实施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减少或防止生态环境污染的法律和法规，以有效地约束和控制在资本主义工业发展中不断出现的环境“公害”。二是近代工业城市严重缺乏规划，生活区与工业区不分，住房与厂房连在一起，工厂的废弃物污染了居民区的空气和水体。三是技术的“资本主义的应用”，科学技术被资本家视为榨取剩余价值的手段和工具，凡是对达到此目的有用的科学技术就采纳，否则就拒绝，根本不考虑某项技术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四是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这种工业发展模式以工业城市的崛起和工业产业的过分集中为标志，以最大限度地追求直接经济效益为目的，以大肆消耗自然资源为手段，以破坏自然环境为代价，推进社会的工业化进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环境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治之症。自然的异化说到底是社会问题，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根源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近代工业化的环境危机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制度性的危机，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环境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解决生态灾难的根本途径是变革社会生产方式，超越资本主义制度，代之以共产主义。当然，马克思、恩格斯还认为，即使资本主义社会被取代，环境问题也不会自然而然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