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形上学的基本特征

论传统形上学的基本特征

形上学或本体论的问题，是人的终极关怀或安心立命之道的问题，是人对自身存在于其中的世界的一种整体的洞悉或觉解。不同的文化民族具有不同的形上智慧（或关于本体的睿识），从而有了不同的民族精神。对于世界最真、最本质的是什么，人生最高意义是什么，“我”是什么的问题，中国哲学家以其特殊的人生智慧，作出了独特的回答。许多外国学者或因袭外人之说的国内学者，不愿意承认中国有形上学，并以所谓“伦理性”取消了传统哲学特别是儒学的形上学。这种偏见或误解，在于他们以希腊、西方或印度哲学作为某种模式，衡量、剪裁中国哲学，不懂得中国形上学的特殊性。那么，中国传统形上学究竟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征？本文在前贤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综合、发挥为以下五大特点。

一、“内在——超越”

中国传统的儒释道的形上学，各不相同，但就其共性而言，完全不是西方哲学主流学派那样一种“超绝的”或“超自然的”形上学。方东美说：“我以‘超越形上学’一辞，来形容典型的中国本体论。其立论特色有二：一方面深植根于现实世界；另一方面又腾冲超拔，趋入崇高理想的胜境而点化现实。它摒弃了单纯二分法，更否认‘二元论’为真理。从此派形上学之眼光看来，宇宙与生活于其间之个人，雍容洽化，可视为一大完整立体式之统一结构……据一切现实经验界之事实为起点，吾人得以拾级而攀，层层上跻，昂首云天，向往无上理境之极诣。同时，再据观照所得的理趣，居高临下，‘提其神于太虚而俯之’，使吾人遂得凭借逐渐清晰化之理念，以阐释宇宙存在之神奇奥妙，与人类生活之伟大成就，而曲尽其妙。”“中国各派的哲学家均能本此精神……建立一套‘体用一如’、‘变常不二’、‘即现象即本体’、‘即刹那即永恒’之形上学体系，藉以了悟一切事理均相待而有，交融互摄，终乃为旁通统贯的整体。”

在这种形上体系中，超越世界与现实世界、本体界与现象界、理世界与气世界、真谛与俗谛、天国与人间、圣者与凡人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正是中国主流学派本体论的特点。儒释道的形上学体系，从“宇宙”或“世界”之自然层面和实然状态出发，然不执著于此，不断地加以超化，进入具有价值意蕴的理想境界，诸如“道德宇宙”（儒）、“艺术天地”（道）、“宗教境界”（释）等等。

中国哲学保留了对于“天”“天帝”“天道”“天命”的宗教意味的或神性意义的虔敬、敬畏、信仰、信念，肯定了这一超越的祈向，肯定了这一神圣性，但又不像西方哲学那样，对宗教的信仰，上帝的存在作理性思辨上的证明，而是把这种宗教意味、神圣感与道德相结合，强调通过道德的实践上达于“天”。中国范畴“性”，无论是“天性”、“人性”“物性”，都具有神性意味。中国范畴“诚”，亦具有宗教意味。中国形上学的超越意义，宗教信仰是不容否认的。

这种形上学的超越意义又在于，各派哲学家都有各自的理想人格，都希望达到尽善尽美的圆满境界。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各自的终极信念：或者主张“立人极”，“与天地参”，追求自我实现，成圣成贤（儒）；或者超凡脱俗，飘逸物外，寻求永恒之逍遥与解脱，得道成真（道）；或者超越生死，体认真谛，追求净化与超升，见性成佛（释）。

一般地说，西方哲学重外在超越，以理性来追求价值之源，从而造成了超越界与现实世界的分裂与紧张；中国哲学重内在超越，其内在义在于，各派哲学家的终极信念与关怀，或所谓理想境界的实现，并不脱离现实人生。“天”即终极的根源、根据。“道”即在“人伦日用”之中，即在“担水砍柴”之间，价值即在事实之中。由现实或事实世界到超越或价值世界的路径是内倾而不是外向的。所谓“为仁由己”、“尽心知天”、“明心见性”、“得意忘言”，即是此义。另一条路径则是由价值理想向下贯注，内在于世界的实现，人生的实现。“在中国，要成立任何哲学思想体系，总要把形而上、形而下贯穿起来，衔接起来，将超越形上学再点化为内在形上学。”“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采取超越形上学的立场，再与内在形上学贯通；他以宇宙真相、人生现实的总体为出发点，将人生提升到价值理想的境界；再回来施展到现实生活里，从出发到归宿是一完整的体系。”因此，在中国哲学家看来，生活于现实世界中，照样可以超脱解放，把精神向上提升。超越的理想要在现实世界中完成、实现。

“内在而超越”的传统形上学体现了华夏民族哲学的这样一个特殊的性格，即自然与人的统一，理想境界与现实人生的统一，宗教情绪与道德伦理的统一，天道与性命的统一。这大概与我们的祖先跨入文明的门槛，走的是一条连续性的道路而不是一条破裂式的道路有关。这种连续性、即人与天之间的连续、地与天之间的连续、文化与自然之间的连续，规定了华夏民族精神的性格，也规定了中国哲学本体论、宇宙论的性格，亦即是内在超越的、有机的、连续的、整体性的。

中国形上学“内在——超越”特性确立的另一个契机，是周代的文化早熟。周人以其早熟的文化智慧，化原始宗教之玄秘为道德之仪轨，以理性的道德价值支配人心的情绪。“天”、“道”等中国哲学的原型观念，实际上涵盖了原始宗教的玄秘性。不是宗教之“神”，而是人类理性所能设想的“天”、“道”，成了宇宙万物、人类生命的本源，亦成了一切价值之源。原始儒道文化保存并修正了原始宗教“尊生”、“重生”、“报始返本”的情绪和“玄之又玄”的秘密，并分别把它哲学化了。三教合一的宋明哲学的所谓“居敬”、“体仁”、“存养”、“立诚”，即兼顾到宗教情绪与道德理性。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形上学的特殊性是由中国原始文化和哲学的童年的特殊路向所确定的。

宗教重超越义，道德重内在义。“天道”既是超越的，同时又贯注于人身，内化为人之性。《周易》之“性与天道”的发展，《中庸》之“至诚者”尽己、尽人、尽物之性，参赞天地之化育，通过仁、诚去体悟、契合“天命”、“天道”流行之体，进而与天地相参之说，奠定了中国形上学的基础。一方面，从天道天命向下贯注到人生，落实到现世，由此而彰显了人的主体性；另一方面，由内在的本心出发，知性、知天，领会乃至体现天道，从尽己性出发，参赞天地之化育。总之，在天人的统一中扩充人性，实现人性。至是，宇宙与个人不是隔截的，客体与主体不是隔截的，现象与本体不是隔截的，外物与自我不是隔截的，形上与形下不是隔截的，体用不是隔截的，常变不是隔截的，理想价值与伦常日用不是隔截的。这正是儒释道形上学的共同特点，与西方二元论或二分法的本体论大相径庭。

二、“整体——动态”

中国传统哲学的这种“本体——宇宙论”的思想模式，具有鲜明的机体主义的，亦即“整体——动态”的特点，即不把宇宙世界看作是杂乱无章的拼凑物，不把宇宙系统视为封闭系统，不把宇宙秩序视为机械秩序。一方面，认定人与宇宙不是对立的、彼此孤立的系统，强调二者的统合性、整体性；另一方面，又赋予这种统一体以生生不已、创进不息的生命本性。“人——天”统一体的整合性、统摄性、丰富性、充实性，区别于印度佛教和西方逻各斯主义的空疏与抽象；“人——天”统一体的动态——过程性、创造性与能动性，区别于西方宇宙论的静态——结构性、呆板性与机械性。这种形上学，就其能够从总体上、全貌上和发展上把握宇宙万象来说，似更能抓住本质。不仅如此，这种“整体——动态”的思想模式，并不把主体的参与与评价自外于“人——天”系统；反之，其所肯定的是本体的统一、存在的统一、生命的统一和价值的统一。它是一种积极的存在论、本体论与宇宙论。

道家经典《老子》、《庄子》和儒家经典《易经》、《易传》的整体的系统观，把宇宙看作是一个动荡不已的进程，强调运动变化的潜力及发展过程，肯定各种事物是在一种永恒变化的动态历程和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生机脉络中相互决定和界定的。自然界是活泼的有机的生命整体，人与天地万物亦是活泼的有机的生命整体，人类的、民族的社会活动、历史文化都是活泼的有机的生命整体。其活动的历程是内在的阴与阳（即否定的与肯定的力量）彼此消长的过程，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在这里，主体与客体、物体与精神之间没有鸿沟，它们彼此依赖、相互补充，动态地关联在一起。整个宇宙生命、民族文化生命都是创造性的历史过程，是诸杂多的动态的统一过程。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万物化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等等，表明了中国形上学的创生性（勃勃生机）和系统性（统之有宗，会之有元）。这与西方本体论所强调的“存在”之静止的自主性，和“存在”高居超越界，与表象世界截然二分的思想模式不同。其侧重面在于彰显“存在”的动态流衍的特性，使之在生化历程中能够流衍贯注于万事万物。机体形上学的立场使中国哲学总是把宇宙视为丰富完整的有机整体，把人生视为丰富完整的有机整体，把宇宙与人生贯通起来，把人生活动的各层面，例如身体活动、心理活动、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知识探求、美感经验、人伦道德、实存主体、生死解脱、终极存在等，及其不同的价值，沟通贯串起来，使得宇宙不但不贫乏，反而可以成为更丰富的真相系统，更丰富的价值系统。

三、价值中心

苏格拉底以后的希腊哲学和中世纪哲学把完整的世界、完整的人生划分为两截，一是形而下的物质世界，一是形而上的精神世界和真善美的价值世界。这两层世界的隔绝，使绝对的真善美的价值世界很难在此岸、现界完全实现。近代笛卡儿以降，又以另一种二分法，把内在的心灵世界与外在的客观自然界划分为两截。

中国主流学派的形上学却不是这样的，其宇宙论并非纯粹论宇宙，而是在描绘、说明、认识宇宙的同时，渗进了多层面的人的生命活动及丰富的人文价值。甚至我们可以说，在中国许多哲学家看来，宇宙的真相、宇宙的全体，不在于宇宙自身，而在于人与宇宙之关系，在于在这种关系中人的创造活动，以及在这种活动中所把握的真善美的价值，所体验的崇高的精神境界。

中国古代许多哲学家的“宇宙”，不仅仅是自然的宇宙，同时又是道德的宇宙，艺术的天地，宗教或准宗教的境界。中国哲学家承认各种相对的价值，相对的境界，同时承认有一个统摄、贯通它们的绝对的价值和最高的境界。这里有内外上下的层次，但没有绝对的界限。不同的价值和境界相互联系，彼此贯通。儒家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讲“尽善尽美”，贯通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在人类生命内部，将这些理想予以艺术、道德的精神点化，贯通道德生活与艺术生活，成为富有“美”、“善”的价值世界。道家讲超越的价值，认为只有在智慧的修养、精神的锻炼达到极致的程度，才能进入“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于此才能把握宇宙的真相和最高的价值。总之，使人格向上发展，不离开现实世界又要超越现实世界的种种限制，培育真善美统一的理想人格，是儒道思想的真谛。

中国哲学提倡一种清明在躬、志气如神的生活，主张实现人生无上的崇高的价值，无限的丰富的意义。因此，这种“本性——宇宙论”同时又是一种“人生——价值论”，强调人在宇宙创进不已的过程中发挥自身的主体性，在成己成物的实践中产生责任意识和道德价值的崇高感，成就“尽善尽美”的理想人格，进而达到至真、至善、至美、至如的境界。这样，生命的创造过程也就是人生价值实现的过程。这种哲学充满着理想主义。

中国哲学不是从知识论上把世界的客体化成观念的系统，然后从观念的系统所形成的知识、科技、方法去笼罩、控制现实世界。相反，是要把人的生命展开来去契合宇宙，即“天人合德”、“合一”、“不二”、“同体”。然而人不可能把赤裸裸的自然人就投射出去，人要适应那个广大和谐的宇宙客体，首先必须修养自身，成就人格，把人生与世界点化成为一个理想的领域，然后在那里从事我们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的追求。

四、生命本体

中国哲学注重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生意盎然、生机洋溢、生命充实言本体，而有意避免支离抽象之理。这种本体论是以生命为中心的本体论。熊十力说：“盖吾人的生命，与宇宙的大生命，实非有二也。故此言生命是就绝对的真实而言。”所谓“绝对的真实”亦即“本体”。他说：“吾人本来的生命，必藉好的习气（后云净习）为其显发之资具。如儒者所谓操存、涵养，或居敬、思诚种种工夫，皆是净习。生命之显发，必由乎是。”熊先生认为：“人生唯于精进见生命，一息不精进即成乎死物，故精进终无足也。”“精进者，自强不息，体自刚而涵万有，（此言体者，合也。人性本来刚大，而役于形锢于惑者，则失其性。故必发起精进，以体合乎本来刚大之性。夫性唯刚大，故为万化之原。唯率性者为能尽其知能，故云涵万有。）立至诚以宰百为……日新而不用其故，（《易》曰‘日新之谓盛德’，唯其刚健诚实，故恒创新而不守故。）进进而无所于止。”，

可见中国哲学家不把统一的宇宙看作是纯粹的自然事物，而把它看作是一个生命现象。中国儒释道三教都是“生命的学问”，其特殊的智慧都落实在“人生的方向”上。其“本体——宇宙论”的立场是生命的立场，向外回应创生不息的大宇宙，向内培养刚健精进的小宇宙，向下不脱离物质基础，向上可以提升到高尚的价值理想。在这里洋溢着生命的活力，没有内外上下的界限，彻上彻下，彻里彻外只是生命，甚至以德性的生命作为宇宙的生命中心。但这生命绝非柏格森氏的生命，柏氏“生命”在中国哲人看来是与形骸俱始的习气。

五、“仁之本体论”与“仁之宇宙观”

“仁”为生生之德，仁为生命的创造性，仁又是一种天地人我间的相互感通。从孔孟到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熊十力，无不发挥“仁”学。足见“仁学”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普遍的联系性。

40年代，贺麟曾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从哲学人类学的角度总结先秦儒学到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等现代儒学，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命脉与精华之所系的“仁的本体论”与“仁的宇宙观”。贺麟指出：“从哲学看来，仁乃仁体，仁为天地之心，仁为天地生生不已之生机，仁为自然万物的本性，仁为万物一体生意一般之有机关系之神秘境界。简言之，哲学上可以说是有仁的宇宙观，仁的本体论。”与此相联系，儒家哲学亦以“诚”这一范畴表明真实无妄之理或道。“仁”与“诚”都是指的实理、实体、存在或本体，包含着存在真实无妄，宇宙流行不已，人生健行不息的意味。离开“仁”与“诚”而言本体或宇宙，只能陷于死气沉沉的机械论。

首先，“仁的本体论”和“仁的宇宙观”是儒家“人文化成”原则的哲学抽象，它关注“存有”与活动的关系。儒家主流派的文化哲学肯定“天文”（自然的生命秩序）和“人文”（人事的生命秩序）的相互协调，相互投射。建立和发展文化的原则是“生生”和“变通”，是“大用流行”，是“称体起用”、“举体成用”。因此，无体不能成用，不能成就宇宙，更不能成就文化；无用不能见体，没有宇宙万象和文化创造，就扼杀了生命精神之“仁体”。要之，以仁（人）为体，以文为用；以存有为体，以活动为用。这个“体”是真实存在、充满活力的。有体则有文化，无体则无文化。这是文化原创力很强的儒家与佛、道的根本区别。儒家“体用不二”的文化哲学强调了这个区别，充实发挥了“人文化成”论，并作了形上学的论证。

其次，“仁的本体论”和“仁的宇宙观”是儒家伦理学的基础和核心，它关注道德与本体的关系。人所禀持的天性，是宇宙之“生生之德”。只有有德行的人才能宏大其天性，全面展开其人能，进而成为宇宙的中心。熊氏指出：“儒家之学，自表面观之，似只是伦理学，而不必谓之玄学。实则，儒家伦理，悉根据其玄学。非真实了解儒家之宇宙观与本体论，则于儒家伦理观念，必隔膜而难通。”这就是说，主体通过道德实践才能体证本体。主体与本体统一，本体与工夫统一。在一定意义上，本体其实就是理想主义的人生境界，是客观的天道与道德的本心的统一，是形而上的又是道德的实体。这就是中国的道德形上学。

再次，“仁的本体论”与“仁的宇宙观”肯定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它关注“存有”与万有的关系，可以救治“形上的迷失”。一个充实完备的人格，应当与宇宙大化冥合为一。在天地人三者之中，人是一个关键，一个枢纽。天地宇宙的创造精神把握在人的创造生命之中。真正的儒者的博大气象，乃是以自己的生命通贯宇宙全体，笼罩并成就宇宙的一切生命。这就是人类生命的价值与归宿。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哲学家以公正平和的心态，使万有在不同的存在领域中各安其位。其中，人性为天命所接受，人在大宇长宙的万象运化中，承受、禀持了於穆不已的创化力，成为宇宙的中心。人在本质上，在精神本性上与宇宙同其伟大，宇宙创造精神与人之间，无有间隔，人自可日新其德，登跻善境。

“人是什么？”“终极存在究竟为何？”诸如此类古老的存在论（本体论）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不论人们是否有能力解开关于终极存在的谜底，作为“形上学的动物”的人，却永远没有停止过形上学的探讨。我国传统儒、释、道诸家，对于生死解脱、生命的终极意义和价值，对于“人如何活”、“为什么活”、“活得怎么样（活在哪种境界中）”等等问题，都有自己的特殊的回答。中国哲学是以人的生命存在为本体和出发点的学说，即是从人类学本体论出发的学说。它不是靠外在的知识，而是靠内在的生命体验，才能领悟和把握。它强调实践。它充分肯定文化乃是由人类创造而又反过来创造了人类的特点，充分重视在社会生活中，一切活动都是在人这一主体（尤其是作为道德主体）的参与下才得以发生的这个本质。中国哲学家所作的本体论的思考，深究宇宙与人的动态关联和创化过程，安排人类与万有的地位，从人类的自我创造活动中寻找其根源，以人类生命本体取代无根的自然本体和虚构的精神本体。宇宙与人处在生命的秩序之中，挺立、创造、实现“道德自我”即“道德主体”，是人与天地万物道通为一、相融无碍的基础，是人合理地适应天地并与天地相参的基础。

黑格尔说过，一个民族失去了它的形上学，失去了它的国家法学、情思、风习、道德，或者这些东西都变为无用之时，是一种“很可怪”的事。我们似乎是见怪不怪了。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个体人，如若失却了人文价值、终极信念的支撑、维系与调节，其行为只可能是无序的，起哄、赶潮、浮躁……人生的价值、意义何在？行为的根据何在？何谓“天人之际”“性命之原”？没有神圣感、敬畏和虔敬感，没有根源意识和终极托付行不行？“天”“道”“理”“命”“心”“性”“仁”“诚”“良知”等等，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达到一定自觉时才升华出来的这些意识与哲学本体论的范畴，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更不是可以随意抛弃的垃圾。20世纪中国文化危机与思想危机的严重性，乃在于整个地背离、践踏了这个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

当代世界哲学的主潮是把设定自然、上帝、逻辑、思辨等为实体的本体论消解，以克服本性与现象、人与世界的二重化。但这不是要消解本体论，而是把本体还原为人的生命、活动、历史、世界。这个世界对于人来说不是所谓纯粹客观的世界，而是一种价值世界、意义世界。因此，人与世界的关系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理解：世界不仅仅是我的对象，我原本就是世界的一个部分。中国传统思想的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物我合一、心性合一、体用不二、质能不二诸论，虽有钝化向外求索的精神，造成科学逻辑、知识理性发展的局限，虽然缺乏一种现代意义的人的自觉和忽视了个体性的原则，但在涉及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之所以为人之道，人为什么活着、在哪种境界中活着，以及本体的主体性与本体的理想性诸方面，自有独到的、不亚于其他哲学系统的地方。如果把（攻之者与辩之者、全盘否定者与全盘肯定者其实都忽视了的）这一根本轻描淡写地抹掉，我们这个社会，哪怕是进入现代，仍将缺乏一种维系的主心骨、机制和力量，仍会出现本世纪不断出现的无序状态。离开我们民族长期形成的安身立命之道，人们只能扭曲、异化为泯灭了良知（甚至人性）的、金钱特别是权力拜物教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族的人文价值意识和信念，包括其终极托付和超越意识，是不能消解的。我们民族的本体论，形上学是不能消解的，也不能以西方近代哲学的价值方式和思维方法为尺度加以衡估。

总之，中国绝不是没有形上学，或形上学不发达，而有着相当圆融、成熟，与希腊、西方和印度不同的形上学。在我们面临新的世纪之交，作出跨世纪的哲学思考时，希望学术界不要简单地抛弃中国的形上学。当然，与华夏族诞生、发展相伴随的人文睿识和本体思考，其实已溶化在我们的血液中，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想抛弃也是抛弃不了的。

﹝原载上海《学术月刊》，1991年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