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视野中的生活世界

生活世界概念是从西方哲学家那里借来的术语，把它和儒家思想结合在一起，构成“儒家生活世界”这一新概念。需要追问的是，“儒家生活世界”概念是否可能？它的内涵如何界定？在现代中国哲学家中，对儒家生活世界做出较多论述的哲学家大概要数梁漱溟。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可以看作是在中国农村建构儒家生活世界的试验，他的整个哲学可以看作是在为儒家生活世界在现代中国的重整做理论的论证。在讨论梁漱溟的“儒家生活世界”概念之前，了解西方哲学中的生活世界概念的内涵是必要的。

在当代西方哲学中，胡塞尔和哈贝马斯对生活世界理论的阐述是最有特色的。

晚年胡塞尔明确把生活世界作为一个现象学的议题加以论述。胡塞尔提出生活世界概念是与对科学危机的反思联系在一起的。近代以来，实证科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种成就已经使科学威名远扬，科学思维扩散到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甚至侵入到人们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影响到人们对人自身的界定。胡塞尔说：“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87]这个概括体现了现时代人的生存处境。在实证科学的影响下，事物被纳入到科学的范畴体系中，成为可以描述的材料或事实。用实证主义的眼光看人，人也成为对象，成为可用科学概念加以描述的事实。当人被实证科学定义成一个“物体”或“客体”的时候，人的存在失去了意义的根基，人性被凿空了，人在世俗世界里变得无所适从了，找不到生命的方向。胡塞尔说：“伽利略在从几何的观点和从感性可见的和可数学化的东西的观点出发考虑世界的时候，抽象掉了作为过着人的生活的人的主体，抽象掉了一切精神的东西，一切在人的实践中物所附有的文化特性。这种抽象的结果使事物成为纯粹的物体，这些物体被当作具体的实在的对象，它们的总体被认为就是世界，它们成为研究的题材。”^[88]胡塞尔把科学的危机的实质归纳为人性的危机。

胡塞尔透过科学的危机，看到了人性的危机，看到了生活意义的危机。这种危机的产生与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泛滥有密切关系。科学作为一种普遍的知识系统，由概念、符号、命题、公式等组成。科学的世界是概念与命题的世界，是用概念和命题去描述周围生活世界的结果，是一个观念性的、课题化的世界。胡塞尔指出：“早在伽利略那里就已经开始以奠基于数学中的观念性的世界来偷偷地替代那个惟一现实的、在感知中被现实地给予的、总能被经验到并且也能够经验到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了。”^[89]由于有了科学的概念与符号，前科学的世界发生了变化，由原先自在的世界变成了符号化的世界、数学化的世界。人们为世界制作了一件科学的外套。久而久之，当人们全神贯注于科学世界的时候，把符号化的世界、科学的外套当作真正的存在，科学世界的源泉处于人们的视野之外，遗忘了科学世界得以确立的前提，遗忘了科学的基础性世界。这个基础性世界不是别的，就是指生活世界。胡塞尔从审查当代科学危机入手，引出生活世界问题。这个问题与人的生活意义问题是勾连在一起的。生活世界的遗忘呈现的是生活意义的丧 失。

从上文讨论中引出生活世界的第一层含义，即它是前科学的、可被直观到的世界。胡塞尔指出：“生活世界，即在我们的具体的世界生活中不断地作为现实的东西而给予我们的世界。”^[90]这个世界具有客观实在性，是人们可以经验到的现实的世界。在当代，由于实证科学的发达，这个实在的世界已经被科学符号世界替代了。科学的危机也由此而产生。克服危机的一个出路是回归生活世界。这里，回归的意思主要不是指回归到日常的生活世界，而且指回归到另一个境域性的生活世界。这就涉及生活世界的第二层含 义。

生活世界的第二层含义与前面的含义完全不同，它是纯粹先验现象，是一个普遍的境域。这个层面上的生活世界是由意向性活动造成的，具有非现成性、构成性的特点。意识的意向性是活动的，一方面它有一个指向，另一方面在指向所及之处有一个边缘境域，此边缘域也是一个匿名的、隐藏的视域。不能因为它是边缘的，就忽视其存在，它的重要性不可低估。正是这个边缘域使整个意向活动得以可能。黑尔德（Klaus Held）说：“一个视域虽然并不将所有那些实际地作为对象而出现在它之中的东西确定下来，但它却决定着，哪些东西可以出现在它之中。”^[91]显现出来的东西常常是以边缘域为背景条件的。一旦边缘域被擦除，凸显的部分也就烟消云散。随着意向性活动的变化，边缘域也在变化，由此形成处于构成状态之中的境域总体，即生活世界。

作为境域或视域的生活世界也有几层意思，上面提到的边缘域只是其中一层主要的意思。其他如文化传统也是视域的一部分，也可被视为生活世 界。

相对科学研究的对象世界，生活世界更具有本源性。黑尔德指出：“世界成为现代科学之总体的课题，但这个‘世界’被理解为对象的总和。而作为先验现象学课题的世界则是普全视域，即作为指明关系而组织起来的我们所有经验对象之权能性的游戏场。”^[92]作为普全视域的生活世界是科学对象世界的根基。如果说前现代的科学研究还遵循着生活世界设定的视域，那么，现代的科学研究完成打破了这种限定，超越了并遗忘了视域本身。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提示人们注意现代科学的危机，尤其是注意科学危机背后的生活意义的危机。

生活世界的多重含义在胡塞尔的论述中是混杂在一起的。一些学者已经做了相应的区分以澄清胡塞尔生活世界理论的内涵。^[93]笔者以为上面提到的两层含义是可以统一的。现实的生活世界与作为边缘域而存在的生活世界属于不同层次，前者是可经验的实在，后者是可直观的视域，两者并不矛盾。对于胡塞尔而言，后者更为重要，是现象学的世界概念。

在胡塞尔之后，生活世界成为当代西方哲学界的一个主要概念。许茨和哈贝马斯等哲学家都在不同层面上发挥了生活世界理论。对胡塞尔来说，生活世界“是一个科学批判的概念而不是社会哲学的概念”^[94]。对于许茨来说，生活世界是一个社会哲学的概念。他主要从日常生活世界的角度来阐 发。

许茨首先把日常生活的世界界定为一个主体间际（主体间性）的世界。这个世界不是单个个体的世界，而是与他人共存的世界。他人不仅包括同辈人，而且包括前辈们。在生活世界中，人们共同工作，相互发生影响，前辈们以各种经验或传统与后代发生影响。其次，生活世界是一个文化世界。之所以说它是文化的，有两个理由。其一，生活世界是一个意义的框架，“是一个我们只有通过我们在这个生活世界中的行动才能够创立的、意义相互联系的宇宙”。它是意义的发生地，人们从中汲取行动的意义。其二，生活世界有它的历史性，是世代累积起来的。“我们在传统和习惯性中遇到它，而且我们之所以能够考察它，是因为这种‘已经给定的东西’回过头来指涉人们自己的活动或者其他他人的活动，它就是这种活动积淀。”^[95]

许茨从主体间性和文化性的角度剖析生活世界，是对胡塞尔生活世界理论的推进。在胡塞尔提出生活世界概念之后，哈贝马斯也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指出：“胡塞尔在他晚期论‘生活世界’的著作中曾尝试探讨绝对属己和彻底自明的基础。……我在这里不想使用胡塞尔的方法和他引入生活世界概念的语境，但我吸收了胡塞尔研究的核心内容；在我看来，交往行为也是包含在生活世界当中的，而生活世界主要是通过吸收风险，回过头来去揭示大量的背景知识。”^[96]此话点出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与生活世界理论的内在关系。他在交往行为理论的框架下进一步发展出了自己的生活世界理论，同时也对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做出了批评。

与胡塞尔的立场一样，哈贝马斯也认为生活世界具有基础性，它是人们行动与理解的背景条件。生活世界的知识是一种在背后起作用的背景知识，人们无法摆脱它，因为它实实在在起着不可忽视的“支配性”作用，但又不易觉察到它，因为它常常隐匿在人们的背后。哈贝马斯概括出生活世界背景有三个特征，即绝对的明确性、总体化力量和整体论。^[97]

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理论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有很多不同，其中之一是，哈贝马斯试图细致地区分生活世界的成分。他从文化、社会和个性三个方面来解说生活世界的结构。

生活世界有文化的部分。哈贝马斯说：“文化是一种知识储备，交往行为者通过就世界中的事物达成沟通，并用这些知识储备来做出富有共识的解释。”^[98]知识储备的说法相当于解释学上所说的前理解。当人们试图理解一个事物时，人们的理解总是受到文化传统的制约，诸多的文化传统构成前理解或“偏见”。前代人的有效经验与解释都积淀在前理解之中，成为一种有意义的储备。在交往行为中，人们通过语言进行沟通，沟通的过程一定牵涉理解与前理解，其目标是达成共识。这个沟通的过程是文化再生产的过 程。

生活世界有社会的部分。社会指“一种合法的秩序，依靠这种秩序，交往行为者通过建立人际关系而创立一种建立在集体属性基础上的团结”^[99]。社会包括制度、法律规范及其相应的实践活动。人们的行为需要社会规范加以调整，建立正当的人际关系。在规范的导向下，人们形成合理的社会秩序与社会认 同。

生活世界有个性的部分。“个性是一个用来表示习得力量的术语，有了这些习得的力量，一个主体才会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才能在各种现成的语境中参与沟通过程，并在不同的互动语境中捍卫自己的同一性。”^[100]个性的形成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方面指个人的社会化，在与他人的互动中获得各种交往能力；另一方面指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形成并保持自我认同。

生活世界的三个成分具有不同的功能，即构成交往主体的知识储备、规范导向和交往能力，这些功能在文化的再生产、社会的一体化、个人的社会化过程中得到发展与整合。从总体上看，生活世界是有结构的，但是前理论的，有整体性。它作为一个背景性资源，是处于人们背后的奠基性的东西，是达成主体间的相互理解所必需的东西。正是这背后的东西对人们的理解、交往行为起着定向、导向的作用。人们置身其中，是有方向感与意义感 的。

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概念与交往行为密切相关，两者具有互补性。“生活世界是交往行为培育的结果，而交往行为反过来又依赖于生活世界的资源。”^[101]一方面，交往行为是诉诸语言沟通与解释的、发生在主体之间的行为，主体间的沟通和解释的顺利进行需要依托一定的资源或借助一定的视域，生活世界正好提供了这样的资源或视域。哈贝马斯说：“交往行为的主体总是在生活世界的视野内达成共识。他们的生活世界是由诸多背景观念构成的，这些背景观念或多或少存在着不同，但永远不会存在什么疑难。这样一种生活世界背景是明确参与者设定其处境的源泉。”^[102]不成问题的生活世界是交往行为者的处境或资源，由此出发，主体之间才会达成富有意义的共识。另一方面，上述的交往活动也具有某种生产性，生产着生活世界本身。由此可见，生活世界在人际的交往环境中得到不断丰富与更新。

“生活世界”是西方哲学的术语。胡塞尔、哈贝马斯等当代西方哲学家对此概念都有自己的理解，理解的差异也比较大。我们综合不同西方哲学家的论述，大致概括“生活世界”的几个主要特征，以此作为我们考察“儒家生活世界”概念的基 础。

第一，生活世界是意义的发源处，具有本源性，科学知识的意义、客观事物的意义只有借助于生活世界才能理解。这是意义理解的一个原初场景。因此，它是前科学的，前概念的。生活世界可被经验到，但不可能像经验对象一样被经验到，人无法经验生活世界之全体。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中，从中汲取意义。生活世界滋养着人，也超越所有个人的经 验。

第二，生活世界是一个构成性的境域，它不是一个纯粹的物质空间，“现象”在它的境域内浮现出来。这个境域是集体性的，是包含了我、你、他、我们、你们、他们在内的集体的视域，是历史地、文化地累积起来的，正如加达默尔所指出的，生活世界本质上是一个“历史性概念”，“与主体性相关联”^[103]，离开了个人、集体与文化传统，也就没有生活世界。

第三，生活世界不是不变的实体，而是向着未来开放的。它不是封闭的，而是敞开的。正是未来维度的敞开，使得生活世界具有生产性和成长性。它不是认识对象，对象唯有通过它才获得真切的意 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