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然辩证法载体的反思

第二节　对自然辩证法载体的反思

读者也许会问，马克思究竟是如何看待辩证法的呢？我们认为，这里的关键仍然在于如何确定辩证法的载体。与恩格斯和其他正统的阐释者不同的是，马克思并不赞成以自我运动着的、与人的实践活动相分离的、抽象的自然或抽象的物质作为辩证法的载体。也就是说，马克思并不赞成“自然辩证法”这样的提法。

事实上，“自然辩证法”的概念最早也不是由恩格斯，而是由杜林先生提出来的。众所周知，杜林在1865年出版了《自然辩证法：科学和哲学的新的逻辑基础》一书。正是在该书中，杜林率先提出了“自然辩证法”的概念。在1868年1月11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曾以嘲讽的口吻提到：“在博物馆里，我只翻了翻目录，就这样我也发现杜林是个伟大的哲学家。譬如，他写了一本《自然辩证法》来反对黑格尔的‘非自然’辩证法。……德国的先生们(反动的神学家们除外)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条‘死狗’。就这方面说，费尔巴哈是颇为问心有愧的。”^[13]这段话表明，马克思并不赞成杜林用所谓“自然辩证法”来反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在马克思看来，杜林的这种做法迎合了当时德国学术界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看作“死狗”的浅薄的时尚，而造成这一时尚的根源之一是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时轻易地抛弃了他的辩证法。从这段话中也可以看出，尽管马克思没有对杜林的自然辩证法进行批判，但他是不赞成这种辩证法的。在1868年3月6日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马克思再度提到了杜林和他的著作：“我现在能够理解杜林先生的评论中的那种异常困窘的语调了。一般说来，这是一个极为傲慢无礼的家伙，他俨然以政治经济学中的革命者自居。他做了一件具有两重性的事情。首先，他出版过一本(以凯里的观点为出发点)《国民经济学说批判基础》(约五百页)，和一本新《自然辩证法》(反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我的书《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在这两方面都把他埋葬了。他是由于憎恨罗雪尔等等才来评论我的书的。此外，他在进行欺骗，这一半是出自本意，一半是由于无知。他十分清楚地知道，我的阐述方法和黑格尔的不同，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剥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后才是这样，而这恰好就是我的方法的特点。至于说到李嘉图，那末使杜林先生感到伤心的，正是在我的论述中没有凯里以及他以前的成百人曾用来反对李嘉图的那些弱点。因此，他恶意地企图把李嘉图的局限性强加到我身上。但是，我们不在乎这些。我应当感谢这个人，因为他毕竟是谈论我的书的第一个专家。”^[14]

我们之所以把这一长段论述全部加以引证，因为它在内容上具有连贯性，是不可割裂的。在这段论述中，马克思至少阐明了以下五层意思：第一，就杜林是谈论《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位专家而言，应当感谢他；就其著作的语调而言，他是个傲慢无礼的家伙；就其见解而言，又是充满错误的。第二，如果说杜林的自然辩证法以反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自己的出发点，那么，他的经济学思想则是以凯里的庸俗经济学为出发点的。第三，杜林的自然辩证法的宗旨是反对黑格尔辩证法。第四，马克思的辩证法就其基本立场而言，与黑格尔完全不同，但杜林试图把它们混淆起来。第五，杜林竭力抹杀马克思与李嘉图在经济思想上的根本差异。现在的问题是，既然“自然辩证法”的概念是由杜林最先提出来的，而且他提出这个新概念的意图是反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而马克思对他的《自然辩证法》一书又进行过无情的批判，那么为什么恩格斯仍然把自己生前未完成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方面的手稿命名为“自然辩证法”呢？恩格斯和杜林的“自然辩证法”概念除了内容上的根本差别(这些差别在《反杜林论》一书中得到了明晰的说明)外，是否还存在着表述上的差异呢？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必须弄清楚的。

在1873年5月30日致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曾经写道：“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我脑子里出现了下面这些关于自然科学的辩证思想。”^[15]在这封信中，恩格斯谈到了物理学和各种运动的形式、化学和有机体等问题。同年，恩格斯在“自然科学的辩证法”(Dialektik der Naturwissenschaft)的小标题下写下了类似的内容。^[16]人们通常把这封信看作恩格斯酝酿并写作《自然辩证法》的开端。然而，恩格斯在这里使用的是“自然科学的辩证法”的概念，而不是“自然辩证法”的概念。

我们还发现，在恩格斯于1876年写下的笔记中，有一个小标题是：“Naturdialektik—references［Verweise］(自然辩证法——引据)。”^[17]这可以说是恩格斯首次使用“自然辩证法”的概念，但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一概念在德语的表述上与杜林存在着重大的区别。在杜林那里，“自然辩证法”的德文是：die Natuerliche Dialektik，其中Natuerliche是名词Natur(自然)的形容词；而在恩格斯的表述方式Naturdialektik中，名词Natur直接充当形容词来修饰另一个名词Dialektik(辩证法)，从而构成了一个复合词。在另一段不知道确切写作时间的笔记里，恩格斯又写道：“自然辩证法的一个很好的例子(Huebsches Stueck Naturdialektik)是：根据现代的理论，用同名电流的吸引说明同名磁极的排斥(加思里，第264页)。”^[18]除这些笔记中的表述外，在1882年11月23日致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曾提到：“现在必须尽快地结束自然辩证法。”^[19]显然，恩格斯在这里论及的“自然辩证法”是指自己正在写的那些手稿。我们注意到，恩格斯在这里使用了同样的德语复合词Naturdialektik。显然，恩格斯创制这个新的复合词，其用意是把自己和杜林关于“自然辩证法”的表述方式严格地区分开来。

众所周知，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从1873年一直延续到1886年。马克思于1883年逝世后，恩格斯倾注全力编纂、出版《资本论》的余稿，直到1895年逝世前仍未能完成关于“自然辩证法”方面的著作，而留下了四束亲自冠有不同标题的手稿。据中央编译局译本的说明，第三束手稿的标题是“自然辩证法”。^[20]然而，由于这一译本未标明是从哪个德文本译出的，所以我们无法对此进行判断和评论。但据柏林狄茨出版社1952年德文版“前言”的说明，恩格斯第三束手稿的标题应为“辩证法和自然”(Dialektik und Natur)。^[21]究竟哪个标题是恩格斯生前亲自写下的，只能留待新的研究资料来加以说明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至少在上面提到的手稿和书信中，恩格斯都是用Naturdialektik这个复合词来标识“自然辩证法”这一概念的。此外，虽然恩格斯没有给自己的手稿冠之以Naturdialektik的总的书名，但1882年11月23日致马克思信中的提法至少表明，恩格斯有过以Naturdialektik来指称自己这方面研究的全部手稿的意向。然而，1925年，当恩格斯的手稿在莫斯科以德俄对照本的形式出版时，编者给全部手稿加上了《自然辩证法》的书名，但这个书名的德文表述方式却是Dialektik der Natur，既不同于杜林的die Natuerliche Dialektik，也不同于恩格斯的Naturdialektik。

从上面的历史性考察可以看出，马克思批判过杜林的自然辩证法，因为杜林的辩证法是用来反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尽管马克思也批评过黑格尔的辩证法，但他与杜林试图否定黑格尔辩证法的做法完全不同，他主张祛除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主义形式，使之安顿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然而，在如何理解“唯物主义”这个基本点上，恩格斯与马克思之间存在着分歧。恩格斯是从传统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来理解并叙述“唯物主义”这一概念的。他把承认自然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哲学观点称之为唯物主义的，反之则是唯心主义的。但他忘记了，马克思试图建立的唯物主义与传统的唯物主义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如果说，传统的唯物主义是撇开人的实践活动的、直观的唯物主义，那么，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则是实践唯物主义，即以人的实践活动作为基础和媒介的唯物主义。

众所周知，实践唯物主义是以实践作为基础和出发点的，而实践作为人的有目的的活动或主观见诸于客观的活动，是蕴含着主观意识的。也就是说，实践唯物主义并没有把精神与物质、人的目的与自然割裂开来，并抽象地对立起来。实际上，这些关系恰恰统一在实践概念中。由此可见，当恩格斯主张，自我运动着的、与人的实践活动相分离的自然界是第一性时，他所说的“唯物主义”，依然是传统的唯物主义，而不是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在恩格斯看来，只要去掉黑格尔辩证法的载体——“绝对精神”，代之以“自然”或“物质”，黑格尔的辩证法就以唯物主义的方式得到了改造。正是因为囿于这样的认识，虽然恩格斯批判了杜林的自然辩证法，但他仍然无批判地沿用了自然辩证法这个术语，只是在德语的表达方式上做出了相应的调整。

对于马克思说来，在剥掉黑格尔辩证法的载体——“绝对精神”后，应该取而代之的并不是抽象的、与人的实践活动相分离的“自然界”或“物质”，而是以人类的实践活动为基础和核心的、不断发展着的“社会历史”。也就是说，与恩格斯不同，马克思没有沿用“自然辩证法”的概念，他主张的乃是“社会历史辩证法”。在马克思看来，以人类的实践活动为基础和核心的“社会历史”才是合理的辩证法的真正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