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活的物质性和客观性

二、社会生活的物质性和客观性

社会生活既以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为本质，那么人的感性活动，特别是作为全部社会生活的现实基础的物质生产活动，就决定了社会生活必然具有其物质性和客观性。物质生产活动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过程，这种活动首先体现出人对自然物质的普遍依赖性。如马克思所说:“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4]也就是说，人和自然的关系并不像唯心主义历史观所理解的那样是自我意识与其创造物的关系，而毋宁说是自然界同自身的联系，或者说是人的活动与自然界的物质联系。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既指明了人的感性活动对自然的依赖性，也指明了自然界本身的物质性。而自然界的物质性也只有通过人的感性活动才能得到确切的证明。亦即，只有当人置身于感性活动之中，才能切实地感受到他的活动不是同某种精神实体或超自然的对象打交道，而是同现实的、感性的对象发生相互作用，并且也只有通过改造这种感性的对象，人才能真正证明自身的活动是一种有意识的、自由的生命活动。因此，感性活动之为感性活动，就在于“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说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的本质即自己的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15]

指出人的感性活动对自然界的普遍依赖性或人的感性活动与自然界的物质联系，这不仅是对感性活动有别于纯粹思想活动的论证，而且也是对社会生活的客观性、物质性的论证。人的感性活动的确是人的有意识的自由活动，但这种自由活动不是作为理念的或概念的运动存在于人的思维和意识中，而是作为与感性的对象发生相互作用的活动存在于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要的物质生产活动中。物质生产活动作为人的有意识的自由活动固然服从人主观设定的目的，具有超越性和创造性，但这种活动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而是在人与自然物质的相互作用中扬弃自然物质的自在形态。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16]同样，人作为生产活动的主体，也没有失去他的自然属性，他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也离不开他本身自然力的发挥，即人是作为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而与同样是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存在物发生关系。因此，生产活动无疑是由人的感性活动的总和构成的巨大的“实践场域”，在这个场域中，客体间的相互作用过程所呈现出来的客观属性和客观规律规定了人们改造自在世界的可能性，同时也就构成了对人的活动的客观制约性。尽管人们凭借自身的语言意识可以自由地想象可能的世界或理想的目标，但如果人们对实践场域中客体间相互作用的属性和规律一无所知或没有科学的把握，他们在自然界面前便无能为力，他们的想象或理想就不能转变成现实，其活动就不能真正摆脱自然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支配而表现为自由和必然的统一。

物质生产活动一般地表现为生产主体运用一定的生产手段作用于生产对象的过程。生产手段即生产工具系统是人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中介系统。人类由于制造和使用生产工具而扩大了自己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然而，生产工具系统作为一种现实的手段，本身是对自然物质和能量的利用，亦被自然物质和能量所限定。这种限定表明，对于物质的界限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超越，人们在怎样的程度超越了物质的界限，不是取决于人们的想象，而是取决于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了超越物质界限的物质力量，取决于人们把握自然物质的属性和规律的深度和广度。因此，人们运用生产工具改造自然的活动虽然是一种自主的自由的活动，但其现实形态必然表现为各种物质力量合乎规律的相互作用，即一种物质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即生产力，本质上亦是一种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属性和规律的物质力量。这表明，“历史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的，而是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17]

社会生活的客观性和物质性不仅表现为人与自然的物质联系，而且也表现为生产活动中人们之间的物质联系。物质生产活动作为人的生命活动，一方面包含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论证说:“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18]人们之间在生产活动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是通过社会交往活动而形成的，主要表现为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技术上的分工合作关系和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交往关系和经济利益关系。因此，生产关系是人们之间的一种物质联系，存在于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之中。这种物质的交往关系把众多个人的活动整合为共同活动，从而形成与自然进行抗争的社会性的物质力量即社会生产力，使人们能够在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创造出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求和社会生活需求的各种物质成果，因此正是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生活状况。如果说人们的生产关系是以“物”为中介的社会关系，人们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是为了形成人类改造自然的物质力量并使这种力量得以充分地发挥，那么生产关系在历史上所采取的形式就必须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状况相适应，具体地说就是必须与生产活动“物”的因素相适应。而社会生产力作为一种客观的物质力量不是人们可以任意选择的，它的发展只能是一个“拾级而上”的过程，那么生产关系的形式及其历史变革就只能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由此可见，一开始就表明了人们之间是有物质联系的。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它不需要有专门把人们联合起来的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呓语。”^[19]

在物质生产活动不断发展推动下，社会生活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起先，物质生产活动还仅仅是满足生存需要的活动，而随着生产的发展，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从而引起满足新的需要的历史活动。需要的增长和满足需要的活动的增长必然引起社会分工的产生和发展，并由此在社会生活中划分出越来越多的特殊的社会生活领域，促使社会结构分化，产生出不同层次的、各有其独特性质并自成体系的社会结构，如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思想文化结构，等等。在物质生产活动发展的推动下，社会生活的内容和形式不断更新，社会生活现象也日趋复杂，从而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上产生出具有不同的历史特征的社会，直至造就出现代社会这样高度复杂的社会生活体系。“因此，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20]

当然，人们的生产活动并不像自然物质的运动那样是纯粹的物质性活动，而是内含着人类的语言意识的自觉活动。因此，社会生活既然以人的有意识的自由活动为基础，就必然具有自身的精神特征。关于这一点，将在下文中予以阐述。在这里，我们侧重强调的是，人的语言意识本身同样有一个随着物质生产活动的发展而发展的过程。人类的语言意识高于动物心理活动的地方，就在于它能够通过抽象思维把握事物及其运动变化的本质和规律。而语言意识的抽象思维能力不是仅凭着对事物的直观就能获得的，人类思维所具有的抽象、概括、分析、综合的能力是在人们实际地变革事物的活动中发展起来的。尽管人的语言意识借助抽象思维能力可以把握表征事物运动变化趋势的可能性空间，从而引导并推动人类实践活动向新的深度和广度进展，但人们所能把握的可能性空间以及人们能够使哪一种可能性变成现实又是基于人类实践活动，特别是物质生产活动所达到的现实状态。例如，在原始社会，语言意识已经产生，但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自然界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因而只能产生对自然界的一种屈从于自然的意识。这种意识突出体现在原始人的以图腾崇拜为特征的自然发生的宗教观念中。在原始人看来，自然界具有无穷的魔力，自己和自己所属的氏族、部落必然同某种自然物——动物、植物或无机物——有某种亲缘的或特殊的关系，从而把这种自然物视为本氏族的祖先、庇护者或象征，即图腾，并用一套崇拜图腾的仪式和禁忌来维护它的神秘性，以便从中得到保护或获得超越自身的力量。显然，这种图腾意识是原始人对未经改造过的自然物的直接依赖关系在观念上的表达。此外，由于原始社会的生产活动尚不能提供足够的剩余产品使一部分人脱离生产活动从事专门的脑力劳动，因此，原始的观念活动是在人们共同劳动、共同生活的过程中自然地产生的，并同社会的生产和生活直接融合，直接地服务于生产和生活。原始人的各种仪式、舞蹈、巫术活动，既是宗教，又是艺术，同时也是生产和生活的必要条件。这表明，人们的观念活动在这时还不是一个独立的领域，还没有形成以思想材料的积累和传递为特征的独立的历史。

只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脑力劳动才从体力劳动中逐渐分离出来，成为社会生活的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也就是说，从这时起，语言意识才借助专门的精神劳动而成为有着自身发展规律的相对独立的历史过程。因此，“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识［das Bewuβ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βt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21]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们的实践活动，特别是物质生产活动在历史上所达到的发展程度，是制约人们精神活动的内容、形式和范围的现实力量。不管人们的精神活动在构筑“理想世界”方面具有怎样的自由，构筑“理想世界”的材料却取决于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把握现实世界的广度和深度，而且只要人们不想把理想仅仅停留在想象中，而是让它结出现实的果实，就不能不服从实践活动所创造或提供的现实可能性。

社会生活的客观性和物质性既体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联系，又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物质联系，而这两个方面的物质联系统一于人的有意识的自由活动，即物质生产活动。因此，社会生活的客观性和物质性本身必然是自然和历史的统一。当人们通过自己的物质生产活动来创造自己的社会生活所需要的一切时，他们也就把自己的意志和目的嵌入到自然物的因果联系中，改变自然物的既定形态，赋予它新的存在形式，使它的变化具有人的目的性。因此，人们所进行的物质生产活动必然会在自然界身上引起单凭自然界本身的运动所不能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不是自然界的自在的变化，而是由人的感性活动即物质生产劳动在自然界身上引起的历史性变化，即体现人类社会历史进步程度并被纳入到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变化，因而是内在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历史的自然”。同时，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又是以人们改变自然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人们之间社会交往活动在历史上所采取的形式，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制度以及人们选择生活方式的可能性空间等都是依照人们如何改变自然和在怎样的程度上改变自然而历史地形成的。这表明，社会历史进程也不是外在于自然的，而是以改造自然的活动即物质生产活动的历史发展为中心线索的，“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22]对于人的感性活动和感性世界的这一理解，构成了马克思实践论历史哲学的基本立足点。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实践论历史哲学与以往唯心主义历史哲学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它从来不脱离人的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来讨论纯粹自在的自然，也不脱离自然而讨论纯粹的人类历史，而是以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为中介，强调自然与社会历史的统一，即“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既不是纯粹的精神，也不是单纯的自然，而是人们每日每时都在进行着的有意识、有目的地改造自然并在这个基础上改造社会本身的感性的物质活动。这个活动所包含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联系、人与人之间的物质联系，以及在这两个方面的物质联系中也就是通过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所形成的客观的物质力量即社会生产力，构成了社会生活最基本的物质内容。我们当然不能把社会生活归结为物质生活，尤其不能把人们对社会生活的价值追求仅仅理解为满足生存需求的努力，但是人类任何价值追求，包括伟大的价值追求，要转变成现实，就必须实际地占有现实的物质力量，并通过发展这种力量来实现。因此，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发展程度规定着人类社会生活发展的历史阶段，规定了人类在何种程度上实现自己的价值追求。把握了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发展史，也就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基本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