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自然辩证法

三、理解自然辩证法

将理论形态的辩证法追溯到实践活动的辩证结构之后，如何理解自然辩证法便成为一个必须予以回答的重要问题了。其所以重要，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前面的思路与流行的关于自然辩证法的观念大相径庭，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自然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是一个有严重争议的问题，而且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之一的恩格斯也被深深地牵涉进了这一争论。因而，在此阐明我们对此问题的理解是完全必要的。这一问题可分为两个方面去考虑:一是站在马克思哲学的立场上是否可以谈论自然辩证法，如果可以，是在什么意义上去谈论;一是恩格斯与自然辩证法的关系，即恩格斯是在什么意义上谈论自然辩证法的。

当我们把理论活动的原型追溯于实践活动，使理论活动失去了其往日至高无上的地位之后，我们还能站在一种理论态度上去谈论自然辩证法吗?对此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是”或“否”来回答，而只能在一定意义上讨论之。我们知道，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的分化，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人类之所以能在今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没有这种理论的独立发展是不可想象的。马克思对于纯粹理论态度的批判，把对于理论活动的根基的认识引向实践活动，并不意味着要取消人类理论活动已经发展起来的独立性，要人们重新回到那种原始的无差别的一体化活动之中去，而是要人们理解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之间的血缘关系，消除以往哲学所造成的理论的神秘性，消除以往时代这两种活动的分离所带来的弊端，使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密切结合，从而恢复人作为最高主体这一本真面目。在这样做的时候，并无必要消除已有的一切差别，而只是要求人们看到两种活动之间的统一性，要求人们把握住两种活动之间那种自近代以来已日益为人类活动本身所揭示出来的深刻的关联性。因此，在认识到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的血缘关系之后，我们也就扬弃了以往那种片面的理论态度，以及与之对立的片面的实用主义式的实践态度，而达到了一种更高层次的实践—理论的总体性态度。在这种总体性态度中，理论活动的相对独立性仍然保持着，但已不再是那种绝对的独立性。在此相对独立的领域里，我们便可以抽象地谈论自然辩证法，而没有必要把每一范畴都还原为实践活动的辩证结构。但这里所说的自然决非旧唯物主义直观意义上的自在自然，而是一种观念的人化自然，因而，这里所说的自然辩证法也就只是一种观念的人化自然的辩证法。经过这一批判之后，自然辩证法理论中并未失去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而只是失去了与人类活动相外在的外观，恢复了其本来面目。

在弄清了我们可以在什么意义上谈论自然辩证法之后，关于恩格斯与自然辩证法的关系问题就易于解答了。谈到自然辩证法自然离不开恩格斯的主要著作《自然辩证法》。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依据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水平，对许多关于自然界的辩证法问题进行了讨论。在恩格斯看来，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在本质上无疑是辩证的，因而只有自觉地运用辩证法规律才能更好地把握自然规律。但在恩格斯之后，他的自然辩证法却遇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种是基本否定的态度，以卢卡奇、萨特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恩格斯肯定了关于独立于人类的纯客观的自然辩证法，因而退到了18世纪法国唯物论的水平。另一种则为坚决肯定的态度，即坚决捍卫关于自然界自在地具有辩证法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前苏联及我国哲学界都非常流行，在西方则有法国的伽罗蒂、英国的霍夫曼等代表人物。

这两种观点初看上去自然截然对立，俨然水火之不相容。但若仔细考察一下，则不难发现其间的共同性。无论是否定的一方还是肯定的一方，都拥有共同的前提，那就是认定恩格斯所说的自然辩证法是关于那独立于人类活动的自在自然的。对立的双方其实都认为自然是与人类分离的自在之物。因而，在关于自然与人类的二元论方面，两种观点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坚持着自然与人类分离的陈腐教条。对此人们自然有理由追问，把关于自在自然的辩证法的观点加于恩格斯是否公正。其实，只要我们稍微仔细地读一下恩格斯的著作，就不难得出结论，两方面关于恩格斯主张一种自在自然辩证法的观点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人们应当记得，在恩格斯与马克思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恩格斯与马克思一起是如何批判费尔巴哈关于“纯粹自然”即自在自然的观点的。他们明确指出，我们“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30]。不言而喻，这一观点不仅是马克思的，而且也是恩格斯的。他们最初的合作便是建立在这种基本观点的一致性上面的，即使在其独立的著作中，恩格斯也是极力反对那种把自然看成是与人分离的立场的。在被马克思称之为“天才的大纲”^[31]的早期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就指出过，18世纪的“唯物主义不干预基督教轻视人类和侮辱人类的现象，它只是把自然当做一种绝对的东西来代替基督教的上帝并把它和人类对立起来”^[32]。在其引起争议的《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也强调指出:“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完全忽视了人的活动对他的思维的影响;它们一个只知道自然界，另一个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33]而且，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还特别地论证了一些最重要的辩证法范畴是如何起源于人类实践活动的。如关于必然性范畴，恩格斯指出，“单凭观察所得的经验，是决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34]，“必然性的证明是在人类活动中，在实验中，在劳动中”^[35]。关于因果性，他亦指出，“由于人的活动，就建立了因果观念的基础”^[36]，等等。因此，认为恩格斯持一种自在自然辩证法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进而，人们为反对或为捍卫这种加于恩格斯的自在自然辩证法的观点所进行的争论也便是毫无理论价值的。有理由认为，当人们把恩格斯与马克思对立起来，以否定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或保卫所谓恩格斯的自在自然辩证法时，他们心目中的恩格斯并不是真实的恩格斯，而是按照各人的意愿改扮过了的恩格斯。而事实表明，在关于自然辩证法的问题上，恩格斯与马克思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他们都是坚决地反对那种旧唯物主义的自在自然辩证法观点的。

【注释】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10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3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3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5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7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6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5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7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9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1页。

[1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4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6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5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3页。

[16]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4页。

[17]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1～72页。

[18]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64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57页。

[23]参见［德］黑格尔著，杨一之译:《逻辑学》(下)，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437页;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3页。

[24]参见［德］黑格尔著，杨一之译:《逻辑学》(下)，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438页;张世英:《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1页。

[25]马克思指出:“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页)

[26]参见［德］卡西尔著，于晓等译:《语言与神话》，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78页。

[27]参见叶秀山:《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45页。

[28]《易纬乾凿度》，参见《钱钟书论学文选》第1卷，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朱伯?:《易学哲学史》(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55页。

[29]参见［德］黑格尔著，贺麟译:《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27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页。

[3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3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97页。

[33]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08～209页。

[34]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07页。

[35]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07页。

[36]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