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辩证法的抽象性

第一节　自然辩证法的抽象性

在正统的阐释者的视野里，马克思哲学被区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们被分别用来研究自然界和社会历史。作为方法论，辩证法和认识论一样，是归属于辩证唯物主义的。不管正统的阐释者把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的辩证法称为“唯物辩证法”，还是“自然辩证法”，其结果都是一样的，即把辩证唯物主义所研究的“自然界”或“物质”设定为辩证法的载体。要言之，在他们的理论视域中，马克思的辩证法实质上就是自然辩证法或物质运动的辩证法。特别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出版以及他在手稿中对“自然辩证法”这一概念的运用，似乎都表明，把马克思哲学的方法论理解为自然辩证法具有天然的合法性。然而，我们发现，这一与历史唯物主义分离并被安顿在辩证唯物主义范围内的自然辩证法，从一开始起就是抽象的，因为作为辩证法载体的自然界是在与社会历史相分离的情况下被指涉的。这种抽象的自然观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主张撇开人的目的活动，即人的实践活动对自然的影响，只考察自然自身的运动。当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导言”中谈到17、18世纪的哲学家时，指出：“它——从斯宾诺莎一直到伟大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坚持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而把细节方面的证明留给未来的自然科学。”^[2]在这里，“坚持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也就是肯定自然是自我运动的。显然，肯定这一点对于努力使自然科学的研究摆脱宗教世界观，尤其是“神创论”的影响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它同时也蕴含着一个消极的、危险的倾向，即把自然与人的一切目的性活动分离开来，使自然完全处于孤立的、抽象的状态下得到考察。那么，上述观念是否仅仅是斯宾诺莎和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观念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实际上，恩格斯本人也坚持了同样的观念，他自己告诉我们：“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朴素的了解，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所以它在希腊哲学家中间从一开始就是不言而喻的东西。”^[3]显然，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的自然观不同于以前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地方仅仅在于它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成果，自觉地强调了自然界自身的辩证运动。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出路》一书中，恩格斯也强调，在考察自然时，应该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4]。所有这些都表明，恩格斯的自然观与斯宾诺莎及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自然观在“坚持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所不同的是，恩格斯试图把从黑格尔那里借取过来的辩证法附加到旧唯物主义哲学的载体，即孤立的“自然界”或抽象的“物质”上。

但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撇开人的目的性活动而受到考察的自然只能是抽象的自然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黑格尔从逻辑学中外化出来的自然界称为“抽象的自然界”，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5]在马克思看来，哲学所要探讨的不是抽象的自然，而是现实的自然，而现实的自然是与人的目的活动交融在一起的。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马克思不也肯定自然界的“先在性”，即在人类诞生之前自然界就已存在了吗？^[6]确实，马克思不但承认自然界是先于人类而存在的，而且还强调，如果人类在今天突然毁灭了，自然界的这种先在性仍然会保持下去。但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的“抽象的自然观”时已经指出：“这种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在其中生活的那个自然界，也不是那个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说来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7]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他和费尔巴哈正在谈论的那个自然界，既不是人类诞生之前的自然界，也不是初民时期的自然界，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已被人化的、现实的自然界。

撇开这个现实的自然界，去侈谈人类诞生以前的自然界，是没有意义的。即使是马克思对自然界的“先在性”的认定，也是以人类的一定的目的活动为前提的。因为人类并不是刚诞生的时候就有能力发现自然界的“先在性”的，事实上，只有当人类的发展达到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后，才可能通过科学实验活动(如同位素的衰变)，大致推算出地球的年龄和人类诞生的时间。由此可见，就连人类诞生前的自然界也是在后来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目的性活动的基础上被发现出来的。与恩格斯不同，马克思自然观的出发点不是排除人的目的活动的抽象的自然界，而是被人的目的性活动中介过的“人化的自然界”。

其二，主张自然科学与人类生活、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是相互分离的。尽管晚年恩格斯对自然科学有很多研究，也充分肯定了自然科学的各种发现，尤其是其划时代的发现对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但他所赞同的“纯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却蕴含着使自然科学与人类的社会生活分离的倾向。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出路》一书中，恩格斯这样写道：“费尔巴哈说得完全正确：纯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虽然‘是人类知识的大厦的基础，但不是大厦本身’。因为，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8]显然，这段话包含着以下两层意思：第一，恩格斯同意费尔巴哈的观点，认为纯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是全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基础；第二，正像自然界有自己的科学和发展史一样，人类社会也有自己的科学和发展史，但恩格斯在这里只注意到这两类科学之间的差异，而不是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何况，他也忘记了，费尔巴哈式的“纯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正是与社会历史相分离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

正如马克思早已指出过的：“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9]其实，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告诉我们：“至于说生活有它的一种基础，科学有它的另一种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10]每一个不存偏见的人都会发现，自然科学已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而工业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了的书本，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的科学之间的现实的、历史的关系。所以，马克思指出：“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象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11]马克思还从自然科学与人的社会生活的内在统一出发，提出了如下的预言：“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12]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批判了德国哲学家关于“纯粹的自然科学”的神话，指出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的发展、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获得材料并达到自己的目的的。事实上，如果撇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需求，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就失去了自己的原动力。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当正统的阐释者把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解为自然辩证法的时候，当自然辩证法以自我运动着的、与人的实践活动相分离的抽象的自然界或抽象的物质作为自己载体的时候，它本身也只能是抽象的，且与马克思的本意相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