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伯崑指出，老子的“正言若反”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极高的智慧，“对现代人观察自然现象和人类的社会生活仍是有价值的”。[293]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本体论发展的第一个时期。老子以无为而无不为的思维方式思考世界本原问题，以本原为“无”，以天地万物为“有”，引申出了“有无之辨”，成为中国传统形上学的先驱，对中国形上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是超乎形象的，所以老子又称之为“道”。道是超乎感觉无形无象的实体，又不是空无。“有生于无”是形上学原则，老子从抽象的层次讨论世界的本原问题，“表明人类对世界的统一性问题的认识，超过了感性阶段而深化了”。[294]老子的形上学原则在战国时期为庄子和黄老学派所发挥。黄老学派把道解释为“精气”，精气无形，超越感觉，具有流动性和包容性。黄老哲学成为中国气论哲学的先驱。庄子的“道”有三方面的含义：首先是万物的一体性；其次一体性表现为“道通为一”的气，由此进入本根论；其三是以虚空为道。汉—魏是中国本体论发展的第二个时期。有无之辨到汉代演变为宇宙论，到魏晋演变为玄学。玄学通过有无之辨，把汉代的宇宙论推进到本体论。王弼认为，作为天地万物的本体的“道”，必须是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无”，唯其如此才能包容一切。郭象的崇有论则把“无”解释为什么也没有，得出“有”即个别事物的存在为唯一的实体的结论，肯定万物各以其自身为依据，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本体论。玄学的有无之辨到宋明演化为道器之辨、理气之辨。宋明是中国哲学本体论发展的第三个时期，理为气本的本体论思想来源于王弼的以无为本的本体论思想，不仅只是来源于华严宗的理事之辨。程颐以“必然”、“所以然”解释理的思想，都来源于王弼。理学家认为哲学的任务是揭示事物的“所以然”和“所当然”，他们不把理和具体事物分开，认为理必须依托事物、象来表现，“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扬弃了老庄和玄学残留的“无”先于“有”的思维模式，完成了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宋明道学中的气学派将庄子哲学中原初物质的气解释为万事万物存在的根据，“将汉唐气论中的宇宙形成论推向本体论”。明末王夫之提出器外无道，即器求道的思想，吸收了郭象的崇有论，却没有走上独化论，而是“导出本体即寓于个体或现象”的结论，对魏晋以来的有无之辨进行了总结。可以说，老子提出的有无之辨，到王夫之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中国的形上学传统，具有自己的民族特色，即从追求无形之上，最终落实于有形之中。这在其他民族的哲学史上是少见的。此种形上学本体论，对人类科学思维的发展，有其重要的理论意义。”[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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