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辩证法”，还是“人化自然辩证法”

第三节　“自然辩证法”，还是“人化自然辩证法”？

从19世纪末起，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主要是通过前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媒介而进入中国学术界的。中国学术界对这种媒介作用的认同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在这个漫长的历史阶段中，尤其是从1949年起，中国学者对“天(自然界)”、“人”关系的理解和阐释也主要是在前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境中展开的。从传播学所强调的时间次序来看，较早被译成汉语并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蕴含在恩格斯的两部著作——《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恩格斯在这方面的主要见解可以概括如下：

其一，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肯定的是自然界的本来面目，人们应该从自然界的本来面目出发去认识并阐释自然界。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指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朴素的了解，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所以它在希腊哲学家中间从一开始就是不言而喻的东西。”^[8]在批判德国哲学家沃尔夫所倡导的浅薄的“神学目的论”时，他又指出：“当时哲学的最高荣誉就是：它没有被同时代的自然知识的狭隘状况引入迷途，它——从斯宾诺莎一直到伟大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坚持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而把细节方面的证明留给未来的自然科学。”^[9]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恩格斯坚决反对把自然“魅化”的任何意向，强调要从“自然界本来面目”出发认识自然界，或“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

其二，自然界的自身运动遵循的根本规律是自然辩证法。在恩格斯看来，自然界是在自己的辩证运动中向前发展的：“新的自然观的基本点是完备了：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守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10]正是在对自然界自身的辩证运动的概括和总结中，恩格斯提出了著名的“自然辩证法”^[11]理论。

其三，人类只有正确地认识并遵循自然规律，尤其是理解并遵循自然辩证法，才能在对自然的改造中获得自由。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指出：“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12]诚然，肯定人类要认识并遵循自然规律，这是正确的，但恩格斯并没有意识到，即使人类认识并遵循了自然规律，也不表明他们已经获得了自由。其实，康德早已告诉我们，自然必然性，即自然规律属于理论理性的范围，而自由则属于实践理性的范围。也就是说，自由问题决不可能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语境中被解决，而只能在人与人关系的语境中被解决。

众所周知，直到20世纪50年代，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才被译为汉语。于是，人们发现，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关于“自然”与“人”关系的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思想差异：

首先，马克思认为，自从人类诞生以来，与人类的目的活动相分离的自然界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他明确地告诉我们：“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13]这一重要的观点启示我们，恩格斯批判“神学目的论”对自然的干预是正确的，但否认一切“目的论”(比如人的目的)对自然的干预则是不现实的。实际上，人类从来就不是自然界的消极的旁观者，而是不断地通过自己的目的性活动干预并影响着自然的发展，而在人类的目的性活动每时每刻都在参与并改变着自然界的情况下，试图撇开所有这些目的性活动，来谈论所谓“自然界本来面目”或“坚持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显然是不可能的。总之，马克思从不谈论与人类的一切目的性活动相分离的自然，他总是把现实的自然理解为“人化的自然界”。^[14]

其次，马克思主张，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决不能撇开工业这一重要的媒介物。他这样写道：“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15]事实上，工业正是人的本质力量在改造自然界过程中的外在展示。所以，“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16]由此可见，马克思从来不以抽象的方式，即撇开人类的目的性活动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来谈论自然界自身的运动，即恩格斯所谓的“自然辩证法”，马克思谈论的始终是由人的目的性活动参与并以工业为媒介物的“人化自然辩证法”。^[17]总之，恩格斯主要是从人是自然界的旁观者的角度出发去理解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强调可以“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18]尽管在某些场合下他也谈到了人的实践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甚至表示：“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19]然而，这样的想法在恩格斯的思想中并不起主导性的作用。事实上，恩格斯的总体思想架构表明，他思考的重点始终落在与人的目的性活动相分离的自然界自身运动的辩证法，即“自然辩证法”上。而马克思作为实践唯物主义理论的创立者，不仅把人的有目的的实践活动理解为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也理解为自然界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的辩证法始终是以“人化的自然界”为载体的。也就是说，马克思谈论的始终是“人化自然辩证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强调，社会是人和自然的本质上的统一，“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20]

再次，马克思强调，人类只有在认识并掌握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的基础上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在《资本论》中，他这样写道：“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21]由此可见，马克思以批判的方式加以继承的是康德自由观的思路。按照这一思路，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并不能使他们获得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在认识并超越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必然王国的基础上实现的。

总之，只有沿着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人们才能对自然与人的关系获得正确的认识，才能通过以工业为媒介物的“人化自然辩证法”，正确地理解并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而为自由王国的到来而努力奋斗。在马克思看来，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个性全面发展的自由王国正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22]。此外，必须指出的是，由于马克思哲学是从属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的，因而马克思虽然在一定的程度上已注意到人类的目的性活动，尤其是生产劳动可能导致的自然环境的破坏，但从总体上看，生态学还未上升为他们哲学思想中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