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辩证法的政治化

二、哲学指导地位的扭曲：自然辩证法的政治化

“文化大革命”期间，哲学被彻底政治化，沦为阶级斗争的武器。这一时期，哲学已经完全偏离了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作为科学指导地位和方法论基础的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被教条化，取代实践和科学自身的评价体系，成为科学是否是革命的、是否是无产阶级的科学的评判标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国家原来制定的科技政策被彻底否定，1967年6月，“首都批判刘邓科研路线联络委员会”创办的《科研批判》在创刊词中说，新中国成立17年来的科技政策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科研路线”，国家科委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1961年制定的《科研十四条》是科技领域“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集中代表。《科研批判》随后又组织了一系列文章，把科学领域内的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意识形态化，上升到阶级斗争的政治高度。1968年，河南“郸城自然辩证法学习研究组”编印的《新科学》杂志，提出了“无产阶级科学大革命”口号，认为无产阶级科学大革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无产阶级要彻底批判和砸烂资产阶级的旧科学，打倒科学上的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科学。此外，一大批科学家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下放到各地学习、改造甚至批斗。

具体来讲，自然科学各个领域基本上都受到过批判。物理学，主要涉及宇宙大爆炸理论、爱因斯坦相对论、哥本哈根量子论和热力学定律的争论和批判。1973年和1975年，上海《自然辩证法杂志》先后发表署名“李柯”（以复旦大学理科大批判组为主的作者）的两篇评论宇宙大爆炸理论的长篇论文：《3°K微波辐射的发现说明了什么？》、《“红移”现象说明了什么？》。文章在分析宇宙大爆炸理论的错误之处后得出结论：宇宙大爆炸理论是半截子辩证法，基本上退回到机械论宇宙观。1974年到1976年，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量子力学教学小组、《华中工学院学报》和《物理》杂志先后发表文章，批判哥本哈根学派在“哲学上是极端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也就是唯心主义”，“互补原理”是“反辩证法的、合二为一的诡辩术”，因而哥本哈根量子论是为反动政治服务的，是遮蔽现代物理学发展的“哥本哈根迷雾”。1975年7月，《自然辩证法》第2期刊发经姚文元审阅的文章《论运动的守恒和不守恒——兼评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在批判热力学定律否定唯物辩证法的同时，也隐喻了“四人帮”的政治意图。化学领域，1974年，《化学通报》先后刊登《化学的发展始终存在着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矛盾的对立斗争是化学科学发展的动力》等文章，强调只有以无产阶级的反潮流革命精神深入开展化学领域的大批判，批判化学中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旧学科体系，才能建立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的新的化学学科体系^[8]。生物学领域，主要集中于对孟德尔和摩尔根遗传学、生物学还原论以及生物进化论的批判。摩尔根遗传学被批为主观唯心意志决定论；1976年，《中国科学》第6期发表《评现代生物学中的还原论》一文，把还原论看作是形而上学世界观在自然科学中的具体表现，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动物学杂志》1976年第2期的论文《自然科学离不开阶级斗争——达尔文进化论学习札记》批评达尔文最大的错误就是搬用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来解释生存斗争，充分暴露了他的资产阶级保守性。除这些基础学科外，还涉及环境科学、能源科学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批判。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中影响最广时间最长的当属对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的批判。在这次批判活动中，爱因斯坦被批为“自然科学领域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阻碍自然科学前进的最大绊脚石”；相对论被看成是“渗透着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的自然科学理论的典型代表”。1968年，陈伯达在北京组织人马编写专门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材料，编印出版了内部讨论刊物《相对论问题讨论》；1969年，在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指使和授意下，上海成立了“上海市理科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依托新创刊的《自然辩证法》和《复旦学报》等刊物，刊发了一系列批判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的文章。北京和上海的这些活动，构成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主体，同时也得到了全国其他少数地方的响应。先后发表的文章主要有：中国科学院大批判组撰写的《相对论批判》，上海理科大批判组的《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自然辩证法》、《复旦学报》先后发表的署名李柯的评爱因斯坦的时空观、运动观、物质观和世界观的长篇文章。这些文章认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发展了自然科学的物质观、运动观、时空观的某些侧面，从这一点说，他在自然科学领域内称得上是一名革新的闯将。同时，他又是一个资产阶级科学家，他不能从哲学上正确地概括他的科学成就。他从相对论出发所建立的理论体系，从哲学上讲，是“唯心主义的科学观”、“唯心主义的时空观”、“相对主义的运动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物质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世界观”、“神秘主义的方法论”。总之，“文化大革命”时期对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的批判是在陈伯达和“四人帮”指导操控下的阶级斗争式的哲学批判，正如批判文章中说：“今天我们批判爱因斯坦，目的在于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发扬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敢于向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开火，彻底批判唯心主义思想，把物理学从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体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我国物理学的发展扫除障碍，开辟前进的道路。”^[9]当然，也有很多科学家比如周培源、吴有训等人，尊重事实，尊重科学，发表文章极力反驳对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的批判。

同时，“文化大革命”期间，自然辩证法的学习、研究和宣传也取得了不小的进展。197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央编译局翻译的《自然辩证法》新译本；197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数学手稿》单行本；197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自然辩证法问题学习札记》；1974年，复旦大学哲学系自然辩证法教研组编印教材《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简介和注释》；上海师范大学（当时由华东师范大学与上海师范学院合并）自然辩证法教研组编印教材《自然辩证法讲座》，共14讲；复旦大学自然辩证法专业编写组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自然科学》一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内部出版；1976年，上海师范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组编印教材《〈自然辩证法〉浅说》上下册，共15讲，这些教材较为系统地介绍和解释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此外，《人民日报》、《文汇报》等也刊登了大量自然辩证法问题的讨论文章，极大地推动了自然辩证法的学习和宣传。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期间，中国科学院在向中央汇报工作时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指导作用，同时也指出，“不注意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区别，以为哲学可以代替自然科学，以为不需要辛勤的科学实践和精确的科学论证，只依靠哲学的一般原理就能推演出具体的科学问题的科学结论，也是不对的”。为此，还特地选编了题为《必须用哲学指导自然科学的研究，但不是用哲学代替自然科学》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语录。但这一切在后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又遭到了集中的批判。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哲学和科学的关系才得以慢慢回归正途，自然辩证法也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迎来了崭新意义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