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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哲学的思维方式

时间:2022-11-2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胡塞尔认为,欧洲诸民族的“整个思维方式都基于致命的偏见,而且要对欧洲的病弱负责”,他确信“这正是关键所在”。这样他对欧洲民族思维方式弊病和危机的拯救,就是在拯救现代世界。维特根斯坦认为,人们的思维方式、说话方式决定于生活方式,想象一种说话方式就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这对于日常意识的思维方式来说,可能具有较多的真理性。胡塞尔推崇的纯粹理论态度的希腊精神并未说尽哲学思维方式的根本特点。

九、论哲学的思维方式

哲学是思想中、理论中表达的时代,真正的哲学总是用巨大的思想穿透力直视自己时代精神文化运动的深层基底,理论地把它表达为一种关于世界一般真理的学说。哲学真理不是抽象的形式化的东西,而是有世界历史内容的;哲学真理的内容也不同于实证科学的内容,它很少来自对外部世界的直接的经验观察,而是来自对实证科学和文学、艺术乃至语言和神话的思辨处理,特别是来自对各种精神文化活动过程中及其作品中所蕴含的思维方式的追问和考察,从而一个时代的思维方式就成为哲学深切关怀的主题,成为哲学真理世界历史内容的核心或主要之点。

在我们的时代,由于哲学共同体的扩大和哲学知识的广泛传播,由于哲学思维的自觉和哲学意识的成熟,即使在人们的日常经验中思维方式也不再是冷僻的生疏的话语,考察这个语词的日常用法,也具有“根本性的”、“影响或决定思维判断结果”的哲学意味。至于在职业哲学家的思考中,能否寻求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能否在与各派哲学的思维方式和这个时代一般思维方式的对话和竞争中检验自己思维方式的有效性,已成为对哲学理论生死攸关的严峻考验。哲学的论战和对话经常是在思维方式的层次展开,而杰出哲学家对我们时代思维方式的批判考察,也确实让人感受到振聋发聩的巨大思想冲击力,甚至让人不断唤起用哲学改造世界的强烈渴望。

胡塞尔曾断然宣布:“欧洲诸民族病了。”这在着意新闻效应的西方学术界并非是危言耸听的判断,我们感兴趣的是他对欧洲人的精神的致病原因或症结所作的哲学论断。胡塞尔认为,欧洲诸民族的“整个思维方式都基于致命的偏见,而且要对欧洲的病弱负责”,他确信“这正是关键所在”。他所说的思维方式的偏见主要是指欧洲文化缺少适合于精神科学或人文科学的方法论,精神科学单纯地效法精密自然科学的方法,只能对精神进行历史的报道和描述,始终无法脱身于直观的有限性,而陷入自然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偏执之中,从而造成欧洲人精神的困倦。胡塞尔认为,只有他的先验现象学方法才是适合精神科学、“生活世界”或“活的世界”的方法,只有这种方法才能消除掉反理性主义的精神困倦,才能拯救欧洲的理性主义传统,从而拯救欧洲诸多民族:“如果我们这样做,那么从那势必焚毁万物的无信念的大火之中,从对西方对于人类负有使命的绝望的洪流之中,从严重的困倦造成的废墟之中,一种新的内在精神生活的不死鸟将站立起来支撑人类伟大而遥远的未来。”[1]

胡塞尔是一个典型的欧洲中心主义者,他认为发源于古希腊精神的理性主义具有绝对的世界意义。这样他对欧洲民族思维方式弊病和危机的拯救,就是在拯救现代世界。在我们看来,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是自己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的产物,揭露和引导本民族思维方式的使命也不是一两个哲学家的济世情怀和超人智慧所能担负的。但是,从我们自己国家和民族的生活看,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没有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没有思想解放所带来的人们思维方式的深刻变化,中国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不可能的。

关涉着一个民族历史命运的思维方式始终是哲学自觉或不自觉的根本主题,哲学表达时代精神也就在表达着时代的思维方式,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也就是时代思维方式的精华,哲学作为文明的活的灵魂就是它作为某种文明的思维方式的基础引导着文明的方向,弥漫在这种文明的所有文化样式之中。作为关系到民族命运和文明形态的思维方式,与哲学理论中表现的思维方式是相互作用的,前者作为自在的、自发的或未经反思的决定性因素不仅普遍地渗透在日常生活、科学活动的意识和行为中,而且也成为哲学家哲学思考的不自觉的前提或前理解条件。一方面,任何哲学思想总是某种时代文化氛围中、某种思维方式的定向中的哲学思考;另一方面,哲学思考的态度不同于日常意识和科学意识的自然态度,它总是要以自觉的反思批判的精神挣脱和超越自己时代自发的思维方式、以理论和理想的形式创造出某种哲学的思维方式,在这样的意义上,哲学思维方式就不仅仅是自己时代思维方式的简单反映和无批判的认同,而是要以理想性和应当性的尺度重新塑造自己时代的思维方式,并力图用自己哲学的思维方式影响和改变自己时代的思维方式,从而引导和塑造自己时代的时代精神。

作为自发地存在于人们日常意识中的思维方式,是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人的实践活动方式的不自觉的反映,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全部经验、感受的自发的理论凝结,它决定着人们进一步认识未知事物的思维模式和意识取向。如列宁所说:“人的实践经过千百万次的重复,它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格固定下来。这些格正是(而且只是)由于千百万次的重复才有着先入之见的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质。”[2]具有巩固性和公理性的概念、范畴及其关系所形成的框架就是人们作为认识工具而运用的思维方式。

在我们看来,哲学思维方式虽然是对自己时代思维方式的反思和理论表达,但它作为一种自觉反思的理论成果,同日常意识的思维方式、经验科学的思维方式在对象、内容、性质和作用等方面,都有着根本的区别。

日常意识的思维方式尽管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不同的特点和倾向,但它总是在普遍性的社会心理动态中,在朦胧的时代情绪和时代风尚中经历自身的变化,缺少理论的自觉和系统的自我意识。日常意识的思维方式也更深地依赖于人们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维特根斯坦认为,人们的思维方式、说话方式决定于生活方式,想象一种说话方式就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这对于日常意识的思维方式来说,可能具有较多的真理性。但是对于哲学思维方式来说,则要努力理解不同的理解方式,力求把握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思维方式中的普遍的时代精神,一个时代的最深层的弥漫在日常生活中的根本思维方式,这就是哲学所要追究的真理。日常语言确实是生活形式中的一部分,日常思维方式也总是具有实用的、实践的和功利的自然态度,而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的态度首先必须超越自然态度的狭隘眼界,它必须以纯粹理论的态度,以对真理的热爱和执着追求的态度去面向自己和世界,这要求一种人生境界的提升。

胡塞尔推崇的纯粹理论态度的希腊精神并未说尽哲学思维方式的根本特点。哲学理论所表达的思维方式不仅以其自觉性、统一性和理论性而与日常意识的思维方式相区别,而且与近代以来兴起的自然科学思维方式有着根本的区别。显然,仅从是否具有纯粹的理论态度的角度是无法区别哲学和科学的,因为至少自然科学的许多基础理论研究一点也不比哲学缺少为理论而理论、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要找到哲学与科学的分界,必得另辟蹊径,而问题的关键恰恰是思维方式、思维方法上的真实区别。康德之前的近代西方哲学尚缺少哲学思维方式的理论自觉,哲学基本是盲目地效法物理学和数学的方法,“如果说统治17世纪的是数学模式,那么,在18世纪到处被模仿的则是力学模式,更准确地说,就是牛顿的力学体系”[3]。这种模仿的结果,使得哲学提问的方式与自然科学无异,而哲学问题的回答则没有相应的实证科学手段,从而必然陷入形而上学的独断。此外,用机械力学的僵死模式去解释包括人类社会生活在内的全部世界现象又必然产生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敏锐指出的机械唯物主义的奇怪现象:“物理运动成为机械运动或数学运动的牺牲品;几何学被宣布为主要的科学。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为了在自己的领域内克服敌视人的、毫无血肉的精神,唯物主义只好抑制自己的情欲,当一个禁欲主义者。它变成理智的东西,同时以无情的彻底性来发展理智的一切结论。”[4]这种僵死的、机械的、抽象理智的态度和方法,至少不能获得任何对于人和社会生活的有益见解。近代哲学思维方式和方法的理论自觉,真正开始于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如果说康德哲学的先验方法仍存在着效仿牛顿力学体系的痕迹,准确地说,是对伽利略、牛顿力学思维方式的哲学理解,那么,黑格尔则已自觉地提出哲学不能从数学和其他科学得到自己的方法,因为“一切科学方法总是基于当下的事实给予的材料,或权变的假设”,“未能满足必然性的形式”,真正的哲学思想亦即达到真正必然性的知识的思想,只能是哲学思辨的思维方式。[5]

从黑格尔以来哲学已达到哲学思维方式的理论自觉,但什么是哲学的思维方式,哲学思维方式与科学式思维方式的区别是什么,澄清二者的区别对当代人类文化的存在和发展有怎样的意义,这些仍是各派哲学争执不休的问题。

黑格尔强调哲学思维方式区别于经验科学的思维方式,前者是真正达到必然性知识的思想,哲学方法不是别的,“正是全体的结构之展示在它自己的纯粹本质性里”[6],因此哲学理论本身就是哲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从而哲学思维方式就不是无内容的形式的方法,它就是世界观,是关于世界的一般真理。而经验科学的思维方式则是“有限的思维方式”,是基于知性逻辑因而缺少必然性的“主观任意的推理”,是一种外在于思想内容的抽象理智的思维方式。

胡塞尔的现象学强调哲学态度与自然态度的区别,强调自然科学所处理的“死的世界”与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所面对的“活的世界”或“生活世界”的区别,认为只有自己的现象学方法才能直观生活中的自我的本质。存在主义强调西方哲学传统的迷误,即把存在误作为存在者和事物加以认识和研究,从而只是以科学式的思维方式,从认识关系去把握存在,结果是忘却了存在,遮蔽了存在的意义。海德格尔认为这种科学式思维方式是一种“控制论”的思维方式。他强调在实证科学前面已经有了按照种种不同的存在领域对存在者进行的前科学的划分,每一学科的基本概念是首次开展这种区域的指导线索,是这一事情区域事先得到领悟的那些规定。“所以,只有同样先行对事情区域本身作一番透彻研究,这些基本概念才能真正获得证明和‘根据’。”因此,他一方面强调哲学对实证科学的优先地位,另一方面也坚定地认为,“诸种科学都是人的活动,因而都包含着这种存在者(人)的存在方式”,“科学研究既不是这种存在者唯一可能的存在方式,也不是这种存在者最切近的可能存在方式”。[7]

科学主义、自然主义的冲击下,曾经显赫一时的德国古典哲学在没落中引导出一个新的哲学方向。“在1830年到1870年这些年中,哲学在德国思想中完全处于守势。只是在1870年之后,哲学家们才重新寻找某种保护物。他们试图确立哲学用途的一个方法是,认为哲学的任务是研究数学、科学和语言的逻辑结构。哲学在当代世界中可能作为形式逻辑而存在。”[8]这就是由弗雷格所开创,经罗素和维特根斯坦所发展的分析哲学的方向。分析哲学以拒斥形而上学始,却至少在维特根斯坦哲学中从科学语言、日常语言的分析中显示出一个不能言说的哲学领域。也可以说,分析哲学以科学思维方式的彻底性从反面论证了哲学思维方式与科学式思维方式的区别以及哲学思维方式存在的必然性。

批判地概括以上关于哲学思维方式的看法,我们可以初步获得哲学思维方式一般特点的一些认识:(1)哲学思维方式不是抽象的思维形式,而是有世界历史内容的时代精神的集中理论表达,是一个时代所能达到的关于世界的最一般真理内容的形式自觉;(2)哲学思维方式不是中性的概念构架,不是工具性的思维运演和思维操作的算子、程序和方法,而是内含着最深层的价值态度和最基本的情感定向的理想性和规范性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说它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历史必然性的自我意识;(3)哲学思维方式虽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但它总是以宇宙和人生的一些根本课题为自己关注的中心,以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基本关系为内容,因而它既是一切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也是人类全部认识和实践活动的根据和根源;(4)哲学思维方式不仅是一种思维的方法和逻辑,也是一种人生的态度和境界,没有个体精神的高度教养和教化,没有哲学史和人类认识史的丰富知识和理论思维能力的严格训练,就不能摆脱和超越日常意识的自然态度和科学式思维方式的限囿,达到自己时代哲学思维方式的高度。

自觉地寻求和探索不同于实证科学“科学式思维方式”、“控制论式思维方式”的哲学思维方式,是现代哲学努力的基本宗旨。这不仅是因为哲学对人类文化态度中盲目的科学崇拜的反感和对人类未来的忧虑,也是哲学在强大的科学主义浪潮中维持自身生存的顽强努力。遗憾的是,20世纪以来的现代西方哲学是以反叛黑格尔开始的,因此大多不能理解和体会黑格尔辩证法思维方式的意义,对它采取了简单的拒斥态度。在我们看来,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继承的辩证法思想传统,是唯一符合哲学本性的哲学思维方式,是我们时代最高的哲学思维方式。

说辩证法是唯一符合哲学本性的思维方式首先是因为辩证法是区别于知性思维方式的无限性的思维方式。日常意识和科学认识大多基于有限的实践目的和认识目的,从而确立和划定了自己的认识对象和范围,在与认识对象相符合和能够达到实践预期效果的意义上,这些认识就得到了真理性的确证。然而,人类的认识在本质上是无限性的认识,这不仅就认识的广度和范围说是这样,就认识的层次和深度说也是这样的,人类认识必然要超越有限科学认识,而追问某些超验的形而上学问题。康德称这种认识趋向为“形而上学的本能”,现代哲学家则在经验心理学的意义上肯定了“不断向为什么的本能”即哲学认识的要求和冲动,超验的形而上学问题之所以是超验的,就在于形而上学问题的对象没有在经验中的直观,如康德所说的上帝、自由意志和心灵实体,等等,都是一些把先天理智范畴误用于经验之外而产生的幻相,康德认为,“超验的理性认识,它们的理念并不从经验里提供,它们的命题从来既不能通过经验来证实,也不能通过经验来否定”[9]。因而这些理念或理性概念必然是自相悖谬的。所以,只能加以限制。

在黑格尔看来,有限范畴的不足即它的抽象性、片面性和缺少反思,这使它无法达到真理,但还存在着“较高的思维方式”,即辩证思维方式足以达到哲学的真理。辩证法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无限的思维方式,它可以而且必然能够把握理念这一具体的精神的统一体,用唯物主义的术语说,即可以达到对世界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有限的思维方式不能达到哲学真理,首先是因为它不能理解经验和超验,规律和规律的表现是具体统一的。理念或客观世界的规律不能不在直观中被表象,但它又在经验之中并且是全部经验的基础。设想理念、本体或客观规律的自身存在并概念地表达它,确实只能陷入自相矛盾的独断,而在理念和经验、规律和规律的表现的具体统一中把握它的真理内容,却恰是辩证思维所能胜任的。哲学要避免现象主义和经验论,同时又要避免独断论和信仰主义,只能选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也可说合理形态的超验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只能是辩证的。

辩证法是唯一符合哲学本性的思维方式,还在于它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真正弄清了矛盾是什么。黑格尔在分析康德的理性矛盾观点时写道:“康德这种思想认为知性的范畴所引起的理性世界的矛盾是本质的,并且是必然的,必须认作是近代哲学界一个最重要的和最深刻的进步。”因为它使辩证法摆脱了“任意性的假象”。但康德的解答“只出于对世界事物的一种过度的温情主义。他似认为世界的本质是不应具有矛盾的污点的,只好说是矛盾仅是由于思想的理性,或心灵的本质”,“矛盾并不是基于对象的本身,而是由于认识这对象的理性”。黑格尔则认为,“认识一切对象之矛盾性乃是哲学思考的本质”。[10]

矛盾是主观的逻辑矛盾还是客观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客观矛盾,是知性逻辑和辩证思维方式根本对立的一个焦点。把矛盾理解为思维内容或客观事物的内在本质和发展的动力,并在总结人类认识史辩证发展的全部成果的基础上,用最基本的概念框架即逻辑学之矛盾进展的手段表达关于世界最一般规律的认识,是黑格尔逻辑学、辩证法、认识论统一的实质,也是他的辩证思维方式的实质。

恩格斯认为,“旧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同一律是旧的观点的基本原理”。这种抽象的、形式的同一性观点是知性思维方式的核心,它对日常应用来说是足够的,因为它考察的只是很小的范围或很短的时间。但问题一旦涉及世界整体和历史发展这样的世界观或超验的形而上学问题,抽象同一的思维方式就不再适用了。“真实的具体的同一性自身包含着差异、变化”[11],包含着内在的矛盾,因此“辩证的思维方法同样不知道什么严格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普遍绝对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转移,除了‘非此即彼!’,又在恰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使对立通过中介相联系”[12]。列宁和毛泽东也把事物的矛盾法则看做世界和宇宙的根本法则,看做辩证法和辩证思维方式的实质与核心。形而上学意义下的否认矛盾的同一律,与辩证法意义下的作为事物本质的矛盾规律的根本区别和对立,也表现了日常意识和科学认识的知性思维方式与辩证法作为哲学思维方式的根本区别。

最后,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辩证思维方式之所以从根本上优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思维方式和方法,还在于只有辩证思维方式才能把逻辑主义与直觉主义,历史主义结构主义,个人体验和社会文化,理解的可能性、确定性与后结构主义的消解和摧毁等真正沟通起来,找到一条通达哲学之境的道路。在思维方式的层次上展开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是批判和吸取现代西方哲学积极成果的高层次工作,这里我们只是指出,辩证思维方式在它固有的意义上,既是超越知性逻辑、形式逻辑的辩证逻辑和真理的逻辑,也是一种直觉的艺术;辩证思维方式也是一种人生态度和境界。马克思把辩证法的本质看做是批判的、革命的,毛泽东把新陈代谢看做宇宙的根本规律,这同中国儒家的“生生之谓易”等对宇宙生命的领悟相互契合,共同具有刚健有为、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也都展示了高远博大而又切近生活的哲学境界。辩证思维方式是认知概念框架与价值态度框架的统一,要达到辩证法的认知概念框架,就必然超越日常生活的自然态度和实用的功利态度,使人生态度和境界得到教化与升华;要坚持辩证法的价值态度框架,也必然经过严格的辩证思维训练,把握宇宙和人生的一般真理。

【注释】

[1][德]胡塞尔著,吕祥译:《现象学与哲学的危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75页。

[2]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33页。

[3][英]I.柏林编著,孙尚扬、杨深译:《启蒙的时代——十八世纪哲学家》,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4页。

[5][德]黑格尔著,贺麟译:《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60页。

[6][德]黑格尔著,贺麟等译:《精神现象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1页。

[7][德]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5页。

[8][德]汉斯·D.斯鲁格著,江怡译:《弗雷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页。

[9][德]康德著,庞景仁译:《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06页。

[10][德]黑格尔著,贺麟译:《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42~144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1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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