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不少学者研究了《周易》经传的思维方式问题。这既是对90年代中国哲学思维方式问题研究的扩展和深化，也是对易学研究的深入。王德有指出，《周易》包含了“直观思维”、“形象思维”、“逻辑思维”、“辩证思维”。[182]罗炽认为，《周易》是典型的、超理性的、得意忘象的直觉思维，具有非逻辑的偶然性、象外得意的顿悟性、内省直觉的灵感性特色”。[183]周继旨进一步指出，《周易》及易学“以观象取类、名物取譬的方式来界定概念的含义，以主客相参的吉、凶、悔、吝为基本点的判断形式，以多维发散可能盖然为推理方法，是一种迥异于外延型逻辑的另一种逻辑”。[184]刘长林也提出了《易经》的整体观念问题，指出在医学观念中，如艮卦“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表达了事物的本质是整体的和动态的观念。《易经》的编排也反映了整体的观点。六十四卦还有其结构和关系，其结构是多层次的，具有动态性和循环性的特点，是时间和空间的统一。八卦和六爻结构，包含了宇宙的演化。六十四卦是一个全息系统，每一卦都反映了其他卦的信息，六十四卦卦爻都反映了宇宙信息。[185]
唐明邦分析了《周易》经传所包含的哲学智慧，指出《易经》中有对立统一、事物发展和向反面转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发挥主观能动性促成变化等思想，《易传》则具有“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的宇宙发展观、“刚柔相推、变化其中”的内因论、“革故鼎新”的矛盾转化思想、注重太和的中和之道、见几而作和与时偕行的能动性思想等。[186]蒙培元提出，《周易》是辩证思维、整体思维，“融合直觉、形象、逻辑三种思维形式而又不完全等同于这三种思维形式的特殊的思维类别”。[187]《周易》和直观思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直接的直观，它的直觉、灵感都是在卦象比类的基础上产生的。《周易》的形象思维也不是以自然和社会人事的直接形象为思维媒介，而是以卦象为思维媒介。形象思维的物象是直接的，卦象则经过了抽象整理。《周易》思维与西方逻辑思维的不同在于它的概念采取敌视外延边界模糊的“类”概念。卦象符号与卦爻辞对“指谓对象作动态的、先验的、综合的判断推理（而非西方外延边界清晰的属性概念）”。[188]张其成认为，这种特点属于“象数思维”。其原模型可分为三级：第一级为卦爻模型；第二级为河图洛书（含五行）模型；第三级为太极图模型。三级可以相互转换。乾坤—阴阳有生成论和结构论双重意义，卦气、纳甲说扩大了取象的范围。邵雍的先天八卦图说明了一年节气的变化，构成了一个万物变化、社会治乱、世界始终向统一的阴阳变化模式。象数思维的方法有取象、运数、模型等法。取象法以“象”为工具模拟客体思维，运数法以数为媒介推断事物的发展变化；模型法以象数为模式模拟认识客观世界。《周易》的分类有两仪—阴阳分类，即一分为二；八卦分类、六十四卦分类、五行分类等。《周易》的象数思维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有循环变易观、整体和谐观、动态功能观、意向直觉观等。杨庆中辨析了《易经》和《易传》的思维方式的不同，指出《易经》是“观物取象”，即观察自然现象以成八卦之象，使具体变成形式，个别成为一般。《易传》则把《易经》的陈述作为自己的认识对象，其思维方式是“观卦取意”。这是通过形象表达抽象的认知方式，使易经的认识深化，达到理性认识。此即所谓“立象以尽意”。不过，《易传》的理性思维，还不是抽象化了的理性思维，而是不离形象的理性思维。由于“意”为抽象的道理，不是象所能表达的，所以，象和意之间就存在矛盾；甚至会出现用臆想来补充现实的情况。理性思维受到压抑，造成对自然认识的肤浅，对自然认识的肤浅又反过来限制了对于社会的认识。形成“易者不易”的社会之理。社会伦理的突出，给《易传》带来了天道人道相合的思维方式，把人和自然的矛盾转嫁到社会伦理上去，这就是所谓天人合一。[189]
关于《周易》经传和传统文化的关系，王葆玹论证了《周易》成为群经之首和中国哲学易学化的过程，指出在先秦儒学中，易学从属于礼学。秦焚书后，《易》因为是卜筮之书，得以独存。儒者遂借用解易的方式阐扬儒学。儒家学院派易学即起源于此，“中国哲学《易》学化的起点亦在于此”。汉代官方儒学承继秦代儒学，把《周易》作为五经之一，但他们不像秦代儒者注重义理，而是热衷于卜筮和象数。东汉古文经学兴起，《周易》成为五经之首。陈明从人类学的角度，提出了赋予《易经》这一古老的智慧以鲜活的生命的观点。他指出，取象可谓实象之占，卦画可谓虚象之占。虚象之占卦象与断占之间的联系完全靠现象来补充，为人类抽象理性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实象之占由实到虚是一种殊相到一般的共相，使《易经》成为“宇宙代数学”。[190]黄玉顺提出《周易》卦爻辞包含古歌，《易经》是比《诗经》更早的诗集；张善文《周易与文学》则从文学理论、文字韵读、语言句式和诗歌等方面研究《周易》取得显著的成绩。赵士孝认为，老子、孔子对于《易传》的阴阳观念都有重要影响。《礼记》、《大戴礼记》以及新近公布的马王堆《二三子问》、《易之义》，都记载了孔子的阴阳思想，说明孔子决非不谈阴阳。《大戴礼记·曾子天圆》篇记载孔子说“天道圆，地道方”，是说“天以精气的无常变化，循环复杂的运动为其规律性；地以千差万别、各有特殊职能的事物存在为规律”。孔子不但承认道，也承认阴阳。《曾子天圆》篇中的思想对于《易传》有直接影响。[191]余敦康阐述了易学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指出《周易》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部“立足于和谐的操作系统”，在政治上是一部拨乱反正和论述治乱兴替的规律的书；在伦理思想方面，其性命之说、义利、理欲之辨等，为中国伦理思想提供了伦理规范和道德原则。[192]在《易学与管理》中，余敦康详细阐述了易学的管理思想在现代管理中的意义，主张发掘易学“属于全人类的超越时代的普遍意义来，使之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继续指导人们的思想和行动”。[193]
姜广辉提出有方术易和演德易两种《周易》。他指出，方术易流布民间，“演德”易为秘府所藏。演德易即为韩宣子在鲁国所观的《易象》，今本易大象部分约略与之相当。文王演易，所演者为“德”。“《易象》由文王创制，而由周公完成。”[194]《易象》属周，故曰“周易”。文王演易，是对卜筮易的改造，为“周代殷作一种思想理论的准备”，“加入了周人君临天下之后实行德治的内容”，“实际上《易象》是文王、周公用以教导周贵族如何‘王天下’的统治方略，向来藏于秘府，并不流布于民间，一般人极难见到”。马王堆帛书《要》篇，孔子说“我观其德义耳”。今本《大象》突出的是德，而且都是对“君子”所说，《易象》保存在了《大象》中。[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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