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事件和客观性的冲突

3　讨论与结论

在转型社会背景下，大众媒介对“反PX”冲突性议题的报道，呈现出差异性、不稳定性和动态变迁特征。面对不同的议题，媒介就有不同的表现，这是媒介外部控制与内部权宜机制作用的结果，而主宰这种机制的，是背后隐秘的国家、企业、媒介、公民与社会组织之间权力与利益的动态博弈和相互竞争。若将这种多元动态关系加以简化，纳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二元力学框架来看，影响大众媒介对社会冲突议题建构的最强大的力量，仍分布在国家这一极。国家控制是这类媒介议题报道的一个基本因素，甚至是一个不断强化、不断技术化发展的因素。在厦门、漳州、成都和广州议题的报道中，媒介采用了多元化的复合型的报道框架来建构事件议题，但我们亦发现，媒体无论采取何种框架，都避免直接批评政府，只要有可能，媒体就在报道冲突的同时，尽力从正面报道政府的工作，以求得平衡。换言之，中国大众传媒对社会冲突性议题的报道，无论如何，“信任政府”是一个基础框架，媒介话语始终依附于国家逻辑。

在这一系列环境冲突性议题的报道中，媒介对国家的话语控制均有所突破，在厦门PX议题中，大众媒体报道所形成的强大舆论压力甚至改变了政府决策。这显示，国家和政府权力的控制也不是一个牢不可破的铁板整体，因为国家内部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部门之间存在着一定权力缝隙和不同的利益目标，正如政治学者所说，中国官僚政治体制中松动的政治管理制度为中国改革突破旧体制提供了有利条件(周雪光，2002)，这给媒介突破国家控制，改进对社会冲突议题的报道提供了机会。“反石化”议题是一个环境保护议题，在中国，环境保护问题既被国家经济决策部门和地方政府所忽视，又被“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政策所强调和庇护。环保议题不仅承载了道德和正义的含义，又正好符合了国家政策诉求，因而是“政治安全”的(曾繁旭，2009)。媒介对于这类议题的报道，容易获得意识形态合法性，在这些反石化议题中，大众媒介就是策略性地使用“环境风险”框架和话语将事件纳入媒介议程，再加以深化和拓展。另一方面，中国特殊的依行政级别分级管理的宣传模式，使各级媒介由当地党委控制，这给媒介报道非本地发生的冲突性议题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和可能性。这也是本文所研究的反石化议题中，异地媒介能够采取与本地媒介迥然不同，甚至相反的报道框架，将事件进行重新诠释和定性的原因。

在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中，大众媒介对社会冲突性议题的报道是否能够取得突破，往往也是社会关系中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厦门市民反PX行动取得“双赢”结果，公众行动者与大众媒介互动密切，推动议题的发展。而成都反PX行动一直无法获得媒介近用机会，以“失败”而告终，这两种完全相反的局面，也是两个事件议题中被卷入的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相互作用的力学关系的不同所致。正如有研究者所说，厦门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利益集团之间的互相冲突，厦门海沧区房地产开发商与海沧PX项目建设方之间的利益矛盾，比民间的呼声，更足以迫使项目最终迁址。但在成都反PX议题中，大型国有垄断企业中石油公司和地方政府共同持股的彭州石化项目中，就看不到这样的内在冲突的力量。在厦门事件内部，地方政府、房地产企业、石化投资商、知识精英与公众同盟之间形成了彼此分裂又势均力敌的四股力量，相互冲突与竞争，并不断展开话语行动，给大众媒介的建构提供了足够的张力空间。而在成都反PX议题中，尽管成都市民极力模仿厦门民众行动模式，但地方政府和国有垄断企业之间已结成牢不可破的利益同盟，在这个政经结合的强势同盟面前，成都既不存在第三方利益集团的竞争和挑战，又没有足够强大的知识精英阵营和市民社会与之抗衡，在国家和社会关系中，国家及其利益同盟的一方过分强大，社会反方向的力量过分弱小，大众媒介无法在其中找到足够的议程建构机会和规避政治风险的自由空间。事实上，成都媒体记者早已获知彭州项目的风险，但一直无法报道。成都作家冉云飞曾在其博客中描述了这种从媒体到公众都无力表达的状况:在四月、五月全城热议彭州石化期间，他曾试图在博客里扮演类似于厦门连岳那样的网络推手的角色，但缺乏本地权威的化工专家发声，让他感觉无力。他也曾在博客上发帖求助，还来不及进一步努力，就受到了来自警方的压力，博客无法继续……因此，在目前的中国，社会冲突事件是否以及如何被媒介建构，更取决于国家控制的程度以及政治、经济、知识精英和利益集团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相较而言，大众媒介自身以及民众的话语行动是脆弱、被动而居其次的因素。这与西方学者所说的社会运动议题是否能被建构为媒介议程，主要取决于公众行动者话语和行动策略是否具有媒介吸引力的研究结论相当不同。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控制与表达、博弈与竞争的“反石化运动”中，大众媒介始终不是一个稳定和清晰的力量。媒介的报道往往既不得不站在政府立场，采取“信任政府”框架，在风险建构中尽力模糊政府的责任，放大政府的成绩，又力求表达民众的利益，传达着社会的不满和抗争之音，不停地摇摆和徘徊在这两者之间，寻找、权衡和调动合法性资源、机会和话语策略，既时刻控制着自身的政治风险，调和着国家和社会关系，又努力维护着媒介的经济利益和公众形象。大众媒介表现出这种不稳定性和权宜性特征，是因为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媒介自身也处在动态的、持续性的改革过程当中，实际上也构成了一场媒介社会运动。媒介与国家、媒介与其他社会组织和力量以及媒介之间也时时存在着社会冲突。有人由此借助布尔迪厄的社会“场域”划分理论，认为中国媒介正迷失和奔走在各个场域之间，面临身份和认同危机，一方面，媒介一如既往地被纳入强势的政治场域当中，另一方面又不断地被强势的政治场域边缘化，甚至与其他社会组织一样被抛入弱势场域当中。在经济上，媒介不再享受国家的庇佑，需要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求生存求发展;在精神层面和文化上，改革中的中国媒介与其他社会机体一样，面临的是意识形态的断裂和价值“真空”状态，而被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理念来回撕裂，双重宰制，结果是媒介话语不停游移于政治、市场、专业文化的多元逻辑，有时奋起抗争，有时主动入笼(曾繁旭，2009;周翼虎，2009)。

以环境污染风险为争议焦点的群体性事件或集体行动近年来呈现增长之势，有人以此作为中国公众环保意识觉醒的标志，并将之类比于西方“新社会运动”类型之一的环境运动。但是，在中国，以环境污染风险所引发的冲突往往具体化为社区公众为维护其切身利益的集体行动，核心是维权，而不是环保，更难以扩展和上升为西方环保运动所诉求的保护地球生态环境、改善人类与自然关系等抽象理念层面的公众性运动。中国环境行动者和大众媒介仅仅关注环境风险对自身利益的影响，而环境风险的生产与分配逻辑及其正当性问题就往往为社会所遮蔽，不被追问。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发展是硬道理”的意识形态话语主导下，在以GDP指标为核心的官员评价体系的推动下，贝克所预警的工业生产导致大量社会风险的严重后果被主流社会和大众媒介普遍忽视，甚至被视为社会发展的必然代价，并被建构为合理合法。正因为这样，大众媒介对环境冲突性事件的报道框架难以集中在环境和风险本身，难以激发人们对经济发展和环境风险生产之间逻辑关联的反思和警惕，那么更多的环境风险必定会继续再生产。在这个过程中，掌握着社会优势资源和话语建构权力的风险制造者以及风险论述者所要顾及的仅仅是如何选取和调整关于风险的论述策略，形塑和控制风险传播的过程与导向，挑选风险的转嫁对象，压制风险的社会表达，使社会不断消解对风险的认知和界定。大众媒介对厦门PX事件、漳州、成都以及广州反石化议题的建构，虽然都包含和采用了环境风险框架或风险知识框架，但是，本研究发现，这一框架主要是被用作媒介议程设置的一种话语策略来运用，而不是一个核心框架和一个一以贯之的框架，环境问题始终不是媒介要讨论的焦点问题和终极目标。随着冲突的进行和事件的发展，媒介框架不断游离于环境风险的论述，转换和调整为政府治理、社会治安、民主政治的价值观等其他框架。因此，大众媒介对这一系列环境冲突性议题的报道，虽然有助于某一具体冲突性事件的解决，但是没有从根本上全面提高各级政府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这个二元悖反性问题上的科学决策和民主治理意识，更没有形成制度性措施，从而不利于推进政府对于环境政治的善治，同时，大众媒介的报道采取片段化框架，偏重于对事件中个人的渲染，模糊了议题的核心面，也没有全面提升全社会公众对于环境风险问题，特别是化工生产风险的科学认知和环保参与效能，公众仍然面临风险感知与表达的困境。这也是厦门等“反PX”事件之后，大连、青岛、台州、南京等各地反石化冲突仍在不断爆发、不断生产与再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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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夏倩芳，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黄月琴，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07级博士研究生。

【注释】

(1)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7年重大项目“现代传媒与社会风险控制”之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07JJD860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