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

（一）什么是思维方式

关于思维方式的内涵，学界一般是从理论思维的层次进行论述的，强调其理论性、模式性、稳定性和对历史文化的定型作用。

汪建指出，思维方式“不过是被历史主体所内化了的社会实践方式”；“思维方式不仅指思维的形式和方法，而是与每个时代实践活动的对象、目标相一致的思维的内容与形式、结构和功能的统一体，是由一系列基本观念所规定和制约的，被模式化了的思维的整体程式，是特定的思维活动的形式、方法和程序的综合”。^[637]思维方式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形成和运用概念把握对象的理论思维方式，一是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思维习惯。蒙培元也是从理性思维的角度谈思维方式的。他指出，思维方式和心理结构不同。“心理结构是从社会心理学或文化人类学的意义上说的；思维方式则是从哲学认识论或逻辑结构的意义上说的。”^[638]思维方式是一种广义的认知，不仅包括主体的对象性认知，也包括本体论的存在认知和评价认知，既包括自觉的理性认识，也包括不自觉的非理性认识。蒙培元认为，“思维方式是一切文化的主体设计者和承担者”，是文化的主体创造和评价文化的方式。“当一定的思维方式经过原始选择，正式形成并且被普遍接受之后，它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成为一种不变的思维结构模式、程式和思维定式，或形成所谓思维习惯，并由此决定着人们‘看待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决定着人们的社会实践和一切文化活动。这种稳定不变的思维结构模式，就是传统思维方式。”^[639]

（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点

传统思维方式究竟有什么特点？一般都认为具有经验性、整体性、直觉性、辩证性、意象性、知情意统一性、非批判性和稳定性，此外还有内向性、伦理性、非认知性、非逻辑性、实用性等特点。这些都是被作为负面价值、消极意义的东西来认识的，这是20世纪80年代的特点。刘文英强调中国哲学思维方式具有合逻辑的特点，立足点在于肯定，与当时的气氛不同。

1.经验性。蒙培元认为，传统思维方式“是经验综合型的主体意向性思维。就其基本模式及其方法而言，它是经验综合型的整体思维和辩证思维，就其基本程序和定式而言，则是意向性的直觉、意向思维和主体内向思维”。^[640]汪建认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点是“以‘致用’为目的，以‘大化流行’的整体观念为根基，直觉与思辨相互渗透的朴素辩证法”。具体地说，是“从‘致用’出发，尊崇‘自然’和重视人伦日用的致思倾向；从整体性出发，以把握整体的功能为目标的古朴系统思维；以体验‘天道’为中心，知情意一体化的认知结构；从‘应变’出发的，着眼于整体运动的稳定和复归的辩证方法”。^[641]蒙培元指出，传统的经验型思维方式与西方理性分析的思维方式是相对立的。经验型思维方式对经验作抽象的整体性把握，不作具体的概念分析，与经验保持直接的联系，缺乏中间环节和中介。“在主客体的同一中把握整体系统及其动态平衡，却忽略了主客体的对立以及概念系统的逻辑化和形式化，因而缺乏概念的系统性和明晰性”。^[642]

2.意向性。所谓“意向性特征”，是指它突出思维的主体，而不是思维的对象。主体因素主要指主体的认知活动的意向性是价值判断，而不是对客观实体的把握。主体认知“不仅承认对象客体和本质、本体是存在的，而且把自我和自然本体合而为一，构成一个整体系统”，所以，传统思维的意向性从根本上讲，“是价值论的或意义论的，而不是认知型或实证论的”。^[643]金岳霖曾指出：“中国哲学的特点之一，是那种可以称为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644]冯友兰说：“金先生的这些论断，我一向是同意的。”^[645]张岱年也有同样的观点。蒙培元的观点，可以说是对金岳霖等人的认识的深化，其特点在于用“意向性”的概念，把中国哲学思维方式描述成为一种自觉的价值选择。李存山也提出中国哲学思维方式是“道德的主题压倒了探索自然奥秘的实证精神和逻辑批判精神”。^[646]

3.整体性。蒙培元指出，中国哲学思维方式的经验综合的特点最终是把人和自然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因而表现为“整体系统化思维”。“天人合一”是其根本特点。儒道两家都主张天人合一，道家把人自然化，儒家把自然人化，人和自然一气贯通。这种万物一体的整体化思维，“并不是以认识自然为目的，而是以实现真善美合一的整体境界为最终目的，因此它导向了主体意向性思维，而不是对象性认知思维”。^[647]汪建等人也指出，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是“连续无限的整体观和朴素系统的思维方法。这种观念和方法，把宇宙视为一个生生不息的无限过程，强调了万物存在和变化的连续性和不可分割的整体性”。^[648]这种整体观，是超越有限存在的大、全、一，不是具体对象的完整性或单个实体的单一性，而是统摄万物的天道。这种天道观重视等级秩序的稳定和功能的协调，主张万物息息相通的一体论。

4.直觉性。蒙培元指出，整体结构的思维模式，必然经过思维的飞跃，才能进入整体或全体。这个思维飞跃的过程，即是“直觉”，“直觉思维是传统思维的重要特征”。^[649]它的“特点是整体性、直接性、非逻辑性、非时间性和自发性，它不是靠逻辑推理，也不是靠思维空间、时间的连续性，而是思维中断时的突然领悟和全体把握”。^[650]就是说，它不是靠概念、推理等思维过程，而是靠灵感、顿悟来把握事物的，如庄子的心斋、坐忘，禅宗的不立文字、直指本心，理学家的“太极”，都是整体性概念。“中国传统的直觉思维恰恰缺少逻辑思维作为前提条件，因而其整体思维具有模糊性和神秘性”。^[651]直觉思维是一种创造性思维，不是逻辑思维所可取代的，但直接思维必须与逻辑思维相结合，并以逻辑思维为前提，才能发挥其创造性。汪建认为，中国直觉性思维方式的特点是“直接体验和理性思辨的并行和互渗”。^[652]古代哲学家往往以箴言的方式表达真理，而不重视具有严格形式的逻辑推理，形成辩证思维和直觉的互补。在方法上，不是从初始概念出发进行形式推理，而是围绕中心范畴进行多层次的说明和展开。甚至可以把整个中国哲学都看作“天”、“人”、“道”三者的展开。中国哲学范畴的内涵具有多义性和流动性，如孔子对于“仁”，就是在不同的场景下进行说明的，并没有给出一个严格的定义，后来历代哲学家对此都作出了自己的理解。

5.意象性。蒙培元指出，与直接思维相联系的是“意象思维”，也是传统思维的特征。其特点是“从具体形象符号中把握抽象意义的活动”，集中表现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等命题。这种思维方式是由《周易》所奠定的。中国美学的意境说、哲学的境界说，都是这一思维方式的产物。董平指出，先秦直观思维的特点是从自然界所呈现的“象”出发，获取“意象”，即认识的主体性内容的感性显现；又通过“类的推衍和泛化手段”使其获得普遍的意义和价值。类的推衍的基础是“集体表象”，即处于共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所形成的集体意识的沉淀，如先秦时代普遍存在“天”为万物本原的观念，从天地创造万物的观念出发，通过类的比附，形成先秦时代无论道家还是儒家都追求的天与人最终的和谐关系。类的推衍是意象获得超越自身的普遍意义和价值的关键，这种类的推衍不是严格的逻辑的类，而是现象之间结构、功能的相似性。直观思维的第二阶段是由现实的“器”进一步体会到“道”。“由于‘象’的本质具有同一性，因此对于‘意象’的领会与体悟，不仅仅在于对某一具体之象的深层把握，而在于对象的最后本质——天道精神的体悟与把握”。^[653]方立天通过中印佛教思维方式的比较，指出中国佛教思维方式具有“直觉思维”、“内向思维”、“否定思维”、“分析思维”等特点。^[654]

6.辩证性。李志林认为，先秦中国有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两种逻辑思维，汉代以后辩证逻辑的特点得到发展。辩证思维的特点表现为概念的灵活性、多义性、多功能性和整体性，与西方概念的“稳定性、单义性、精确性和分解性大相异趣”。重视辩证逻辑的缺点是在微观上难以把握对象的具体要素，缺乏明确的程序，只能靠类推，所以形成不少比附。中国缺乏近代科学体系显然是由于缺乏明确的形式逻辑所导致的。中国哲学传统思维方式在哲学思维方面的辩证性特点表现为：第一，强调“整体关联”，如“阴阳五行妙合”、“天人交互作用”等；第二，强调“体用不二”，如王弼玄学、佛教、宋明理学；第三，强调“矛盾和谐”，把世界看作一个充满矛盾的和谐统一体。李志林认为，思维方式的辩证性的缺陷是“笼统的整体直观妨碍了思维的精确化”，“神秘直觉代替了思维的理性化”，“经学的思维方式妨碍了思维的个性化”等。^[655]

7.知情意统一。蒙培元指出，传统思维方式的主体以自身为对象的意象性思维，“导向了自我反思而不是对象性的认识。因此，它是内向的而不是外向的，是收缩的而不是发散的”。^[656]按照传统思维方式，主体自身是宇宙的中心，所以，认识了主体，也就认识了自然和宇宙。儒家的“反身而诚”、“与天地参”都是“从主体出发而又回到主体的意向性思维”。道家虽然承认自然规律，但其天人合一的模式也没有形成外向型的认知性思维。理学是儒道的合一，“把伦理道德超越化，变成了自然本体”，^[657]认知和情感的合一，既限制了情感的正常发展，也影响了认知功能的发挥，其极端是“或者以情感代替理性，或者以理性压制情感”。^[658]汪建也肯定，古人所谓“知”不是单纯的感性活动或理性认识活动，而是“包含学思、情意、践行诸方面”的“认知、理解、感受和体验”在内的。“人的主体是知、情、意的统一体，认知过程和审美感受、道德践履交织在一起的”，知的内容“是对天道、性命的理解和体验”，“就是对天道性命的确认，是谓‘真’，其标准是‘明’；所谓‘情’，就是对天道性命的情感体验，是谓‘乐’，其标准是‘和’；所谓‘意’，就是对天道、性命的自觉践履，是谓‘善’，其标准是‘中’”，人在“认知、尽性、践行的整体活动中，在内省与外求、情与理、知与行的统一中，才能达到赞化育、参天地与天地同流的最高境界”。^[659]汪建认为，在知情意一体化的结构中，道德居于支配地位，对人的思维具有“定向”作用，自然、人生等，无不围绕道德价值展开；另一方面，由于道德意志具有认知功能，所以，至诚可以知天，由于个体情感超越主体直达宇宙，所以古人的精神生活又受理性的控制，形成“重道”、“安命”的特点。

8.非批判性和稳定性。这一特点，在蒙培元看来，主要表现于历史思维中。蒙培元指出，中国历史思维的特征是缺乏超越性、非批判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几千年一直在固定的模式中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怀疑和批判性。这种传统延续到现在，则是唯书、唯上，把马克思主义宗教化和教条化，严重禁锢了理性思维和科学精神的发展。汪建认为，中国思维方式的整体性特点的目的表现为以“应变”为出发点的“着眼于整体的稳定和完善的辩证方法”，所以，中国哲学强调“全体”和“用中”。这种辩证法是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产物，反映了封建社会的社会存在，对维持封建社会的稳定起过重要作用。“是一种相当成熟的具有保守性格的辩证法历史类型”；“中国古代辩证法是关于社会系统的稳定性的辩证法”。^[660]邓红蕾指出，整体的和谐是先秦中庸观的特点，具体表现为：第一，“承认矛盾而使之定位和谐化”，典型的表述如“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使矛盾的双方各安其位，平衡达到绝对后，也就失去了生命力，没有运动和发展了；第二，“承认变化而使变不逾常”；第三，“承认多样性而使‘多’统一于‘一’，异归于同”。^[661]邓红蕾认为，先秦的和谐论是“低级”的，缺乏兼容完全相反之物的机制，“利于维持事物的现状，却不利于兼收并蓄，发展与提高，以进入新境界”。^[662]

9.合逻辑性。对于当时学界普遍认为中国思维方式是“直觉思维”，缺乏逻辑性，刘文英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中国传统思维“就其本质和主流来说，是逻辑的而不是直觉的”。^[663]他具体分析了中国逻辑思维的特点。第一，“多相式概念”。西方哲学的概念是“单相式”的，其内涵和外延十分确定，中国哲学的概念的特点则可以用“多相式”来表达，即一个概念可以通过许多判断来表达，如“易”，一名三义，易简、变易、不易等。概念的“单相式”和“多相式”的差别引申出其功能方面的差异。西方哲学范畴分为实体、属性、关系范畴，各有不同功能；中国哲学概念多同时兼具各种不同功能，如“仁”，可指品德、心态、关系等；老子的“道”可指本体或本原、法则或规律、处世的境界等。第二个特点是“模式型推理”。西方哲学的推理为“命题型推理”，从一定的初始命题出发，按照一定的规则，推出新的命题。如德谟克利特对原子的规定，柏拉图对理念的规定以及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等。中国哲学思维的特点是“从一种基本模式出发，按照一定的原则，把有关对象放在这一模式中推理”；“每个学派的代表人物都要建构一种‘世界模式’，这个模式就是一切推理的根据”；^[664]如《易经》的八卦模式、五行模式等。关于中国哲学逻辑思维的优缺点，刘文英认为，中国哲学的概念和推理缺乏严密性和明确性，有时会出现比附现象，造成科学从属于哲学，不利于学科的发展等，但也有利于把握整体的优点。“真正要适应现代科学和现代哲学的发展、现代科学的模式型推理，同时也应该包含和统摄严格的命题型的推理。中国传统哲学古朴的模式型推理，同样应该现代化。”^[665]

（三）现代化所需要的思维方式转变

关于这个问题，20世纪80年代学者一般是在肯定传统思维方式的价值的基础上，要求改变传统思维方式。蒙培元指出，经验综合型的整体思维与当代系统科学的整体性思维也有相通之处，直觉、意象思维在艺术创作中仍拥有巨大的生命力；在对立中把握统一的辩证思维也具有优势。这些都是传统思维方式的长处所在。但是，这种整体思维的纵向发展则表现为辩证思维，善于发现对立中的统一，而不是重视“A即是A”的矛盾律，主张一切对立都以统一、和解为最终结果，“缺乏对立的冲突和批判否定精神，表现了传统思维方式求稳防变的重要特征”；“其根本目的，是维持整体自身的平衡、稳定和常态，这就是整体稳态平衡的思维方式或模式”。^[666]邓红蕾认为，先秦中庸的和谐观是一个“论不过‘中’，变不出‘理’的封闭和谐体系”；把带有明显缺陷的传统和谐理论“原封不动地带入世界文化宝库，是不明智与不科学的”。^[667]蒙培元提出改造传统思维方式。他说，传统思维方式缺乏近代工业社会和科学思维的基础，而这些恰恰是跨入现代社会所不能超越的内容。所以，“所谓现代化，首先应是观念和思维方式的现代化”。不过，改造不是全盘抛弃，而是通过思维方式的转换使传统思维中有价值的东西得到发展。^[668]邓红蕾也认为，世界科学进入寻求整体和谐的阶段，世界文化呈现出多元东西古今融合的趋势，这是古老的文明获得新生，民族性智慧为全人类服务的根据。李志林提出：“传统思维方式的现代化的方向，不应是寻求单一的思维模式，而应是寻求一种中西融合的新的思维模式。”^[6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