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思维方式是哲学研究的根本问题

(三)哲学思维方式是哲学研究的根本问题

对我国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大问题作探索和思考，既表现了一部分哲学工作者对自己研究工作的重大社会影响的期待，也表现了近些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似乎是无处发力的困惑和茫然。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复杂化和社会矛盾乃至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和价值追求的多样化等，是产生哲学研究困惑的现实原因；而现代西方哲学包括后现代主义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怀疑，是产生疑虑的理论根源。在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语境中，任何重大哲学问题的提问，都有被指控为形而上学同一性的危险。在我们粗略地考察了这些现实的和理论的根源之后，基于对马克思哲学观的理解，可以较有信心地追问哲学研究的重大问题。但是，即便我们获得了提问合法性的自信，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仍会有许多不同的看法。

在我们看来，关于哲学研究重大问题的不同理解，其分歧所在仍是哲学观的问题，这其中十分重要的是如何理解哲学发挥作用的形式和特点，亦即哲学功能实现的问题。按照通常的想法，凡是能产生重大社会影响、解决重大理论和实际困难的哲学问题，就是重大的研究课题。但是，哲学研究和哲学问题的解决是否与经验科学相同，是否能直接解决经验操作层面的问题而直接显示出其理论效果？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做伟大的认识工具，毛泽东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做人民群众的思想武器，但这些形象的说法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物质性的工具一样，拿来就可以使用，甚至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作为认识的工具或思想的武器，必须是内在于认识和思想过程中获得的，是作为黑格尔所说的具体普遍性的概念和原理而获得的，这实际就是对学习者的教化和改造，就是思维方式转变的过程。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认识工具和思想武器，可能比使用这一工具和武器更为艰难，更为重要。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学院外哲学，其哲学宗旨贴近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固然容易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和理解，但绝不能低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困难。我们经常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两千年西方哲学史发展的最高成果，这如果不是虚假的赞誉之词，而是真实的理论判断，那就意味着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对两千年西方哲学的内在超越，是对所有学院化的理论哲学的创造性的继承，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真正吸取了两千年西方哲学的积极成果。对此，列宁有自觉的意识，他讲“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7]，“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8]。按照我们前文对经验科学和哲学、知性思维和理性思维的区分，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大困难是能否进入和建立哲学的思维方式，能否从我们习惯的常识思维、知性思维中挣脱出来，能否坚持用哲学思维方式，在哲学思维的水平上提出和思考问题。

哲学思维方式决定了哲学提问的水平和质量。哲学研究的问题不是直接摆放在那里的东西，而是哲学思考所建构的。按照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等哲学家的看法，我们要进入哲学的发问状态就得进入自由思考的状态，就得摆脱、悬搁我们通过教养所获得的种种成见，如此才能“孤寂地独立在那里沉思默想”^[9]，自由地奠定哲学思考的起点。否则我们就只能将从自己的教养中所获得的常识、其他学科知识或别人已经提出的问题作为现成的研究问题，而不能创造性地提出问题。在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大问题的思考中，很多人主张应从现实出发，提出和关注重大的现实问题研究，这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那样，自黑格尔以来，现实已不再是单纯的经验直观，现实是理论和实践构建的现实，是被某种已有理论理解和规定的现实。从现实出发，实际上已是从某种既定理论预设出发，提出某个重大现实问题，必定是基于某种理论框架所理解的重大问题。如果缺少哲学思维方式的自觉，我们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就可能是基于其他学科视野提出的经济学问题、政治学问题、社会学问题，甚至是普通百姓也在思考的社会常识问题，而不是真正的哲学问题。

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深入，使现实生活呈现出复杂的矛盾结构：效率与公平、发展与环境、民生与民主、自由和秩序、多元与和谐、理性规划与自然演进等悖论性的存在，使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难以有单一的、明确的是与非、对或错。这一方面使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分散化的局面，另一方面也使澄清自思想解放运动以来我国实际发生的思维方式变革的任务变得更为迫切。比如，如何从哲学思维方式理解“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如何理解我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作用？这是一些复杂重大的哲学问题。

首先，我国社会的复杂矛盾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意味着经验科学的知性思维方式无法把握和驾驭中国社会的发展。按照黑格尔的看法，知性思维无法摆脱主观与客观、有限规定之间以及有限与无限的对立^[10]，要把握生命、精神和社会这些无限性的对象，必须有无限的哲学思维方式。“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不是经验科学意义的“科学”发展观，而是哲学“科学”的发展观。只有从哲学思维方式理解科学发展观，真正从我国社会发展的“事情本身”的自身规定、自我发展的逻辑出发，才能内在地而不是知性地外在调和社会发展的诸多对立和矛盾，才不会陷入“今天抓发展，明天抓治污”的忙乱之中。真正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真正的辩证思维的启蒙。

其次，“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需要反思人之为人的根本，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亦即人的存在论问题。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根据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学说，已经充分论证了“以人为本”，即以每个人、每一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本的思想。^[11]但问题并未就此终止，海德格尔在“晚期的三天讨论班纪要”中对马克思“人是根本”的存在论实质提出质疑和批评。海德格尔认为，“人是根本”的命题只是以人的优先性取代了意识优先性，马克思生产过程的本体论来自黑格尔生命过程的本体论，马克思并未超出主体形而上学的存在论。^[12]如何回应海德格尔的批评，表面看似乎只是一个纯粹理论的问题，但深入思考就会备感它的意义的重大。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有无存在论的前提？经济和社会发展与人的自由发展是什么关系？人们如何在自由发展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安全感、幸福感？如何能有平凡、真实、快乐的生活？这必须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论问题。我认为，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自由王国、共产主义劳动的概念中，已经包含了既非意识规定，也非劳动改造的存在，从而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统一的存在概念，它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存在论基础。

最后，我国的科学发展观是每个中国人的自由发展，科学发展观与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所有理论成果都是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深入思考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维方式，它既不是经验科学的知性思维方式，也不是某种纯粹的西方哲学思维方式，其中必有五千年中国传统文化所规定的思想方向和思想道路的作用。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一种哲学思维方式规定了一种“思”的方向和看待世界的轨道、视域。如果没有重大的哲学革命，它的“移居”或转变很难实现。我们今天也许仍不同程度地在中国传统哲学规定的方向和道路上滑行。我个人认为，黑格尔辩证法具体普遍性的观念、胡塞尔现象学“意向充实”和“范畴直观”的理论、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等西方哲学的理论和方法，已经能够使我们比较清晰地阐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实质和特点，而这一澄清的过程必定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的生成，一个新的思想方向的开放，它将从根本上影响中华民族未来的历史命运。

【注释】

[1]王南湜：《当代中国“马学”的一种自我理解》，《新华文摘》，2007年第17期。

[2]［德］伽达默尔著，邓晓芒译：《黑格尔与海德格尔》，《哲学译丛》，1991年第5期。

[3]王天成：《黑格尔形而上学维度的革新》，《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4期。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6页。

[6]［美］罗蒂著，李文阁译：《哈贝马斯和利奥塔论后现代性》，《世界哲学》，2007年第4期。

[7]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91页。

[8]列宁：《共青团的任务》，《列宁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47页。

[9]［德］黑格尔著，贺麟译：《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0页。

[10]［德］黑格尔著，贺麟译：《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93页。

[11]叶汝贤：《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关于未来社会的核心命题》，《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孙正聿：《提出和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12]［法］F.费迪耶等辑录，丁耘译：《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