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论哲学传统中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第二节　知识论哲学传统中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凡是稍稍熟悉西方哲学史的人都知道，以巴门尼德、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肇始人的知识论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上一直拥有支配性的影响。何谓知识论哲学呢？知识论哲学作为哲学的一种特殊的类型，就是把哲学理解为单纯的求知活动。

在《形而上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开宗明义地指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8]当然，亚里士多德强调，哲学的求知不同于人类实用技术方面的求知，哲学知识出现在有闲暇的地方，哲学家们“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这个可由事实为之证明：这类学术研究的开始，都在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各种事物几乎全都获得了以后。这样，显然我们不为任何其它利益而找寻智慧；只因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为别人的生存而生存，所以我们认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的学术而深加探索，这正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9]。在这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有两个模糊不清的地方：第一，哲学作为一种独立的学术，是在一部分人有了充分的闲暇时间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这当然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哲学在闲暇中产生，并不意味着它只是一种没有任何实用目的的单纯的求知活动，并不意味着它的整个思考活动与人的紧迫的生存活动是无关的；第二，自由并不等于任性，每一时代的自由实现的程度都取决于人类实际的生存状况以及他们在生存中的相互关系。所以，每个人的生存和他人的生存都是交织在一起的，不管哲学家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实际上哲学总是在人的生存活动的根基上展示出来的。从亚里士多德对哲学的定位可以看出，在西方哲学发生的开端，亚里士多德已把哲学理解为以单纯的求知活动为宗旨的知识论哲学，而在知识论哲学家看来，理性、思维和概念在人们的求知活动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所以，这种类型的哲学家自然而然地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作为自己哲学的基本问题。

事实上，这方面的意识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已见端倪。巴门尼德在《论自然》的著作残篇中这样写道：“(4)……第一条是：存在都存在，它不可能不存在。……因为不存在者你是既不能认识(这当然办不到)，也不能说出的。(5)因为能被思维者和能存在者是同一的。(6)必定是：可以言说、可以思议者存在，因为它存在是可能的，而不存在者存在是不可能的。”^[10]在巴门尼德看来，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凡是可以思议的，也必定是存在的。这种见解，正如罗素所指出的：“在哲学上，这是从思想与语言来推论整个世界的最早的例子。”^[11]在后面的论述中我们将会看到，把思维作为基础推论出整个存在乃是知识论哲学的重要倾向之一。

如果说，巴门尼德把思维、真理与感觉、意见对立起来，并肯定前者贬斥后者的话，那么，智者哲学作为一种主观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思潮，则把两者的关系从根本上颠倒过来，并肯定后者贬斥前者。智者哲学的代表人物普鲁泰戈拉认为，人(的感觉)是万物的尺度。显然，这种见解只承认主观意见而否定了客观真理。智者哲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高尔吉亚把这方面的见解发挥得更为彻底，他提出了以下三条著名的原则：“第一，无物存在；第二，如果有某物存在，人也无法认识它；第三，即便可以认识它，也无法把它告诉别人。”^[12]这就从根基上否定了知识论哲学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面对这样的挑战，苏格拉底巧妙地运用“产婆术”，通过一次次的辩论，把人们的认识从主观随意的感觉经验引向客观的概念知识。正如梯利指出的：“苏格拉底对知识和明确推理的思考怀有很强烈的信心，以至认为知识可以治百病。”^[13]正是通过苏格拉底的努力，知识论哲学的根基被保住了，理性、思维和概念的权威被真正地确立起来了。但苏格拉底所做的主要工作是把理性、思维、概念从混沌的感觉经验中剥离出来，他还没有把它们理解为一个独立的王国。把理性、思维、概念理解为一个独立的王国，这种意向在他的学生——柏拉图那里终于被表达出来了。柏拉图认为，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可知世界”，亦即理念(或概念)世界，它是永恒不变的，从而也是最真实的；另一个是“可见世界”，亦即现象世界，它是变动不居的，从而也是最不真实的。要言之，“可知世界”是原本，而“可见世界”不过是“可知世界”的摹本而已。柏拉图的理念论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重要的知识论哲学体系。理念作为知识蕴含着思想与实在的一致性，亦即蕴含着思维与存在的一致性，但他并没有把巴门尼德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论述接过来，直接加以探讨，所以，黑格尔批评道：“柏拉图把理念了解为联系、界限和无限者，了解为一和多，了解为单纯者和殊异者，却没有把它了解成为思维和存在。”^[14]亚里士多德作为柏拉图的学生，进一步修正并推进了他的老师的理念论，特别是通过形式逻辑的创立为理念或概念在人的思维过程中的正确的运作奠定了基础。正如梯利所说：“亚里士多德的基本思想是，思维和存在是一致的，真理是思维和存在相符合。”^[15]从此，知识论哲学借助于形式逻辑的力量而获得了不可动摇的地位。

西方中古时期的经院哲学本质上也是知识论哲学，所不同的是，这个时期的求知活动是在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上展开的。众所周知，在经院哲学中，长期以来存在着唯名论与唯实论之间的争论。实际上，这一争论的实质就是思维(概念或共相)与存在(个别事物)的关系问题。唯名论者认为，共相只是名字，唯有个别事物才是存在的；而唯实论者则认为，共相并不只是名字，而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比如，唯实论者安瑟伦从上帝这一概念的完美性推出了上帝的存在，这就是著名的“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如前所述，这样的论证思路我们在巴门尼德那里已见端倪。黑格尔认为，安瑟伦“认识到了思维与存在这一最高的对立的统一”^[16]。但在他那里，或者说在所有的经院哲学家那里，思维与存在的一致性不是通过思维或存在自身的运动展示出来的，而仅仅是理智的一种强行的假定。因此，黑格尔批评道：“在经院哲学里，思维和存在的本性并不是研究的对象，——它们的性质只是被假定罢了。”^[17]

事实上，只是在近代西方哲学中，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作为知识论哲学的基本问题才引起哲学研究者的普遍关注。黑格尔说：“近代哲学并不是淳朴的，也就是说，它意识到了思维与存在的对立。必须通过思维去克服这一对立，这就意味着把握住统一。”^[18]但对这种统一的追求却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唯理论的方式，即从思维、内心出发去论证这种统一；二是经验论的方式，即从感觉经验出发阐明思维与存在的一致性。笛卡尔作为唯理论的创始人，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命题，并在这一命题的基础上建立了近代哲学的第一个知识论哲学体系。如果说，古希腊知识论哲学的着眼点是宇宙起源论，中古时期知识论哲学的着眼点是基督教教义，那么，近代知识论哲学的着眼点则是认识论和方法论。所以，黑格尔明确指出：“笛卡尔哲学的精神是认识，是思想，是思维与存在的统一。”^[19]然而，无论是唯理论还是经验论所营造的知识论形而上学的大厦都在经验论哲学家休谟那里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休谟从彻底的经验论哲学的立场出发，把传统形而上学认为具有普遍必然性的思维规则(如因果律)还原为主观上的心理习惯，因而从根本上摧毁了传统的形而上学。

正是休谟的怀疑主义使康德从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的独断论形而上学的迷梦中惊醒过来。然而，就基础理论而言，康德的哲学非但没有离开知识论哲学的轨道，相反，却以理性批判的方式为知识论哲学的新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从先验唯心论出发，强调把知识限制在现象和经验的范围内，反对对理性作超验的运用，即去认识自在之物。黑格尔认为：康德对安瑟伦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的反驳之所以受到欢迎，“无疑地大半是由于当他说明思维与存在的区别时所举的一百元钱的例子”。^[20]但康德对理论理性的局限性及思维与存在的区别的片面强调表明，他实际上否认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他的哲学仍然停留在主观主义的阴影中。

后来，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起来批判康德的自在之物理论，把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作为自己的知识论哲学的前提。黑格尔写道：“只有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才是哲学的起点。”^[21]作为西方知识论哲学传统的集大成者，黑格尔把自己哲学的最高目标看作对“绝对知识”的追求，并反复强调，近代西方哲学的根本使命是使思维与存在的对立得到和解。然而，费尔巴哈认为，在黑格尔那里，这种和解是神秘的、颠倒的，因为他把思维看作主体，把存在仅仅看作宾词。费尔巴哈针锋相对地写道：“思维与存在的真正关系只是这样的：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词。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然而存在并不来自思维。存在是从自身、通过自身而来的——存在只能为存在所产生。”^[22]费尔巴哈还试图从自己的人本主义哲学出发，对知识论哲学进行彻底的改造，所以他说：“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只有在将人理解为这个统一的基础和主体的时候，才有意义，才是真理。”^[23]然而，由于费尔巴哈所说的“人”归根到底仍然是抽象的，所以他对黑格尔知识论哲学的批判尽管是十分机智的，却始终是缺乏力度的。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在西方知识论哲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休谟、康德和黑格尔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在古代世界和中古世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通过一与多、一般与个别等形式间接地表现出来的，而在以笛卡尔和培根为肇始人的、注重反思的近代哲学中，这一关系问题才被哲学家们普遍地意识到了。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一关系问题并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而不过是哲学的一种特殊的类型，即长期以来在西方哲学史的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的知识论哲学的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