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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运用的物质性

时间:2022-02-28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同时,斯威德勒认为,人们通过自己的文化使用的策略行动,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以及其中各种工具的使用效能。而且,作为采用这一路径的研究的代表人物,布尔迪厄和甘斯都是将考察放在了消费领域,而非生产领域。
文化运用的物质性_家居营造:上海都市中产的自我表达实践

美国社会学家琳·斯彼尔曼(Spillman,2002)认为,文化社会学是由日常生活实践、文化产品的社会生产和意义表达的文本三个主题范畴所构成。而如前所述,日常生活,它不可避免地与熟悉、习以为常等相关联,也因此,人们较少去关注它所蕴含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和缺乏系统性(lack of systematicity)。而这也正是它作为社会研究考察对象的价值所在——在关于社会创造(the creation of society)的“文化”和“结构”争论中,日常生活作为两者间互动得以发生的实体地点(the physical site)而具有了重要的意义(Bennett,2005)。由此,文化社会学的研究需要探讨的是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运用,譬如这本书所考察人群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展开安家和家居营造的过程。

在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1999)看来,文化是一个有结构层次的意义体系(a stratified hierarchy ofmeaningful structures)。与这个符号学的(semiotic)取向不同,美国社会学家、伯克利大学社会学教授安·斯威德勒(Swidler,1986,2002)更加强调社会行动,她采取象征互动论和社会建构主义取向,提出,文化是个工具箱(culture as a“tool-kit”),人们策略地使用其中的各种象征资源以展开自己的行动。具体而言,在斯威德勒看来,文化影响人们的行动,并不是通过提供人们所追求的目标,而是给予他们表意的词汇库、象征符号以及情绪的脚本(script),使得人们得以展开行动。并且,文化这个“工具箱”中的各种象征资源具有载意的功能,具有形成人们行动组合策略的影响,并因此构成人们建构不同行动策略、从事不同行动的“文化能力”。

斯威德勒从两个方面展开了她的论述。第一,文化这一“工具箱”具有社会共享性。当然,并非所有人对这个“工具箱”的所有工具及其使用都有同等的掌握,个人之间有掌握的范畴、程度等方面的差异。所以,在特定的行动场景下,每个行动者(可能是个人,可能是集体行动者〔比如工会、环保组织〕)能够动用或有效使用的工具组合及能力可能是有差异的。但这差异,不能消除“工具箱”本身的社会性或文化共享性。第二,文化是动态的,其推动力来自人的主观建构。也就是说,与考察“文化对人的行动的影响”这一传统思路相对,斯威德勒提出并考察的问题是“人们如何运用文化资源以策略地展开他们的社会行动”。因此,她将文化作为形成行动策略的工具/资源,将文化与行动之间的关系置于具体的行动场景,以恢复人在有限资源的范畴内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agency)[18]。同时,斯威德勒认为,人们通过自己的文化使用的策略行动,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以及其中各种工具的使用效能。

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我们提出在日常生活中文化的运用如何展开,并由此如何得以建构和呈现自我的问题。具体来说,这个提问所遵循的逻辑是这么看待结构—文化—行动者的实践这三者的关系,即:①文化具有相对自主性,一方面结构对于文化的使能(enable)和制约有影响,另一方面文化也使能或赋予结构得以展开或发生影响的空间,这两者之间是相互辩证的;②文化对行动者的实践的影响,同样也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文化提供了一套共享的符号以及意义,行动者据此展开行动;另一方面,行动者以其行动/实践,参与对符号的意义体系的建构。强调文化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运用以及文化的相对自主性,布尔迪厄、甘斯(Herbert J.Gans)、汤普森(E.P.Thompson)的研究为阶层通过日常生活的实践而形成(具体如下文所述)提供了深厚的理论资源[19]

以文化的视角,英国历史学家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2001)一书中,将阶级看作一个形成的历史过程,并以此有别于之前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做法,将“阶级”现象看成一种客观的、结构性或物质性的事实。在他看来,阶级既形成在经济结构中,也形成在文化中。阶级是一个社会与文化型构的过程[20]。布尔迪厄在其《区隔》(Distinction,1984)这部关于文化与分层的经典论著中,在社会理论层面,探讨了文化与阶层型塑之间的关系,并“用文化重新分割了现代社会”(周怡,2004)。具体地说,通过“生活方式”(lifestyle)的引入,布尔迪厄修正了关于阶级的社会学的主张。在布尔迪厄看来,所谓“生活方式”,是惯习(habitus)的系统的产物,是社会空间的象征体系。并且,以作为惯习产物的生活方式来区分阶级,在社会空间中享有相似位置以及相似的消费实践的人们,会因此而获取相似的性情倾向。由此,可以说,是同一种惯习制造了阶级[21]。与此类似,美国社会学家甘斯(Gans,1974)也从现代消费社会的品位入手论述阶级或分层。他在《大众文化和高雅文化:品位分析和评估》一书中将文化的视角投放在一个消费领域——音乐——中,以考察文化与品位之间的关系。

上述不同学者以文化为视角展开的分析,更加突出了阶层形成过程,以及在其中人们建构自己的身份、归属的主观能动性和他们的行动展开的历史情境性。而且,作为采用这一路径的研究的代表人物,布尔迪厄和甘斯都是将考察放在了消费领域,而非生产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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