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六、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1）因为研究的角度、对象和方法的不同，缺乏统一的准确的调查数据，使对一些问题的判断出现较大的偏差。如对农民工的留城意愿问题，不同的研究者就有不同的数据和不同的结论。李强先生于1999年和2002年分别对“农村家人”和“城市农民工本人”就农民工留城意愿作过调查，调查的结果是，“农村家人估计外出农民工今后会回家乡定居”的比例高达89．7%；农民工本人回答“只是暂时在外面，将来一定回家乡”的占20．3%；回答“赚到一定的钱后回家乡”的占27．5%；回答“看一段时间，没有工作就回家”的占8．8%；三项相加，有回家意愿的占56．6%（李强2003，131）。而北京大学农民工课题组在珠三角地区的调查显示，将来打算回家务农的只占被调查对象的15．9%（北京大学“东莞民工课题组”，1995）。国家统计局2006年的调查显示，有超过半数（55．14%）的农民工希望能够留在城市发展、定居，只有不到三成（28．55%）的农民工想赚钱或学到技术后回家乡生活（潘其洪，2006）。有研究者2007年的调查仍显示有65．8%的农民工对未来的设想是在城市发展、定居（彭东泽，2007）。调查数据的结果相差如此之大，对问题性质的判断和对解决问题的建议也就会截然不同，用“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来比喻可能是不为过的。这是农民工问题研究中应该引起注意的问题。

（2）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学者们已经进行过不少不同形式的调查，但在调查中存在着方法不科学的问题，使调查的结果缺乏可信度。如有一份对农民工新生代的较早的调查，我们认为也是比较权威的调查，但是其中对二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的数据和比较就缺乏可信度。如这份调查指出，“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时间2．91年，新生代则达到3．28年，相差0．37年。”并且接着指出“他们大多是从校门直接走上外出务工经商的道路的，有的连基本的务农常识也没有。”（王春光，2001，63—76）这份作于21世纪初的调查，与我们所了解的当时农村教育状况相差甚远，从校门直接走上外出务工道路的新生代农民工，难道小学四年级都没读完就进城务工了吗？这个问题，提醒我们抽样方法、调查手段等都是必须引起我们重视的问题。

（3）有些研究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和要害，以至提出的对策建议或者隔靴搔痒，或者南辕北辙。如针对农村留守问题造成农民家庭不稳定，有人提出：要化解农民工家庭的不稳定因素，最根本的是要想法提高农村“留守族”的素质。他们认为“导致‘情变’、‘婚外恋’的原因，往往是‘打工族’与‘留守族’之间存在的观念和素质的差异。如果这一鸿沟得到填平，那将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农村的离婚率。”（蔡恩泽，2002，19）

因为长期分居，人们的基本生理、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仅仅提高“素质”就可以解决问题吗？这种研究无视人的基本权利，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

也有专家提出，“离土不离乡”也许是避免打工者婚姻家庭破裂的最佳模式，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大搞第三产业，让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近务工经商，早出晚归，此举可将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调起来（蔡恩泽，2002，19）。这种观点最多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而已。“早出晚归”，一片田园风光，但是，工业化、城市化的规律何在？人类发展的规律早已告诉我们，因为工业化产生集聚效应而促进城市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互相促进，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才得以快速、持续、平稳地发展。解决农村“留守”问题，只有结束“留守”，只有加快并实现完全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