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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现代西方哲学的语境中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

时间:2022-12-1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我们认为,用这样一种观点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吸收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在此主要借助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论述来探讨这三个问题,并进一步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所以说,整个现代西方哲学都是在批判和否定近代西方哲学的旗帜下展开的。

第三讲 如何在现代西方哲学的语境中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

上一讲,主要考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路向与第二国际、第三国家理论家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路向的不同,由此分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也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的基本观点。这一讲,将从另一个角度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即在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过程中,进一步探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和特征。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是近10年来国内学者研究较多的一个问题。其中,最有影响的观点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超越了近代西方哲学,而且超越了现代西方哲学。我们认为,用这样一种观点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吸收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在这里,我们首先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究竟有没有一个转折?第二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是属于近代西方哲学还是现代西方哲学?如果两个都不是,它又该如何定位?第三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有什么差异,它在哪些方面超越了现代西方哲学?我们认为这三个问题都是应该研究的重大问题,如果对于这三个问题没有正确理解的话,无论研究西方哲学还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无从谈起,这是一个出发点问题。对于这三个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有过许多论述,有的是直接论述,有的是间接论述。在此主要借助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论述来探讨这三个问题,并进一步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首先,我们从近代西方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来谈。有一点大家很难否认,就是在西方哲学史上有一个从近代西方哲学到现代西方哲学的转折。“现代”这个词可能有一些因翻译和理解不同而产生的问题,所以有时候又用现当代西方哲学。“近代西方哲学”主要是指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整个西方哲学,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这个时期的哲学有它的特征。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后一条讲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里的“哲学家们”,按照我们的理解,主要是马克思当时所面对的近代西方哲学家。当然,从笛卡尔到黑格尔这个时期西方哲学的差别也是很大的。如果撇开这些差别,归纳一下它们的共同点,那就是近代西方哲学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就是恩格斯说的他们几乎全都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都致力于通过这个关系问题的研究,创造一种完整的认识论,并通过这种认识论推出包容一切的哲学体系。第二,他们都高扬主体性,崇尚理性主义。第三,他们建立了以主客二分为标志,以基础主义、本质主义为核心的理论体系。正因为如此,他们满足于或在抽象的自然界或在绝对的观念世界中兜圈子。这就是近代西方哲学的基本特征,不了解这些特征,就难以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关系的一些观点和论述。

但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具有这些特征的近代西方哲学?最近几年哲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这种西方哲学,尤其是从这种哲学中引出的哲学思维方式,曾经对理论本身和现实生活产生过积极的作用和有益的影响。无疑,近代西方哲学是对中世纪神学的否定和超越;更重要的是,对现代文明发展、现代化运动起主要推动作用的现代性观念,植根于近代西方哲学。因此可以说,没有近代西方哲学就没有现代性观念,没有现代性观念就没有现代化运动,没有现代化运动也就没有现代文明。这样说来,现代文明、现代化运动、现代性观念都可以追溯到近代西方哲学;但也不可否认,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近代西方哲学的消极性、片面性、局限性暴露得越来越明显,这主要是指怀疑论或独断论倾向。近代西方哲学体系最终必然导致怀疑论或独断论。后来有些西方学者在近代西方哲学与法西斯主义专制之间建立联系是有道理的。实际上,近代西方哲学到19世纪中叶已经陷入困境。近代西方哲学被变革、被突破、被超越、被新哲学思维方式所取代是必然的,因为这是时代的要求,社会的要求,也是哲学自身逻辑内在发展的要求。我们觉得,应该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产生。

以往有个说法,认为黑格尔以后的哲学都是反动的腐朽的资产阶级哲学,这个说法带有严重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倾向。实际上,现代西方哲学的产生除了社会和时代要求外,也是哲学自身逻辑内在发展的结果。现代西方哲学之所以产生,就是要寻找一种能够取代近代西方哲学的新的思维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尽管黑格尔以后的整个现代西方哲学有许多哲学流派,它们之间的差别非常大,分歧也很明显,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企图寻找一种与近代西方哲学不同的新的思维方式重建哲学,以开辟一条新的哲学发展道路。在这里,我们概括一下与近代西方哲学不同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特征:第一,它们改变了近代西方体系哲学的倾向,即它们改变了近代西方哲学企图建立一种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的倾向,给予哲学的性质和功能以新的定位。第二,它们不再纠缠于近代思辨的形而上学中,而是以各种形式使哲学返回生活世界和现实世界。第三,它们批判作为近代西方哲学主要特征的主客二元分,主张把主体与客体视为统一的不可分割的过程。第四,它们批判近代西方哲学理性万能、技术至上观念,主张突破理性的界限,转向非理性世界或经验世界。第五,它们反对近代西方哲学把人的存在抽象化这种做法,主张恢复人的本真性,重新认识人的价值和意义。所以说,整个现代西方哲学都是在批判和否定近代西方哲学的旗帜下展开的。现在这些看法已经基本得到国内学者的认同,但要明白,我们承认这一点非同小可,因为这意味着整个现代西方哲学史需要“重写”。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这里的突出贡献就是,他们提出了一个以往我们忽视了的问题,即:当许多现代西方哲学流派向近代西方哲学发出挑战,并力图突破和超越它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做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有利于这种突破和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没有加入到西方哲学从近代向现代转型的行列之中?我们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他们,如柯尔施、A·施密特和马尔库塞等人,在不同场合用不同语言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经常引用的著作,一是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还有《德意志意识形态》。这就是阿尔都塞所说的马克思思想“认识论断裂”时期的一些著作,即1845年前后的哲学著作。他们通过研究这些哲学著作得出结论说,马克思率先批判了近代西方哲学。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他们开始重新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这个理论问题,并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就在于突破和超越了近代西方哲学。他们特别提醒人们,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一系列关于“消灭哲学”、“终结哲学”的论述都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与马克思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这一理论问题相关联的。

上一讲第三部分,我们分析了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他认为至少从1844年起,马克思、恩格斯就不再把他们的新唯物主义见解表述为哲学见解。于是,他把马克思、恩格斯19世纪40年代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理论描述为反哲学。但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把哲学等同于近代西方哲学,所以,反哲学实际上是反近代西方哲学,最终是要用科学社会主义取代哲学。这样,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首先把对近代西方哲学的消解和终结,看作是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然后断定,在消解和终结近代西方哲学过程中,现代西方哲学许多流派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共同完成了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关系解释的第一个方面。

如此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都是和近代西方哲学不同的现代哲学思维方式。这样,就不能像传统马克思主义那样,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近代西方哲学,并认为它与现代西方哲学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应该像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样,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现代西方哲学范畴,因为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就是突破、批判、超越近代西方哲学。于是,他们实际上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究竟有哪些共同点?有哪些共性?以往的看法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看作是完全对立的,最近一段时间比较注重两者的一致性。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系统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共同点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我们知道,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结合”。这种“结合”的基础,就在于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有共同点和同质性。所以,他们在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时,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研究两者的共同点上。在这里,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弗洛伊德主义是一种肯定无意识、性本能的现代西方社会思潮,包括列宁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完全对立的。以列宁为代表的原苏联哲学家对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弗洛伊德也因为赖希试图融合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宣扬推动“性政治运动”而对这位得意门生非常不满,并严厉地批评赖希,提醒国际心理分析学会要警惕赖希的企图,最后建议维也纳国际心理分析学会开除赖希的会籍。在这种背景下,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却认为,表面看来,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与马克思主义是对立的,实际上它们之间存在许多共同点。赖希指出,两者之间的共同点有三个方面:第一,它们都是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体现在他从人的现实世界出发;弗洛伊德的唯物主义体现在他从人的心理现实表现出发。第二,两者都运用了辩证方法。马克思运用辩证方法分析社会现实,他辩证地看待社会现实中各个要素的相互作用;弗洛伊德运用辩证方法分析人的心理结构,他辩证地描绘心理结构中各个要素的相互关系。第三,它们都是批判的、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对社会现实的哲学批判;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实质上是对社会现实的心理批判。正因为存在这样一些共同点,所以弗洛伊德和马克思有可能结合在一起。

弗洛姆也强调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共通之处。在他看来,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有四个共同点:一是他们都具有怀疑、批判精神,即怀疑人的意识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这是他们建立自己理论的出发点。马克思通过怀疑人的意识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试图寻找意识背后的现实活动,认为只有通过这个真实的现实活动才能理解人的意识活动;弗洛伊德也通过怀疑人的意识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而寻找意识背后的无意识、人的性欲活动。二是都相信真理的解放力量,马克思希望人类从异化和经济奴役的锁链中解放出来,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是赢得大多数人的心。当然,这并不是通过游说的方式而是求助于对现实的正确认识即真理。只有真理,才能揭示种种幻想和意识形态掩盖下的现实,意识到自己的经济地位,意识到自己的真实处境,从而通过革命获得解放。弗洛伊德也相信,揭示无意识的存在,就是要通过意识自觉地去支配人的无意识,即只有依靠理性的努力,才能获得对现实的正确认识,才能使病人从困境中摆脱出来。不同的是:马克思是社会革命家,弗洛伊德是自由主义改革者。“在马克思那里,真理乃是引起社会变革的武器,而在弗洛伊德那里,真理乃是引起个人变革的武器。”(1)三是都属于人道主义,即人道主义是马克思和弗洛伊德著作中的指导原则和动力。他们都反对传统习惯势力,反对传统社会秩序,反对异化,捍卫人的自然权利和社会权利,所有这些,都是传统人道主义思想的范围。四是都运用动力学和辩证的方法研究现实。马克思认为,社会有一个矛盾着的错综复杂的结构,但又可以被认识;对过去的了解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预测未来。弗洛伊德指出,人作为一个精神实体,具有由矛盾着的许多能量构成的心理结构,心理分析学说的任务就是要认识这些能量,以便揭示人的心理结构,对未来作出选择。总之,在弗洛姆看来,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学说都给予人们以智慧,促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社会和个人本质。但是,他认为两大学说各有不足:马克思注重经济、政治分析而忽视社会心理因素;弗洛伊德强调心理分析而忽视社会经济、历史因素。因此,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学说结合起来,创立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才能使两者得到相互补充,才能对现实社会及其现代人的生存境遇进行正确的揭示。

下面再举一个例子,就是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也有许多人认为是对立的。不过,阿尔都塞却不这样看。他在《阅读〈资本论〉》中认为,马克思解读亚当·斯密所使用的方法与结构主义方法是完全一样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运用结构主义方法探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一个典范;而且结构主义方法贯穿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始终。因此,今天我们解读《资本论》就要像马克思解读亚当·斯密一样来解读(当然,阿尔都塞的说法并没有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完全赞同,如A·施密特在《历史与结构:论黑格尔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历史学说》中,就批评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读模式,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历史与结构,即历时性解读与结构性解读是统一的)。应当肯定,这样力图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某种思潮结合起来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梅洛-庞蒂就主张把马克思主义与现象学的结合。

概括地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视野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共同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点。

第一,反形而上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许多流派一样,都对近代西方哲学形而上学世界观和思维方式进行了批判,两者都具有反形而上学特征。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现代西方哲学基本特征的话,那就是“拒斥形而上学”。当年维也纳学派提出的这个口号实际上是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特征。孔德、斯宾塞开创的科学主义(实证主义)思潮主张哲学应该研究人能够感知、观察到的现象世界,就是说,哲学应该停留于经验的世界。他们对近代西方哲学的本质主义与基础主义表示不满。现代西方哲学另一思潮,即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开创的人本主义(非理性主义)思潮,尽管不像科学主义思潮那样明确地把形而上学排除在哲学研究之外,但他们也通过批判传统哲学中抽象物质实体或抽象精神实体或绝对本质和基础,推崇人的情感、意志、本能,来实现对近代西方哲学形而上学世界观、思维方式的改造和超越。因此,现代西方哲学的首要贡献就在于提出了一种反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相应地,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一种反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关于这一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曾经做过大量论述。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绝对不是那种离开人的存在的关于自然界或绝对观念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反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狱中札记》中,有许多文字是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反传统、反形而上学、反绝对观念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也提出马克思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是一种绝对的超越,它不是指从一种绝对走向另一种绝对,不是以所谓的物质的绝对取代精神的绝对,而是对整个形而上学绝对化思维方式的总体超越。由此可见,按照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看法,“反形而上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第一个共同点。

第二,反体系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一样,都企图超越无所不包的僵化的哲学体系,从而具有反体系哲学的特征。这一点在现代西方哲学那里表现得非常明显。无疑,近代西方体系哲学是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因此,他们试图通过对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的批判,来实现反体系哲学的目标。他们既反对从主观意识出发建立完善知识体系的企图,也反对从物质实体出发抽象地解释整个世界的努力。这样看来,现代西方哲学的反体系哲学和反形而上学是一致的。在反体系哲学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也存在共同之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对这个问题研究最典型的是阿多尔诺。在《否定辩证法》和《认识论的元批判》这两部著作中,阿多尔诺对这个问题有过许多论述。如在《否定辩证法》中,阿多尔诺明确提出否定辩证法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反体系。他说,否定辩证法就是关于非同一性的一惯性认识,它的根本作用就是要清除对概念的崇拜。从根本上说,否定辩证法就是一种反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对体系的否定。所以,在阿多尔诺看来,就对体系哲学的态度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都是一样的,它们都是反体系的哲学;而且,马克思对于近代西方体系哲学的批判一点也不亚于现代西方哲学家。马克思反体系哲学的思想,主要体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些著作中。马克思对近代西方哲学家从绝对、自我意识、抽象的人出发建构知识体系的做法深恶痛绝,并进行猛烈的批判,然后自己创立反体系的实践哲学。

第三,转向现实生活世界,强调人的能动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一样,都力图使哲学转向现实生活世界,都强调人在现实生活中主观能动性。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对这个问题讲了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这个共同的特征。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现代西方哲学家具有摆脱那种企图建构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的强烈愿望,并努力使哲学改变那种远离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状况,主张哲学要转向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举一个例子,如“存在”范畴,与前现代西方哲学相比,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存在”范畴的内涵完全变了。在这里,“存在”(Sein)不再是实体,不再是基础,不再是本质,而是一种具有历史性、时间性的“此在”(Dasein),是一种能动的活动、趋向、过程。应该承认,人本主义思潮在这方面的理解非常明显,他们从不同角度论证历史性、时间性是人的一切活动的前提;与此同时,某些科学主义思潮也以人的精神的历史发展为理论前提。那么,马克思主义又是怎样的呢?正如葛兰西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人的存在作为自己哲学研究的重心,而马克思所讲的人的存在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实践性。这样,回到实践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要求,转向现实生活世界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目标。因此柯尔施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面向现实生活世界的哲学。这是它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共同点。

第四,反对主客二分,主张主客统一。尽管现代西方哲学不否认主客之间的差别,但反对将这种差别无限扩大,而是要求在不可分割的统一过程中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所以,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都同意通过康德的所谓“哥白尼革命”来超越主客二分,超越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对立;与此同时,他们也批判康德在现象世界和自在之物之间、在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的二元论倾向。他们试图借助于主体能动性超越康德的二元对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很多论述。如哈贝马斯在《理论与实践》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走的是同样一条道路,它们都是通过批判、超越康德、黑格尔的主客对立而走向了主客统一。阿多尔诺的《否定辩证法》以及其他一些论述主客体关系的文章,其中有很重要内容就是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怎样通过超越主客对立而达到主客统一。柯尔施则明确指出,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关于意识和现实关系的二元论的形而上学观点。相反,意识和现实的一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特征。他认为,在超越主客二分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是一致的,与18世纪以来的近代西方哲学是对立的。

无疑,只有在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共同点的基础上,才能正确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但问题在于,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仅有共同点,而没有原则的本质的区别,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没有什么特殊地位,它就只是现代西方哲学一个哲学流派而已。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不仅要看到它们的共同点,更主要的是研究它们的差异,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超越近代西方哲学的同时,又是如何超越现代西方哲学的。如果忽视了对两者差异的研究,我们就不能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许多论述,如当萨特讲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可超越的哲学,存在主义只是寄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上的思想体系时,他所要表达的就是这层意思。再就是,不仅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一些著名的现代西方哲学家,如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也说,存在主义是永远没有资格与马克思主义平等对话的。我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关系问题上,国内哲学界的研究有一个重要缺陷,如近几年比较流行的“以海解马”路线(从海德格尔出发解释马克思并强调马克思的生存论维度),迄今为止还只是停留在揭示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的共同点上,而没有进一步揭示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的区别,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区别。相反,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这方面都有独到见解,例如他们提出,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了现代西方哲学,所以它不可能向后现代西方哲学发展;正是因为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差别,所以它不可避免地向后现代西方哲学发展。

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有哪些差异?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代西方哲学有哪些超越?

第一,对待现实生活世界的态度。现代西方哲学家突破了近代西方哲学从抽象物质或者抽象精神出发建构世界的做法,不再把存在当作实体而是当作活动来理解,从而使哲学走向现实生活世界。这些都是正确的。问题在于他们讲的“现实生活”是指什么?我们认为,他们讲的“现实生活”并不是指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更不是作为一切实践基础的生产劳动。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正是由于生产劳动才使人成为人,才使社会得以发展,因而,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基本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生产方式才是真正的社会存在。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弊端,就是它们不可能真正把握作为哲学研究对象的人的存在究竟是什么,世界的存在究竟是怎么的问题。一句话,它们没有也不可能把“存在”理解为“生产方式”,所以最终必然走向唯心主义。关于这一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萨特通过对存在主义的分析说得很清楚。他说,存在主义讲现实生活、讲存在,但并没有把存在理解为一种生产劳动、实践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进行了很好的区分。他们断定,像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一样,马克思从来都是主张哲学必须面向现实生活;但他对现实生活进行了新的解释,即把现实生活理解为人的感性实践活动。这样,马克思实际上已经把人的感性实践活动视为人的真正存在,同时也是世界的真正存在。或者说,马克思把具有社会历史性的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与人的存在联系在一起。正因为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就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区分开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实践一元论或实践本体论。这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根本区别。

第二,对待形而上学、哲学本体论的态度。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许多现代西方哲学流派都批判近代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倾向,这是正确的;但他们在批判近代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倾向时,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把哲学所应该具有的对于真理、理想追求,等同于近代西方哲学对思辨性与绝对性的追求,这样,他们就在“拒斥形而上学”旗帜下否定了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本体论的意义,这就必然导致把哲学相对主义化、主观主义化。从这个角度看,所谓后现代哲学,就是从现代西方哲学将哲学相对主义化、主观主义化出发,最终走向根本取消哲学、取消本体论的道路,所以后现代哲学是现代西方哲学合乎逻辑的发展。这里的重要问题是,哲学的形而上学追求、哲学的世界观取向能够从根本上取消吗?我们认为这是不可能取消的。正确的做法是,摆脱把世界僵化、凝固化的近代形而上学本体论,摆脱脱离人的现实生活与实践活动的近代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建立一种能够考察世界的运动变化,并与人的现实生活、实践活动紧密相联系的新本体论、新思维方式。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不同路向。尽管它们都反对形而上学本体论,但正如柯尔施所说,马克思主要是反对近代西方哲学和形而上学本体论;而不是根本反对哲学,取消所有本体论。高兹也持同样的看法。应该说,马克思通过反对传统哲学而建立新哲学,这不仅使他超越了近代西方哲学,也使他与现代西方哲学有了明确的界限。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文中,梅洛-庞蒂对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在他看来,马克思与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马克思反对的是传统哲学世界观,消灭的是近代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但他并非从根本上离开哲学,而是要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哲学。所以,梅洛-庞蒂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排斥一切哲学的观点,从而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对立起来的做法。总之,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在这里的重要差异就是:后者从反对近代西方形而上学出发,走向了根本取消哲学和本体论的道路;前者从反对近代西方形而上学出发,走向建构一种新哲学和新本体论的道路。

第三,对待理性的态度。现代西方哲学许多流派坚决反对近代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独断论,它们既不同意把人视为理性的主体,也不同意把人视为纯粹抽象的自我意识或绝对观念,这无疑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它们在批判理性独断和理性霸权的同时,却走向了非理性主义。就是说,它们用与人的生命本能有关的情感、意志取代人的理性,将它们作为人与世界的本质和基础。十分有趣的是,现代西方哲学家从理性主义走向非理性主义所导致的严重结果,一些后现代哲学家看得非常清楚。他们认为,尽管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动摇了理性的根基,揭露了理性主义独断论因脱离人的实践而走向荒谬,但实际上,它们是用非理性取代理性作为人与世界的本质和基础。这样一来,它们并没有摆脱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的框架。所以说,它们并没有真正摆脱理性的制约,不过是用“实体性的非理性主义”取代了“实体性的理性主义”。一些后现代哲学家干脆进一步极端化,将“实体性的非理性主义”变成“功能性的非理性主义”,即全盘否认认知的可靠性与同一性,这样就不再有真理可言。从这里可以看出,后现代哲学家对现代西方哲学的不满。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马尔库塞在《理性与革命》、《爱欲与文明》中看到了马克思与现代西方哲学走的是不同道路:马克思不是从反对理性主义独断论走向非理性主义,不否定理性的作用,只是要求给予理性以恰当位置,从而使理性主义和唯物史观结合在一起。马尔库塞指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问题不在于要不要理性原则,而在于如何真正恢复人之为人的本质特性,如何使理性得以健康发展。即便在经常被误读的《爱欲与文明》这部著作中,马尔库塞在弘扬爱欲的同时,也反复强调这种爱欲是理性指导下的爱欲,决不否认理性的作用。哈贝马斯甚至被称为“最后一个理性主义者”,因为他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理性为人所固有,因此不是要否定理性,而是要用价值理性纠正工具理性的霸权,重建交往合理性以此恢复人的主体性。总之,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超越了近代西方哲学,而且与现代西方哲学划清了界限,并且也不可与后现代哲学相提并论。

第四,对待主客体关系的态度。现代西方哲学许多流派坚决反对近代西方哲学主客二分的弊端,强调主客体统一,并着力对人的异化、物化现象进行深刻批判,这是值得肯定的;问题在于主客体统一的基础是什么?正如阿多尔诺所说,以存在主义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的主客体统一,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从而必然滑向一种主观主义。关键在于它们不可能把生活实践观点引入到哲学中来,也就不可能理解人的实践活动的作用和意义,从而不可能理解主客体为什么能够统一,以及如何统一。所以在主客体关系问题上,现代西方哲学批判近代西方哲学从经验唯物主义出发所导致的客观主义,而滑向了一种从唯心主义出发所导致的主观主义。这是它们在解释主客体关系、人与世界关系问题上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在《否定辩证法》中,阿多尔诺指出,在主客体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与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一样走了一条共同的道路,但这条路很短暂,以后就分道扬镳了。因此,我们一定要强调马克思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把哲学的主客体关系问题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结合在一起,这样就为解决主客体关系问题开辟了新的道路。在马克思那里,主客体统一已经不是形式的统一,由于它和无产阶级革命、人的实践联系在一起,从而实现了真正的统一。就是说,马克思通过实践作用的阐释而彻底解决了主客体关系这个难题。这样在主客体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就区分开来了。

以上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差异问题上的看法。这样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图像,它是由三个层次构成的:第一个层次,马克思(和恩格斯)如何与现代西方哲学一起共同超越了近代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第二个层次,正因为两者共同实现了对近代西方哲学的批判,所以它们两者所建立的哲学体系都属于现代西方哲学;第三个层次,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具有不同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所以它在超越近代西方哲学的同时,也超越了现代西方哲学。所以,从马克思出发不可能走向后现代哲学这样的道路,后现代哲学是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说从近代西方哲学走向现代西方哲学是哲学逻辑发展的必然,那么,从现代西方哲学走向后现代哲学也是现代西方哲学逻辑发展的必然;马克思主义哲学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关键在于,我们要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些著作。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秘密就在于这些文本之中。

【注释】

(1)Erich Fromm,Beyond the Chains of Illusion: My Encounter with Marx and Freud,London,1980,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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