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社会生活

前言意志结合的原动力为个体及种类的生活，所以一切社会，总以谋人类生活的利益为目的。社会对于此目的的活动，称为社会活动。由社会活动而起的作用，称为社会机能。所以目的社会，亦称为机能社会。与人类生活有关系的对象凡三：一为同类的人，二为物质生活所需要的经济，三为精神生活所需要的文化。因此社会机能亦分为三方面：对人的方面，称为统制的机能；经济的、文化的方面，称为经济的机能、文化的机能。

1．社会的构造

何谓社会（society）？这问题殊不易解答。往时学者，以社会为一有机体，可用生物学的法则研究。因社会为个人的集合，有机体为细胞的集合，均为集合体；社会的成长（自内部增大）、发达（机关的分化）、新陈代谢、环境适应等，均与生物相类似。这种用生物的法则来研究社会的，称为社会有机体说，其渊源远出于希腊。柏拉图（Plato，427—347B．C．）氏曾以国家与人的精神（灵魂）相比较，为此说的嚆矢；孔德（Comte，1798—1857）氏创立社会学，此说始彰于世；斯宾塞（Spencer，1820—1903）更加阐发，其说益昌；社会学的粗具规模，此说殊大有力。但社会和有机体，类似点固多，差异点亦复不少。生物体内各细胞，概密集而有固定的地位；社会内各个人，则可以分离散布，随意转移。尤可注目的，则社会内各个人各具有感情；生物中除没有神经系统的下等动物，其体内各部均具有感觉外，其余动物，唯特殊的组织，具有感觉。此种差异，斯宾塞已提出研究，乃谓社会是有机体以上备有某种特性的，因是立超有机体的名目。至鲍特文（Baldwin）氏以研究社会心理著名，始用心理学的法则，说明社会进化的原因，以为由进化的结果而形成的社会体制，全属心理的组织。尔后此方面的研究日盛，社会有机体说，颇受学者的非难，渐渐废弃。冯德（Wundt，1832—1920）氏于社会学上贡献尤多，社会的进化，归本于意志的努力。依冯德氏的学说，以集合为宇宙间自然现象，可依其程度，区别为三：第一次为化学的集合，由元素集合为种种物质的分子，就中程度最高的为原形质，具生活现象。第二次为生理的集合，即由原形的分子集合为生物体，程度最低的为单细胞生物，这细胞即由原形的分子分化而成，体制最高的，乃发生神经系统，具精神现象。第三次为精神的集合，最高的为人类社会。至人类以下各生物的集合，其精神的关系，程度各各不同。植物和下等动物的集合，不过同种类的个体，因环境的关系，在空间互相接近；没有精神上的关系，即其集合属于无意识的。至具有感官的动物，始能以体、色、声、臭认知同类，起爱、好、感、憎、恶等感情。精神较发达的，更能以彼此心意，互相交换授受，起协动的现象；精神的关系愈密，即集合的程度愈高。程度最高的，其集合全属精神关系；形体的集合转非必要。同巢的蜜蜂，虽散在数里以外，其精神的关系，依然存在。一国家的国民，虽在国境以外，与他国民杂居，其与己国民的精神关系，仍与在国内无异。最广义的社会，即指此等精神的结合言。若没有精神结合的集合，如道路上奔驰的群众，却不能称为社会。至精神的结合，其程度亦复不同。动物的社会，不能和人类社会并论，原始人类的社会，亦不能和文明人类的社会并论，即由于此。社会学者，就精神的结合，区别为二：一为本能的结合，一为意志的结合。动物中具有社会本能的很多，好共存，悲离群，富于同情；当营共同防御或攻击时，对于一群的首领，绝对服从。这种事实，夙为达尔文氏所注意。动物的营社会生活，概受本能的驱使，绝无何等目的存在。原始人类的社会，本由动物社会递嬗而来，其为本能的结合，初与动物无别。不过人类由经验的结果，一切本能行为，渐渐明了其目的与手段，而成为意志行为，已于前章叙述。所以人类的精神结合，渐由本能的而变为意志的；质言之，则动物的精神结合，原于本能，人类的精神结合，出于意志。这是就结合的原因上说。再就结合的现象上说，蜂蚁的营巢、育卵、抗敌等，一切协动行为，皆为本能的，人类的一切协动行为，皆属意志的，所以动物的社会现象，为本能结合的现象，人类社会的现象，为意志结合的现象。广义的社会，即指意志的结合而言。

意志的结合，又可区别为二种：第一种为一致的结合，即意志相同，目的观念、手段观念相同的结合，其中又有偶然的和人为的不同。各人的意志不谋而合的，为偶然的一致；由彼我交换接受而一致的，为人为的一致。社会学上所谓一致的结合，专指人为的一致而言。大凡世人皆以使他人结合于自己的意志为快。以彼我同一意志，则共同努力，易于贯彻；使彼结合于我的意志，则彼即为我的辅助者，至少为对于我的意志不妨害不抵抗者。意志的遂达，无人不感其愉快，以他人结合于自己的意志为快，就是这个心理。更就他一方面言，则个人的意志，完全由内部自发的很少，大部分为他人的意志复杂结合，表现于自己的心意中，认为自己的意志。吾人日常自衣服饮食，以至一切动作行为，求其出发的根源，或本于父母师友的教导，或出于旁人的暗示，不知不识之间，自然与他人的意志结合。意义结合的反对现象，为意志离反。这种离反现象，比之结合现象，殊为稀少，宁可认为例外。彼不愿与世人意志结合的，消极的为隐遁，积极的为反抗；但彼等所离反的，究不过为生活上的一小部分，大部分仍与世人相结合。若一个人要完全和世人的意志脱离关系，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一个人的意志，要完全和他人一致，也是同样的不可能。前所谓一致的结合，不过一部分的一致，不是全体一致的。例如甲乙二人均主张革命，甲从军事上着手，乙从政治上着手，是目的一致，手段不一致；又如甲以改良政治而主张革命，乙以变更经济制度而主张革命，是手段一致而目的不一致；但目的和手段，不过阶段高低的差别。目的上更有目的，手段上更有手段，各人的意志，无论如何一致，而最高或低的阶段中，终有一部分的差别，乃根本于各人的个性；虽经协调或训练，可使差异点减至极小，但不能完全消灭。

第二种结合为对契的结合。即彼此意志不同，两方互为对手，合成一种行为。例如商人与顾主，一以获得利益为目的，以卖出货为手段；一以满足需要为目的，以付给价值为手段；意志不同，互为对手，成交换行为。但广义的一致结合，亦包括对契结合在内。必先有一致的结合，方能有对契的结合。如交换的两方，对于交换的原则，必共同承认，就是一致的结合了。吾人在国家中，一方与全体民众为一致结合，成为国民一分子；一方与国家的统治机关为对契的结合，成为受治的人民。一切社会现象，都是这两种结合现象互相糅杂而成。

意志结合的工具，通常以语言文字为主。因各人的意志，都借语言文字发表的。但行动和事业，也可以表现意志，也为意志结合的工具。有时借语言文字的表现以求结合，不如借行动和事业的表现为便。古所谓“以身作则”，就是这个意思。以语言文字为结合工具的，常借讲演、谈话、通信和传布书报等，为结合的机会；以行动及事业为结合工具的，则以耳闻目见为结合的机会。讲演谈话，非集合不可；行动的闻见，亦有赖乎集合。所以结合的手段，以集合为主。唯通信和传布书报以及事业的闻见等，则无需为形式的集合。现时电话电报的便捷、图书杂志日报的广布，均为精神结合的手段，形式的集合，已非必要。即就集合而言，因交通机关的发达，都会人口增加，亦大为便利。人类意志结合手段，大有进步，即此可以推知。至结合的形式，以合意的结合为常；结合的两方，立于平等的位置。其不立于平等位置的，有爱慕的结合和威压的结合两种。前者对于自己所仰慕或爱怜的，常以其意志为自己的意志。如遵父母的遗志，守贤哲的训诫，以及听妇人之言，徇小儿之欲，皆属于前者。后者对于某种意志，感其具有威力，不得已而与之结合。如宗教的信条，伦理的义务，风俗、习惯、舆论，以及多数的意志、强者的意志等，皆具有一种威力；个人对于此等意志，自觉其不能抵抗，沉默容认，随同附和，皆属于后者。此外尚有一种模仿的结合。纯粹的模仿，为本能的行为，没有动机存在，所以和意志没有关系。但吾人意志的结合，亦有不出于合意爱慕及威压，而仅出于模仿的。例如小儿模仿父母的行动，大都没有动机，是本能的模仿。至于吾人初次吸烟饮酒，则以模仿为动机。大凡精神已发达的成人，一切意志结合，概有根本的动机。试问何故而合意，何故而爱慕，何故而感威压，何故而欲模仿；虽或起于好奇炫异的本能，或出于爱美求真的欲望，或发于伦理与宗教的感情，而其根本的动机，不外乎种族和个体的生活，称为意志结合的原动力，或称为社会力。

前言社会的广义为意志的结合，这是就社会的抽象意义而言；若社会的具体意义，则为意志的结合体。这意志的结合体，即具体的社会，有许多种类：寻常各个人因意志结合的结果，使个人间发生一种关系，但如亲子、夫妇、兄弟、师生、朋友以及雇主与佣工、商人与顾客等结合体，其关系仅存于各个人之间，在客观上不形成一集团的印象，又各个人意志结合的结果，在各个人间当然有一共同意志存在；但如前述的结合体，其共同意志，仅存在于各个人的内部，并不自外部感受何等的拘束力。这种结合体，称为社会关系。若各个人结合的结果，在客观上形成一集团的印象，如国家、家族、政党、教会、公司、同业、同学等，通常即称此等结合体为社会，乃社会的狭义。此等结合体内结合的各个人，为社会的成员。其成员间的社会关系，若完全相同，或混杂而不明了时，为无组织的社会；若各成员间有种种从属或并列的关系，且有明了的规定时，则为有组织的社会，亦称为团体。如国家，如公司，皆一种的团体。无组织的社会，如同业、同学等，虽无一定的组织，若加以组织，即为同业会、同学会等团体。团体内的组织，称为社会组织。至社会内各成员的共同意志，常自外部现多少的拘束力，拘束各成员，使倾向于共同的目的。这自外部现拘束力的共同意志，为社会意志。社会意志的拘束力，强弱随社会而异，最强的如国家，而同业、同学的拘束力殊弱。又同一社会，有组织的其拘束力常较强，无组织的常较弱。如同业、同学，虽有一种社会意志存在，但因没有支持表现的机关，拘束力不易显现。若组织成同业会、同学会后，则其社会意志渐现出明显的拘束力。可见社会意志，尝赖社会组织以显现。但如伦理、宗教、风俗、习惯、舆论、传说，亦为意志结合体，其结合的各个人间，不但没有社会组织，且在客观上也没有集团的印象；其社会意志，绝无支持表现的机关；而潜在的拘束力，却很强大。若离反此等社会意志，虽不至受明显的惩罚，但因为群众所非议讥笑，使其名誉或地位上受若何的打击，其惩罚亦殊严峻。此等结合体，亦单称社会意志。

上述种种意志的结合体，无数存在，保持相互的联络，成全体社会。所谓全体社会，就现在国际间国民间交通频繁而言，当以世界人类为范围。全体社会，就是世界人类的社会，因为现在世界的人类，均有意志结合的关系。若在往时，一地方的部族与世界人类相隔绝时，则可就其封锁的范围以内，称全体社会。全体社会内的种种意志结合体，称为部分社会。吾人既以世界人类为全体社会，则一切国家及种种国际团体，为部分社会；而在一国范围以内的种种意志结合体，亦可认为国家内的部分社会。对此等部分社会言，亦可认国家为全体社会。但全体社会，并不是部分社会的总和，乃由种种部分社会构造而成。如世界人类的社会，不是世界国家的总和。因国家仅为构成世界人类的一种部分社会，而宗教、学术、慈善事业、职业阶级等种种国际团体，均为构成世界人类社会的部分社会。推之，国家虽为各地方团体的总和，而以国家为全体社会时，则地方团体，仅为国内的一种部分社会；其他部分社会，尚不胜枚举。更就一个部分社会而言，其社会虽为成员的总和，而不能认为个人的总和。因同一个人，可以为许多社会内的成员；例如吾人在国家为一国民，在地方团体内为一公民，在家族中为族人，在职业上为学校内的教师，在学术上则为某某科学社的社员；此外尚加入种种团体，如同学会、俱乐部、进德社等，可知社会为许多个人意志的结合；而个人又以种种意志与许多社会结合。此种种意志统一于个人的精神内而成人格。全体社会的构造，即为许多部分社会与许多人格，以意志为纤维，错综结合而成。

全体社会内何以发生种种部分呢？现时许多部分社会，各有各的目的，可说是结合的意志不同，但以一定目的，结合社会，还是近代的社会现象。古代种种部分社会的发生，不能以现时社会现象推断。社会学家推究社会在原始时期，其全体社会的范围很小，内部殆无部分社会存在；家族的关系，此时亦未成立，称为社会的原形质。其后因人口繁殖，环境的给养不充，不得不移徙分裂。分裂之后，地域既殊，血统亦渐异，遂各发生一集团的印象，而成部族的部分社会。同部族内各个人的意志结合频繁，异部族的各个人，虽间有意志的结合，发生社会关系，但不具集团的印象。其后各部族间因和平的或争斗的种种关系，交通日盛，且都市发生，工商业兴起，一地域内住居许多异血统的人，而同血统的人又散居各地。血统和地域的关系，既不一致，于是以血统关系为意志结合的，称血缘社会；以地域关系为意志结合的，称地缘社会。如家族、民族，以及民族的结合，都属于前者；而城乡、都市、县、省等自治团体及国家等，均属于后者。及社会的制度已定，文明渐起，分业日繁，贫贱富贵，阶级不同，地缘社会和血缘社会内的成员，因宗教、职业、地位的关系而分化。同类间的意志，自然容易结合。如同宗教的、同业的，以及贵族、资本家、劳动家、中等阶级、知识阶级等，不论有无组织，自然具有一集团的印象，称为同类社会。此等地缘血缘及同类社会中，当然以谋社会中通共的利益为目的，但利益事项很多，目的因而广泛，且各社会中利益事项，往往相同；其后遂有以一定的利益事项为目的，结合社会。关于文化的，如科学会、艺术会等，关于公益的，如卫生协会、慈善协会等，关于经济上生产分配的，如农工等实业团体。凡具同一目的的，可以自己的志愿，为社会的成员，称为目的社会。目的社会内的成员，亦往往互相类似，所以同类社会和目的社会，性质相近。地缘、血缘、同类和目的的四者，称为社会的纽带。地缘、血缘的两纽带，本于自然，个人于出生后，即为其成员，非由自由的意志加入；由此两纽带结合的社会，称为基础社会。同类和目的两纽带，从基础社会推演而生，称为派生社会。近世派生社会很多，一社会内成员又众，一个人常加入多数的社会；全体社会的构造，益益繁复，即此可以推知。

2．社会的法则

个人的社会力，概有一定的限度；其对于他人结合的强度，亦常有定量。社交家有多数的知交时，肝胆相照的真知己必少；而友谊真挚的，其交际范围必不甚广；埋头于家族生活的，往往不愿与闻国事；而热心爱国的，往往不治家人生产。此等事实，为世人所熟知。可知一个人虽有种种意志，可与种种社会结合，而结合的动力，实出于同一根源，可认为一个原动力的分化，增于此者，必减于彼，称为结合定量的法则。依此法则，则全体社会内，其结合强度，亦自有定量而无可增减。但全体社会内，有许多部分社会并立，则各部分社会相互之间，发生关系。因而一个部分社会内，其结合的强度可以增大或减小。例如原始社会，其内无部分社会存在，个人的结合力全被吸收，其结合强度最大；及部分社会成立，成员的结合力渐渐分散，结合强度渐渐减小。世界文明愈进，部分社会愈多，错综愈甚，则各部分社会的结合强度愈小，可由此推知。至就一个部分社会的内部而言，则其结合的强度，常与其社会结合的纽带有关系。复合的纽带，较之单一纽带为强。原始社会，地缘血缘混合为一，成员亦互相类似，目的自然相同，所以结合的强度最大。由单一民族建设的国家，兼有地缘和血缘的纽带，其结合亦较民族复杂的国家为强。我国商业上的商帮，兼有地缘和同类的纽带，较之仅以同乡或同业结合的团体为强。至各种纽带中，地缘或血缘，均为自然的纽带，依存的程度较大，结合亦自然较强。其次则为同类的纽带。面貌肤色的同类，可包于血缘纽带中，言语风俗的同类，可包于地缘纽带中，他如信仰职业等非理智要素的同类结合较强，学问思想等含有理智要素的同类结合较弱。又同类社会中成员同性质的程度愈大，则结合愈强；即其间稍有异质，而其异质为连续的非部分的，于结合上亦无大影响。若有部分的异质存在，则易于破裂。至于以目的为纽带的，其结合的强弱，以成员所获利益的大小为比例。各社会的利益，随目的而不同。如政党以政权的获得，政见的遂行为利益；科学会以研究的便利，专门知识的协助为利益；工商业团体则以生产发达，贩路广大为利益；所获利益愈大，则结合愈强。原来利益为支配一切最有力的纽带，一切社会，皆可认为由利益的纽带而成立；前述四种纽带，均包有利益的要素在内。唯地缘、血缘、同类等纽带，于利益的要素以外，尚有其他特定的关系存在；且利益的事项，亦较复杂。若现时目的社会，则以单一的利益事项为目的，无其他特定的关系，则除向利益最多的一方结合以外，其余可甲可乙。尤其以物质上的利益为目的的，往往同利为朋，利尽交疏，表面上一时的结合很强，实际上极为脆弱。

成员的人数，也与社会结合的强度有密切的关系。就事实上观察，则社会的人数小时，其结合较为紧密；人数加大时，其结合渐渐弛缓。小家庭大都甜蜜；勃溪诟谇概发生于大家庭中。工厂商店，当其范围狭小时，亲密如家庭，及规模扩大以后，人心涣散，管理綦难。他如小国易于振兴，小民族易于团结，而广土众民，反易陷于混乱溃散的境遇；此等事实，虽不能据为定例，然大体上确有如是之倾向。大都人数很小的社会，其成员日常互相接触，彼此互为人格的结合；至人数超过相当的额数时，则成员间失其对面结合的性质。此额数需随事情决定，但通常以50人至100人为率，超过此率时，人格的结合，不复存在，而以非人格的客观印象，代人格的结合。在大家族中，如祖先的祠墓、家世的荣誉，以及家训、家徽、家礼等，在地方团体中，如山川、风物、古迹、民俗等，在国家中则更有历史上的事迹，以及国歌、国旗等，在宗教团体中，如殿堂、圣迹、法物、经典、仪式等，在实业团体中，如牌号、商标的信用等，皆为客观印象中最重要的。人格的结合，成员间的结合力互相吸引，自然较非人格的结合为亲密；然因人格上的关系而生反感的，亦所不免。且以人格结合的，往往“人存政举人亡政息”。非人格的客观印象，可无此等弊害；在特殊情形之下，例如社会危急时，往往显伟大的结合力。但客观的结合，其结合量不出于客观事物的吸引，仅由成员自发的供给，因而各成员所供给的结合量，差异殊甚。一部分的成员供给较多，为社会的支持者；其余多数的成员，往往仅由模仿的或威压的，供给些微的结合量，在社会中仅处沉默旁观的地位，取中立的微温的态度。若人格的结合，则或合或离，决不容有此等地位与态度存在。又客观的结合，其存在于客观的事物，往往为固定的，不能适应环境，因而改革极难。有时其寄托的精神，已经丧失，徒残存遗壳，反为社会生存的障碍。正如甲壳类的甲壳上，石灰质填积日厚，有碍生长，不得不屡次蜕皮，但蜕皮必大感苦痛。现代家庭革命、宗教革命等，大率由此。此外小社会的组织，常单简而灵敏，大社会的组织，常繁复而拙滞；小社会的成员，同类性质较多，大社会的成员，同类性质较少，均与结合强度有关。总之，成员的多寡与结合的强弱，常有相反的影响，但此等不过为事实上的经验律，不能视为科学上的定律。

一个部分社会内的结合强度，既然可增加或减少，则依结合定量的法则，其减少的结合力，必为他社会所吸收，所以许多部分社会相互间，一个社会内结合强度有增减时，他社会所受的影响必与之相反。此为消极相关的法则。古代国家的结合，较为弛缓，其时氏族的结合很强，族长的权力非常伟大；迨国家的结合较为紧密时，族长的权力，渐受制限，民族的结合亦渐弛缓。我国国家的结合，概较西洋诸国为弱，此因由土广民众使然，但亦家族的结合较强，有以致此。西洋斯巴达、干地亚（Candia）等小国，国家的结合，更较他国为强，家族的结合，乃弱至极度。家族和宗教的消极相关，在低级蛮民中尤为显著。彼等的生活，分为圣、俗两期：圣期即宗教时期，营祭礼、宴飨、自由恋爱等社会生活；俗期即家族时期，营家族的经济的生活。这两期的长短，随风俗不同。在圣期中，家族的结合，完全潜隐。至国家的结合，与种种社会为消极的相关，历史上亦易于证明。王权和教权的争斗，在中世纪的西洋历史上，占巨大的篇幅；我国国家当衰弱时，往往有藩镇、朋党，及教匪、会匪等秘密社会发生。近代的国家，因政党的凌轹，殖民地政权的膨大，及因民族阶级而分立的国际团体，存在于国内，于国家的统一上发生多少的障碍，若维持的方法不良，或竟陷于分裂崩溃的境遇。所以世界专制的国家，往往以禁止人民集会结社为唯一的政策。即民主主义的国家，其政府对于人民集会结社，亦无不为严重的注意，加以种种的限制或干涉；尤其在军事期中，此倾向最为显著。一切非军事的组织，悉隶属于军事范围之下，受其指挥监督。就此等事实观察，似乎各各社会间概为消极的相关；但社会问题，殊不如是之简单。各社会间结合的强度，也有具连带性的，称为积极的相关。大抵社会的性质相同或类似时，往往具此倾向。例如人民热心自治时，则各级区域的自治团体，均占重要的地位；又国民热心革命时，则凡“以新主义号召，反抗固有势力”的社会，均增进其势力。但同种性质的多数社会，其结合强度增大时，同时其异种性质的多数社会结合的强度即因之减小。所以积极的相关，仍包涵于消极相关的法则中，不过为结合定量法则当然的结论。然则各部分社会间结合强度的争夺，恰与身体各部分细胞的摄取营养资料相同。而保持各部分社会间的联络，司其强度的分配者，仍为各社会内的个人无疑。

前言意志结合的原动力为个体及种类的生活，所以一切社会，总以谋人类生活的利益为目的。社会对于此目的的活动，称为社会活动。由社会活动而起的作用，称为社会机能。所以目的社会，亦称为机能社会。与人类生活有关系的对象凡三：一为同类的人，二为物质生活所需要的经济，三为精神生活所需要的文化。因此社会机能亦分为三方面：对人的方面，称为统制的机能；经济的、文化的方面，称为经济的机能、文化的机能。统制的机能又有对内和对外的两方面：就国家言，行政、司法为对内的统制机能；军事、外交为对外的统制机能。但通常的社会，只有对内的统制，没有对外的统制，所以统制的机能，常专就内部而言。这种种机能，就全体社会说，是逐渐发展的，非如结合强度的具有定量；不过在极短的时期内，全体社会的机能，也略有一定的限度罢了。但就各部分社会说，亦常为消极的相关。如国家以统制为根本的机能，其他有组织的团体，无论为地方、家族、教会、职业等，无不营多少的统制；但国家的统制机能，立于武力之上，国家以外的社会，擅用武力，概为国法所严禁。如地方公共团体对于住民，家长对于子弟，国法上虽承认其若干特权，而强制的执行，仍不能不依赖于国家机关。唯当国家的机能衰颓时，地方团体或职业团体，往往自由行其统制机能；甚至以一都市或一阶级为中心，营军事的活动，为武力的统制。西洋中世纪，教会营统制机能；国家的统制范围，转受其限制。又古代的国家，统制极为疏略；而家族的统制，则大为严峻。现代文明的国家，统制机能强盛；其他社会的统制机能，减耗殆尽。至经济上生产及分配机能，在古代本为氏族所掌握；其后由氏族而变为家族，由大家庭而变为小家庭，则经济的机能全失；甚至消费上的加工，如井臼缝纫等事，亦转入于家庭以外他社会之手。此种经济机能，一部分为由经济目的而新结合的社会所吸收，一部分为国家或地方团体的企业；在我国则一部分为外国的资本主义所侵蚀。文化的机能，如教育事业、慈善事业的设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的提倡，风俗、习惯的改良，在我国古代为国家所经营；春秋战国时代，国权分裂，知识阶级乃崛起而负此责任；嗣此以后，遂以师儒为文化的中心，政府仅处于监督的地位。现时教育事业，虽为政府及地方所经营，而实际上从事教育者，仍居社会中枢的地位，一切新知识、新思想、新事业及社会改良的新意见，皆由此发生。西洋的文化机能，在中世纪全为教育寺院所掌握。文艺复兴以后，以文化为目的的社会，陆续发生。现时文化机能，除一部分由国家及地方经营外，大部分由机能社会负责；其组织的完密，规模的宏远，对于全体社会贡献的伟大，为吾国所望尘不及。又各部分社会的机能，除为消极的相关外，有时亦为积极的相关。例如现时世界人心，俱有解放自由及崇尚文化的倾向，因而全世界的国家及其他团体，关于统制的机能，大都同时减小，而关于文化的机能，则同时增加。此等消极的或积极的相关现象，不能用结合定量的法则说明。不过社会的机能，可由此社会转入彼社会，即任何社会可以吸收任何机能，任何机能可以被任何社会吸收，这个称为社会机能的通融性。社会机能和生物机能的重要差别，即在于此。现时关于国家的机能增减，有种种主张。主张减小的，如自由放任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等，均为此倾向的代表。前者在限制国家的机能，至统制最小的限度；后者则欲将国家一并消减。反对的方面，主张增大国家机能的，如军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以及集产主义等，皆带此倾向。此等主义的是非，姑置不论，唯其主义的发生，皆根据于社会机能的通融性。而过激的社会主义，则欲以生产的经济机能为根本的劳动社会，兼营统制的文化的机能，其根据亦不出乎此。

以上所述社会的法则，乃就全体社会在无进步的静止状态而言，为社会学上静的考察。但社会全体，常不绝向前发展，在此种静动状态之下，考察各社会间生灭起伏的关系，为社会学上动的考察。冯德氏社会学中所谓社会动学和社会静学的区别，即由于此。今先就基础社会考其动的倾向，则地缘社会，渐次扩大而成国家，血缘社会，渐次缩小而成家族。现在的基础社会中，以国家为最大的大社会，以家族为最小的小社会。但稍稍追溯过去，则当时所谓国家，概比今日为小；对于今日的大国家而言，可称为小国家。其国家内所包含的家族，则概比今日为大；对于今日的小家族而言，可称为大家族。可见大社会渐次扩大，小社会渐次缩小；一方向最大的周边进行，一方向最小的周边进行；称为基础社会扩大缩小的法则。又大社会和小社会的中间，有种种中间社会，有渐次消失的倾向；即不完全消失，然机能日减，结合日弱，形迹渐渐稀微。例如国家形成以后，其内部固有的部族、氏族等，渐次消灭；大国家形成以后，其内部包含的小国家，渐化为中间社会而融解（如德意内的各邦）。在今日之地方自治团体，渐变为国家行政区域内的行政机关。这个称为中间社会消失的法则。此等法则，虽仅为由经验而得的经验律，其根据的理由殊为复杂。就大体上说，则大社会的扩大，先由于内部人口的增加，因而与外部的社会发生接触。接触之后，内外社会的全部或一部，一方互相融和，渐渐混合；一方因种种事情，互起反感，由征服而统一；尤其以两方的交互作用为最有关系。即一方有融合倾向时，对于一方的反感，为共同敌对的必要，自然合一。融合以后，势力强盛，容易征服一方，成统一的基础。大社会的不绝扩大，即以人口增加及融合与征服三者为根本的事情。小社会的缩小，则以人口增多后，分业的发达为主要事情。分业未发达时，个人在所属的小社会内，协力劳动。此小社会有封锁的自给自足性质，因而其社会不能过小。分业发达后，小社会的自给自足性质渐失，遂使其范围有缩小的可能。且小社会为紧密的团结；若成员过多，则个人的结合力将全被吸收而无复余裕。分业发达后，个人为生活的关系，不能为范围更广的结合；对于小社会的结合力，不得不减少，因而小社会内的成员，亦不得不减少。又分业发达后，小社会的成员中，异质增大，其结果自然分裂。至中间社会的消失。乃大社会扩大的自然结果。即大社会扩大后，其成员间励行同化，异性质减少，接触频繁，共同的利益关系较深，则中间社会间的界壁，自然撤废。且大社会的权力，与中间社会的权力不能并存。大社会为自身发展的原因，不能不集其权力于自身。中间社会除立于大社会机关的地位以外，决不容其有一部分的权力，以为统一的障害，因而以明白意识，使独立的中间社会，变为从属于大社会以下的一个地方机关。但中间社会的消失，一方固为显著的倾向；一方与此倾向相反对的倾向，亦颇显著。即一方强大的国家，继续发达，弱小国逐次衰亡，一方强大的国家，又分裂为许多小国，如欧洲大战的结果，卢森堡、比利时及巴尔干诸小国，不但无一灭亡；且于奥地利、俄罗斯中，分出数多小国，爱尔兰亦遂其独立的企图。此等事实，似与大社会扩大，中间社会消失的法则相反，称为同质要求的法则。这个法则，一方于既存立的社会内，成员间为同质的要求，一方于既存立的社会内杂多的成员间，一部分同质的集合，形成一部分社会，为分立的要求。这同质分立的要求，与中间社会消失的倾向，现反对的作用；进而对于大社会的扩大，在某程度内有阻止其进行的趋势。当大社会扩大后，因成员间同质的要求，渐向同化进行；但根据于心理方面的文化内容，同化较易，根据于生理方面的文化内容，同化殊难。所以异民族由强制而统一的，容易发生同质分立的倾向。此种倾向，似乎为大社会的崩坏和中间社会的复活，但这不能认为一般的大势。在现世文化发达，社会间接触的范围日广，非占有广大的土地，拥有多数的人口，势难与外部社会对抗。经济界大企业的利益大，国家亦大范围的利益大，所以大社会的渐次扩大，为难争的趋势。除包含异民族的国家以外，殊无发生分裂的理由。总之，就现代的大势观察，由原始社会蜕化而来的基础社会，不绝向大小两周边进行；至于今日，一方形成若干的大国家，其内部包含多数的小家族。若将来此等法则尚不绝作用，和过去的情形不改，则一方面国际间的团结，将愈加紧密，以至世界团结的形成；一方小家族的结合，将逐次弛缓，而卒至于崩坏，于是达到所谓社会的原子化（social atomization）状态。信仰此说的，称他为基础社会衰耗的法则，以为基础社会的运命，将与生物进化的过程中爬虫类的运命相似。以上不过就一部分已往的经验，为全部未来的推测，究不能为确实性的断定。就中小家族能否维持其永久的生命，在学者间怀疑已多，唯关于国家能否下同样的考察，却为一复杂的问题。依一派的意见，以谓“基础社会虽向衰耗的途上进行，但其中有一例外，即为国家的现象，随时代的进行，增加其机能，巩固其结合，以补偿其他基础社会的衰耗”。这种观察，固确合于事实。现代国家的机能范围日扩；不但营统制的机能，而且对于国民的经济生活上，干涉益深，更施行种种助长文化的政策。国家机能的日益增加，实为不可疑的形势，则其结合的日益巩固，自为当然的结论。但其一派反对的意见，则以谓“国家机能的增加，不能认为永久的大势。将来此机能必渐渐减少，转移于派生社会，而国家的结果，亦将与其他基础社会遭同一的命运”。彼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及主张劳动阶级专政的，大都持此见解。原来世界大同的理想，固为人类所同具。在悠远的未来中，不能谓其必无实现的一日。但欲在较近的未来中，贸然主张，甚或诅咒国家，破坏家庭，则实与生今反古者同一违背时势。大抵基础社会的进路有二：一为社会的衰灭；二为社会的变形。现时的国家与家庭，概由基础社会，变形为利益社会，当更于下文论述。

上文所述为基础社会进动的方向。至派生社会，本由基础社会派演而生；依结合定量的法则，派生社会发生后，基础社会的结合力，必被其分润而减少。又依基础社会减耗的法则，派生社会必益益增长无疑。然则派生社会的进动方向如何？殊有研究的价值。社会学者更从种种方向考察而得下列的三个法则：一为派生社会分散的法则，二为社会错综的法则，三为利益社会化的法则。所谓派生社会的分散，就是纽带的分散，与原始社会分散为地缘血缘等纽带相同。同类社会，其同类的纽带，愈分而愈细；目的社会，其目的的纽带愈分而愈专。例如同一医学有种种的专门，同一社会主义，有种种的分派，但纽带的范围虽愈狭，而结合的范围则愈广。网罗全世界的同志，为一社会的成员，无国家人种的区别。社会的内包虽缩小，而社会的外延却扩大。人类的结社范围，脱去地缘血缘等不合理的束缚，这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合理化。又所谓社会的错综，就是一个社会，结合多数的个人，一个个人，参加多数的社会，复杂交义。正如市场中有多数的店铺和多数的顾客，一个店铺吸收若干顾客，一个顾客又向若干店铺中光顾。派生社会愈发达，则错综的程度愈甚；或且以社会错综的程度，为文化程度的标准。至利益社会乃对牺牲社会而言。前言一切社会，皆可认为由利益的纽带而成立；所谓利益，就是社会内各个人的利益。以社会内各个人的利益为社会的利益，这样的社会，就是利益社会。原来社会的利益，就大体上言，即为社会内各个人的利益；然二者究不能一致。例如国家的富强，虽常与国民的利益相随伴，然有时政府拥有巨大的军队，营杂多的事业，国威扬于全球，而国民益增其担负；货物输出于世界的市场，而国民反减衣缩食，有米珠薪桂之忧。又如家资之厚，门第之高，虽为家人的利益，然因积贮金资，励行节啬与刻苦，或因维持体面，造成虚伪与拘忌，以致家庭中发生种种苦恼者，亦为吾人所习见。可知社会的利益与社会内各个人的利益，有时或相反背。因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常有反对的两种形式：其一，以个人的利益为目的，社会为个人达其目的的手段。即全体为部分而存在，以部分决定全体，不以全体决定部分。个人各为自己的利益而结合社会，社会仅吸收其人格中一定的部分；其个人的全人格，不没于社会之中，而立于社会之外。个人的加入社会，以个人自己的志愿为限，且可依条件脱离社会。如此形式的社会，即称为利益社会。其二，以社会的利益为目的，社会内的各个人，不过为社会达其目的的手段。即部分为全体而存在，以全体决定部分，不以部分决定全体。其社会先个人而成立；个人生于社会之中，生出之后，必然为社会的成员，不许脱离或不能轻易脱离。社会吸收其全人格的大部分；社会可由其自己的目的，要求个人牺牲其自己的利益。如此形式的社会，称为牺牲社会。此牺牲社会与利益社会，原不过抽象的形式。现实的社会，大都介在此两极端的中间。而社会的进动，大概由牺牲社会的一极，渐次向利益社会的一极。古代的基础社会，含牺牲社会的性质较多，现时已渐渐变形为利益社会。把现时国家及家庭与古代的国家及家庭相比较，则利益社会化的趋势，已极为明显。古代的国家，往往因野心家的争夺霸权，牺牲国民的生命财产而不恤；今日文明国家的政府，殆无不以国民的福利为前提。古代的家族，礼法严重，务使其子弟确遵家教，竭力服劳，且禁蓄私财；现时的家庭，则仅为夫妇子女共同娱乐的场所。而宗祠义庄等组织，经过时代以后，已无复有敬宗收族的意义，仅视为一种共有的产业各各沾丐其利益。此均为基础社会的利益社会化的明证。至派生社会的进动，亦不出此途。文化未启的社会内，派生社会的成立困难；文化稍进，始有仅少的派生社会，如宗教团体、职业团体及武士侠客等秘密的结社，概带牺牲社会的性质。因其时纽带的分散未著，人数较少，社会的结合较强；其带牺牲社会的性质，为势所必至。这纽带渐次分散，同类社会中成员的类似，仅为一方面的而非多方面的；目的社会的机能，益局限于生活的一小部分；成员的人数又增大，相互的亲和益薄，结合的强度大减。于是社会的关系，专以个人的利害观念相接，而为利益社会化。现在的股份公司、学会、娱乐团体等，均为全然利益化的社会。其他社会，由其团体的性质，利益化的程度，著有差异；但不论其差异如何，早晚皆向利益化的过程，急转直下，与群流人海无异。

3．社会的文化

人类社会生活的结果，一方使自然界几分变形，一方则人类的体格、身长、容貌、疾病等生理的方面，亦显著变化，而其特殊的生产物，则为文化（culture）。文化是由人类的劳作而产出的总体——劳作就是一切有意志的活动，其中和经济的生产有关系的，称为劳动——凡不待人类的活动而存在的，如原始人的土窟，以及非劳作的产出，如由人类的本能活动而年年增殖的人口等，当然不属于文化范围以内。但学者对于文化的定义，范围广狭不同。狭义的文化，专指科学、艺术、道德等有完成人格的价值者而言。其与人格的向上完成无直接关系的，如经济、政治、法律、技术等，则称为文明（civilization），置于文化范围以外（文化和文明的区别，在西洋尚多异义，兹不具述）。此等文化的范围问题，实际上不过是文化的种类问题。文化为劳作产出的总体，其构成总体的各部分，称为文化内容。文化内容，随文化的发达而日益繁复。吾人欲就此繁复的文化内容为种类的概别，需先明文化和社会现象的关系。在社会中日常现出的事象，无非社会内既存文化的表现，就显现的言，则为社会现象；就积贮的言，则为文化，文化和社会现象的关系，殆与物理上能和力的关系相同。所以社会现象，从一方面观察，即为社会文化。社会现象的种类，就是文化的种类。社会现象的种类，大别为三：一为基础的或经济的社会现象，即人类对于物的外围改造或适应的现象；二为组织的社会现象，即使人类间形成一定的关系，如政治、法律，为其中重要的现象，社会结合现象亦属于此类；三为精神的或理想的社会现象，即科学、艺术、道德等，所以实现真美善的理想。这三种社会现象，与前述的社会机能，即经济的、统制的、文化的三种机能相当。生物的现象，如生长、生殖等，皆由生物体内一定的机官，营相当的机能而生；社会现象，亦由社会内营相当机能而生。这三种现象间的因果关系，学者间有种种的见解。以精神的文化为主的，即以经济现象、组织现象，置于文化范围以外，否则亦置于轻末的地位（我国学者多抱此见解）；但也有把经济现象置于主重地位的，这种见解称为唯物史观或经济史观。其大旨谓“种种社会现象的变动，即历史过程中最根本的变动，即对于他变动有决定势力的变动，实为经济”。即认历史的大体方向因经济的变动而转移；经济现象为社会的下层建造，组织的精神的两种现象，为社会的上层建造，经济现象变动时，余两种现象生相对应的变动；即一定的经济关系成立后，因之生一定的政治、法律、文艺、道德等。这种经济史观，在现时颇占势力。往时的史家，以思想（或学问）为社会变动的主因，为历史的中心，这种见解，称为思想中心史观。这史观在当时颇能支配人心，经济史观，实为对于这史观的反动。社会诸现象间常不绝的起相互作用；社会历史的变动，常受种种方面的影响，即社会现象以外，如物理的外围，生理的事情，偶有变动，也可以使历史上蒙其影响。唯物史观和社会问题的关系，当于下节再行叙述。

文化既为社会的生产物，则人类自为社会生活以来，即产生相当的文化。但现代社会的文化，决非原始社会的文化所可比拟，可见文化是逐渐发达的。文化的发达，就是文化内容增加的意思。文化内容的增加，可分质和量两方面考察。质的增加，就是未有的内容，重新产出；量的增加，就是既存的内容，支持的或享受的人数增多。如思想家以新思想变更社会的制度信仰，发明家改良劳力的机械，供给新事物于社会；其他由对于社会罪恶的反感，起感情的革命，主张解放奴隶，增进妇女地位，扩张人民自由，改善劳动者的生活，这都是质的增加中最显著的。至量的增加，则由于学习或模仿。美国人鲍尔文（Baldwin）氏称前者为特殊化，后者为普遍化；前者出于个人的活动，后者由于团体的活动；前者拟于生物的变异，后者比诸生物的遗传。论社会真实的进步，不以个人的特殊化为标准，当依社会的普遍化而测定。征之生物，虽如何显著的变异，非经过自然淘汰，使其种属全体增高其体制，则于生物的进步上殆无何等意义。社会中虽有天才与伟人，若其特殊的产物，未至于普遍化，则于社会的进步亦无关系。所以社会生活的价值，当就其所普遍化的，加以估定。如制度、风俗、习惯、仪式等，均为最好的资料。若仅以个人所特殊化的，测定社会的文化，往往陷于误解而不合事实。唯论进步的源泉，则质的增加，自较量的增加尤为重要。所以天才与伟人，特受社会的崇拜。但人类终非创造者，所谓特殊化，仍不能不以普遍化为基础。天才与伟人，不可不具有普遍的学识，即由于此。且其特殊的状态，不可与寻常的状态，距离太远；否则将目为狂人或罪犯，为社会所不容。至特殊化的作用，亦不仅限于天才与伟人，即平凡者亦具此作用。无论何人，对于社会的事物，概经内部的选择，同化其一部分，除去其余一部分。彼依自己的个性，在社会事物的基础上，不绝的弃取，以行其特殊化。天才伟人与平凡者，其作用固无差别，唯天才与伟人，因决定自己特殊的价值，努力活动，且往往要求社会的普遍化而致力于社会运动；其成就天才与伟人，实在经过几分的普遍化，社会上已承认其价值之后；否则湮灭不彰，结果与平凡者无异。大抵文化上新内容的发生，往往非个人所能成就。一器物的创作，一学说的成立，考诸历史，往往有若干人倡导于前，若干人踵接于后。所谓天才伟人，不过此若干个人中的一个代表；且社会上有许多风俗、制度、技艺、方术，沿习已久，并其创始的代表人亦无可稽考，遂认为社会上共同的产物。所以文化内容的增加，从社会上观察，为个人特殊化的产物；从文化自身上观察，不过为既存文化内容的结合，唯结合的活动，属于个人。一定的结合，常依赖于一定的个性。社会学者以为社会内文化的增加，与人口的增加，情形颇相类似。人口的增加，为既存人口结合的结果；文化内容因结合而繁殖，亦复相同。且人口的增加，一方面新的不绝孳生，一方面旧的不绝死灭；文化的内容，亦有新陈代谢的现象。当新内容成立，可以替代旧内容时，旧内容即归废弃；此现象关于理智的方面，最为显著，关于情意的方面，殆没有这个现象。旧内容退去时，仅为睡眠状态；应环境的需要，仍能醒觉而活动。关于此点，在人口上殊无此著例。又人口的孳生，于血缘过近的，不能产生优秀的子孙；种类的差异过大时，亦无繁殖的可能。唯在适当的程度内异质的接合，则于种族的发展上，最为有利。就文化言，情形亦复类似。内容相异的两文化结合，常发生优秀的文化；但两文化的程度高低，不能相差过甚。如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结合，产生西洋近代的文化，这是历史上已经证明的。东洋文化和西洋文化结合，产生未来的新文化，亦为吾人所希望。至其他民族与东西洋文化的程度相差较甚的，由结合而产出新文化的可能性殊缺；与高等文化接触后，其固有的劣等文化渐渐地被淘汰罢了。

人口的增加，不能不受生存资料的限制；有时因生存资料的不给，起停滞或衰灭的现象。文化内容的增加，行于一定限制之下，其情形亦复相同。原来文化内容的增加，不能不依赖于个人的和团体的活动，这活动的动机为向前发展；而社会中一般的个人，具这倾向的很少，宁持反对倾向的为多。现在文明社会中的各个人，追求新事物，有向进步的倾向，固属事实。然在原始社会中，各人的性质，均极保守的；一切变化的事物，皆所嫌忌，既得相当的生活后，唯愿休息与安逸，活动力甚微。进取的意志，在彼等的心意中，常为睡眠的状态。这并非和人种或地理上有若何关系，就是今日最进步的西洋社会，追溯其过去的历史，亦无不具保守的倾向；其不绝的活动与前进，尚属近代之事。总之，人类的富有保守性，夙为社会学者所认知。此保守性能使社会的变迁不致过于剧烈，固有的文化，实赖以保持；然足以阻碍新文化的增殖，使社会起停滞的状态。新文化的增殖既受阻碍，而旧文化的衰退又势所难免；绚烂一时的文化，经过若干年月后，色彩全非，精神已失，成为社会的化石。于是保守主义，一变而为固陋主义，社会遂陷于堕落的境遇。此证之我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的状况，及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的历史，则社会退化的事实，殆不容疑。然则文化的发达，固以何者为原因呢？换一句说，即社会的文化，需在如何状况之下，方能发达呢？这就是社会学者所亟欲解答的问题。前言内容相异的两文化结合，常发生优秀的新文化；则文化相异的两社会接触混合，当然为文化发达的一种条件。但这接触混合的两社会，不可不已有相当的文化；所以这种条件，不能认为文化发达的根本原因。向来进化论者，以为生物的进化，由于生存竞争，又以生物进化的原理，应用于社会；近时社会学者亦大都承认。且以为文化内容的增加，和人口的增加，有互为因果的关系。原来文化为人类劳作的产物，而人类劳作的目的，无非为个体及种族的生活。文化的价值，即以生活的繁荣稳固为标准。一社会的文化，既达某程度，足以维持其繁荣稳固的生活时，则其人口必不绝的增加。是以文化的增殖为因，以人口的增殖为果。但人口的密度，达于某定量以后，社会的生活，渐感困难；非有更高的智德以发展其生活，则势将不能维持其生存。于是生存竞争，渐渐剧烈。一部分生活尚感宽裕的，当然讴歌固有的文化，努力保持；且踵事增华以表示其优越的地位。一部分生活困难的，当然固有文化的缺陷，批评指摘，希望革新；或且厌恶固有文化的压迫，施种种破坏的手段。此时社会内各个人的心意，因交涉摩擦的结果，差异渐大。这心意的差异，起种种的特殊化，实为文化发达的征兆；亦即社会变动的原因。我国历史，当承平日久，衰乱将作之时，往往有几个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出现；忠义激烈之士、豪侠放任之徒，以及特立独行、隐居避世之流，更所在多有。如春秋战国时代以及汉唐宋明的末造，在我国文化史上均为重要时期。这时社会既起了变动，若依正常的发达，则变动的结果，当然形成新文化，以容纳更多的人口。是以人口的增殖为因，以文化的增殖为果。但有时社会不依正常的发达，经剧烈的变动以后，文化的革新很为微少；大体上却灭杀多数的人口，以回复固有的文化。就社会言，则前者为进步，后者为停滞或堕落；就文化发达的方式言，则前者为上升的方式，后者为复归的方式。实际上文化的发达，决不是依单一方式的，概为上升和复归的两方式互相结合的。若结合停匀，则一方上升，一方复归，便成螺旋方式。社会学家常谓“文化发达成螺旋方式”，即由于此。但这不过就大体上说，文化发达的步骤，很不齐一。有时上升较多，复归较少，即可认为上升方式；若上升较少，复归较多，即可认为复归方式。如西洋18世纪以来的文化，大致是依上升方式的；我国自秦汉以来二千年间的文化，大致是依复归方式的。文化发达的原因，既在人口的增加；何以同一原因而发达的方式不同如是？社会学者，对于这问题解释，大略如下：

现时社会学者，把文化发达方式的不同，推原于文化性质的区别。精神的文化，关于真的方面，以理智为中心的，由新陈代谢的结果，常依上升方式进行。关于美善的方面，以情意为中心的，没有新陈代谢的现象，常成复归的方式。这见解，很有研究的价值。我们人类，由原人或幼儿时代非理智非道德的生活，进化为现代成人的理智和道德的生活。就智性方面考察，则由感觉、知觉等感性方面，向构想、思想等理性方面进行；情意方面考察，则由自利及憎恶等反社会的方面，向利他及友爱等社会的方面进行。所谓文化上升，实以理智和社会情意的上升为要素。这上升的原因，就生得性言，则由于淘汰，即智德程度较高的，在生存竞争上当然获得优胜地位，留遗子孙；智能低下或品性不良的，受自然或人为的惩罚，渐被淘汰。就习得性言，则起于环境与经验，由经验的结果，凡理智较敏社会情意较强的，个人及种类的生存上，均为有利；所以学习、教育、修养、训练的目的，无非在开发理智，抑制其反社会的情意，保持其社会的情意。照这样说，不但理智是上升的，就是情意也是上升的。不过理智的上升，其地位较为确实。上智的禀质，除受病毒的侵害外，不至降为下愚；获得的智识，除偶然遗忘以外，概积贮于个人或社会的心意中，且为将来获得新智识的基础。现时物质科学、社会科学，较之百十年前均已进步，这并非现代人的知能，胜于前人；乃从前人已获得的知识上，更加努力，其成绩乃超出古人以上。至社会情意的上升，则殊不确实；因环境的变迁，容易发生反对的倾向，成复归的方式。试观现代文明国民，其心意中仍含有野蛮的性质，受环境的刺戟，偶然发作，其狞恶几与野兽无异；可见情意的生得性是不确实的。至于借修养训练，以保持一方面的情意，抑制反对方面的情意，这保持和抑制的努力，偶然弛缓，即为环境所牵制，所保持的随即亡失；久被抑制的情意，忽大逞其势力。孔子所谓“操则存舍则亡”，朱熹所谓“一日看除目三年损道心”，都是表明情意的不易制驭。可见情意的习得性，也不很确实的。西洋18世纪以来，文化的上升，概属理智的方面，尤其对于物质的成果，使人类生活的资料增加，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口；这种效果，决非仅仅努力于精神的事物者所能几及。冯德氏谓“通观人类的历史，凡努力于物质方面的，概有利有效；其不然的，虽耗费精力，所获结果，不过阶级制度、压制政治与隐遁生活，印度即为最好的适例”。此种唯物派的论调，吾人不能不认为事实。又精神方面，亦赖理智的进步，使个人生活与种类生活，互相调和（在原人时代，社会情意的表现，范围极狭，范围以外，概视为仇敌，取争斗的态度。人智渐进，始知欲谋自己的福利时，不可不顾全他人的福利；更进而知自己若能辅助他人，予以福利时，他人亦将辅助自己而予以福利）；以交换的协助，代相互的争斗。所以情意的上升，实赖理智的导引。鲍特文氏谓“社会进步的本质，在智性内容的思想。智性的发达，又促道德感情的发达，使社会向于伦理统一的目标”。盖理智明确，则情意自然受范。西洋近世纪的文化，实以理智的开发为主。我国数千年来理智的进步极少，唯努力于情意的陶冶，养成和平恬静的民族性，此种文化，于人类的生活上原有很高的价值。无如人口增殖的结果，其和平恬静的情意，常为生活困难的环境所压迫；至压迫已甚时，不能不骤起反抗，向反社会的方向进行，以减杀其过剩的人口。所以一治一乱，几成历史上的通例。近来因外国工商业的压迫，生活愈感困难。输入的西洋文化，于物质方面落伍已久，不能遽获成效，以纾目前的危难；而精神方面，则因固有的理智，被其破坏，不足以制驭情意，放恣益甚；遂倒转方向，向反社会方面进行，以至破坏始于家庭，战争遍于全国，恶感蔓延于各阶级间。不但文化的堕落可忧，恐社会亦将因此而崩坏。处此时势，欲谋救济的方法，唯有开发理智；于物质上谋生活资料的增加，于精神上求固有文化的充实。这是就我国的现状而言。更就全体社会言，则人类的理智，若仅仅努力于物质的方面，而于陶冶情意的方面，不加努力，则财富适为战争的媒介，科学反为杀人的工具。欧战的惨酷，可为殷鉴。至于因人口增殖而起的生存竞争，不但努力于精神方面的，没有消弭的方法；即努力于物质方面的，亦终必穷于应付。盖人类的理智，虽可以无限上升，而自然界的资料，足以供给吾人生活上的需要者，究有限量。马尔桑斯人口论中所谓“人口常有食粮以上增加的倾向”，吾人不能不认为事实。此重大的社会问题，不论物质科学上或精神科学上均没有解决的方法。一部分的社会学者，欲以节制生殖，解决此广大问题，但在人类的智德尚未完成以前，贸然提倡此种违反自然的方法，恐适足以招文化的堕落，致社会的衰残；吾人殊不能遽与以赞成云。

4．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

何谓社会问题，乃社会进化的过程中所现重大的事象，有不合于吾人理性的，吾人由理性上要求其合理化；因而发生如何使其合理的问题，以考求其解答的方法。其中主要的问题，即为人口问题。盖人口的增殖，若超过食粮以上，则人类的一部分，必致失其生活，此事象即大不合于吾人理性的。他如妇女问题、军备问题、人种问题等，皆属现代的社会问题，其范围殊为广漠。但经济学上所谓社会问题，乃广义的社会问题中的一个问题，即所谓劳动问题。这劳动问题，在现代工商业国家的种种社会问题中，占重要的地位，其关系且遍及于世界各国。所以现代所谓社会问题，就是专指劳动问题。这问题因何发生呢？原来经济的生产，以土地、资本、劳力三者为要素。当古代人口尚未稠密时，各人得占有相当的土地，备少许的资本（如农具、肥料、庐舍，及劳力所需的生活费等），即得使用其劳力，以从事于农业。其经营工商业的，就农业所生产的原料品上，施以相当的劳力，以增长其价值，固无需于土地；即所需的资本，亦决不如今日的巨大。所以古代的人，各得随其劳力的多少，获得生产物以为劳力的酬报。这时的社会，为发达生产，奖励劳动起见，使各人的生产物为各人的所有，且得以其所有传于其子孙；财产私有制度及财产世袭制度，乃因此而确定。其后因人口的增殖，生活竞争的剧烈，在这种世袭的私有财产制度之下，发生种种的阶级：1．为特权阶级，即凭借武力或其他势力，在社会上获得特殊地位，以攫取农工商业的生产物。如古代的王公贵族等，经过政治革命以后，名义上虽已消灭，但实际上此种势力，仍未绝迹于社会。如军阀、官僚、劣绅、土豪等，在我国犹占上层的地位，往往占有巨大的土地和资本的。2．为资产阶级。如地主，为土地的所有者；对于使用其土地的劳动者，收取一部分的生产物，以为租息。又如资本家，为工商业中生产用具及生产机关的所有者，或流动资本的所有者。前者常购入劳动者的劳力以获得生产物；后者常贷出其资本于工商业中，以获得利息。此等资本家的一小部分，为增加其资本起见，常营精神的劳动，以发展工商事业，于生产上殊有关系，称为企业家；但大部分为不劳而获的。西洋的工商业国家经政治革命以后，这阶级最占势力，居社会的上层；又因机械发明产业革命的结果，资本愈多的获利益厚，所以这阶级的势力也愈大。我国工商事业，既没有西洋工商业国家的发达，资本亦没有他们的雄厚，所以资产阶级的势力也没有他们的伟大。3．为中产阶级，即有较少的土地或资本，借劳力以从事生产，如自作农、小工业、小商人等，在社会上居中等地位。西洋工商业国，因产业革命的结果，小资本的工商业家，均为大资本的所压倒，小地主亦渐渐为大地主所兼并，失其耕地；中等阶级，澌灭殆尽，降入下层阶级中。现在的中产阶级，乃产业革命以后仅得残存的，尚时时受资本主义的压迫，而倾向于保守。至我国的中产阶级，则受西洋资本主义的影响，因机制品的输入，手工业大部分消灭，小商业的大部分，亦成为外国制品的贩卖者。唯农业尚能维持旧状，除闽、浙、湘、粤四省以外，自作农尚多于赁作农；全国统计，自作农尚占50%。4．为无产阶级，既无土地，亦无资本，仅借劳力以从事生活；如赁作农、劳工及工商业使用人等，大都售出劳力以获取工资，为佣赁的劳动者；在社会居下层地位，人数较多，生活较难。其有劳动的能力与志愿，现无劳动地位的，为失业的劳动者，生活尤为危险。此等劳动阶级，在西洋工商业国中，有巨大的团结，与资产阶级对立，屡起同盟罢工，反抗资本主义，以求地位的增进与生活的改善。至怠惰浮浪，不愿劳动，或不营正当劳动的，在社会上本无要求生活的权利；但事实上彼等不能不要求相当的生活。吾国现时因教育不普及，社会秩序不安定之故，此等游民，所在多有；所以西洋各国的社会问题，为劳动问题，而我国的社会问题中，游民的生活问题，实较劳动问题尤为重要。

现代的社会内，因经济上的关系，发生种种阶级，遂酿成种种弊害。其显而易见的：1．为生活资料的浪费。即特权阶级与资产阶级，既无须劳力，可以获得巨大的生产物，遂为过度的享用，尤其在现代物质文明的趋势中，穷奢极侈，唯意所欲。此等奢侈生活，虽亦有奖励生产的效益，然自然界中，可以供给人类生活的资料有限，盈于此必绌于彼；下层社会的生活，因此遂愈感困难。“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凡具有理性的人们，没有不抱此等感叹的。2．为犯罪的增加。下层社会，因生活困难，及智德程度较低，犯罪的增加，固无待言。即上层社会，亦因纵恣与贪欲之故，道德日益堕落，且凭借势力，益复肆行无忌，其犯罪的行为，亦因此增进。总之，社会内贫富的悬隔愈甚，则欺诈、窃盗、伤害的罪恶愈炽，警察、监狱等费用愈大，而社会所受的损失亦愈多。3．为生产的不经济。在资本主义下的生产物，概为商品，其生产目的，仅以在市场获得顾主为主。因而表面的装潢，广告的传达，繁盛地点的占定，店头窗饰的铺张，一切消耗的价值，占商品价值的大部分；生产物的价值因此增高，而对于生活上的效益则反低减，甚至欺蒙赝造，于生活上发生危害。4．为商品的生产过剩和恐慌。大凡机械制作，对于同一制式的商品，出产愈多，成本愈低，获利愈大。所以近世工场，概以巨大的资本，备多数新式的机械，为大规模的制作，能在短小的期间，产生多量的商品；因而生产常超过于需要，商品遂不免积滞。又因机械的设备，已抛巨额的资本，若停止工作，损失太巨，不得不勉强维持。同种的商品，遂愈积愈多，即成生产过剩的现象。且因市场的需要，不能预定；当需要偶然旺盛时，各工厂互相竞争，扩大其生产力，使生产的商品多多益善；迨需要低减或竟歇绝，此过剩的商品和扩大的设备，均等于废弃，使社会上负莫大的损失。此时资本家大半破产，劳动者多数失业，经济的恐慌，即因此而起。5．为资本的集中和劳动者的贫困。在资本制度下的工商事业，各以资本互相竞争，大公司、大商店、大工场的兴起，使小公司、小商场渐归消灭；其结果使社会内的财产，逐渐归并于少数人的手中，例如美国财产的17%为9%的国民所有，其余91%的国民，仅有29%的财产；英国国民的90%仅有财产总额的8%，其余10%的国民有92%的财产；最富的，以2%的人口占67%以上的财产。资产阶级人数的减少，中产阶级的逐渐消灭，其结果皆加入无产阶级中，希望为佣赁的劳动以生活，成所谓“产业的预备军”。但工商业的资本愈伟大，则机械的设备愈完全，劳力的需要愈减少；此时要求劳动的人数愈多，供过于求，工资自然低落，劳动者乃陷于极端贫困的境遇，对于资产阶级，怨繁滋，组织劳动团体，同盟罢工，不惜破坏生产以与资产阶级对抗，演成阶级争斗的惨剧。6．为经济的侵略和战争。产业革命以后，生产过剩的商品，演成经济的恐慌。于是工商业国家，为维持资本救济失业起见，不得不寻觅市场，以销行其商品于世界，工商业未开发的国家及民族，乃受其侵略。以军事外交的方法，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种种的权利，以垄断其工商事业，此等国家，遂被其破坏，成为彼等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其民族受其压迫，一切生产事业均被其攘夺，陷于贫困与扰乱；世界内的国家与民族，大半为此帝国主义所蹂躏，致灭亡的惨痛。而帝国主义的国家间，又以竞争市场的缘故，起剧烈的争斗。由关税竞争进而为军备竞争，以军事为商业的后盾；其榨取于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资金，悉数投入于军备中，双方的资本家与劳动者，均疲敝而毫无所获，乃为收拾此等局势之故，不得不出于一战。武装和平破裂以后，资本家既悉索敝赋以担负军事上的费用；数千万的劳动者，乃抛掷其生命于狂烈的炮火中，演成世界空前的惨剧。以上所述，均为现时资本制度的社会中所必至的弊害；所谓社会问题，就是如何改变现在的制度，以免除此等弊害的问题。

对于上述的社会问题，予以答解的方法，其主要的可分为三种：1．为个人主义，2．为社会主义，3．为社会改良主义。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由个人绝对自由的理想，对于现代的社会制度，主张放任，不加干涉。法人鲍留（Leroy－Beauheu，1843—1916）氏谓“社会问题非人为的所能解决，须俟自由与时间”。这就是个人主义者对于社会问题所表示的态度。经济上个人主义的先驱者为法国费西阿克兰学派（Phyiocrates）。此派学者谓“社会内各人的不平等，由于人类生得肉体的精神的差异，无可如何。若由国家干涉以排除此不平等，乃违反自然，有百弊而无一利。国家的机能，以保护个人生命财产为止；自由竞争的促进，为最良的产业政策”。此派学者，原为反对当时贵族僧侣干涉市民的产业而起。总述此派的学说，集其大成的为著《富国论》的英人亚丹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其大旨谓“国家当努力以促进个人的自由竞争，其任务在自由的维持。若对于个人的事业，加以监督及指导，以迎合社会的利益，是无益的。凡个人为对于其自己利益的最能通晓者。利害的考量，一切可放任于个人。个人从其所好而行动时，则依自然法的支配，早晚必就最良的途径，得最健全的发达。社会的利益，不过个人利益的综合，个人发达的结果，社会也当然发达的”。斯密氏殁后，其学说支配西欧的经济学界，称为正统学派。此派的末流，以个人主义的经济观为万世不易的大原则，应用于现代的社会问题；对于工场法，对于职工组合等，均以侵害个人的自由，力持反对，极力为企业家利己活动的辩护，不顾劳工的惨状，遂被世人斥为“黑暗非道的科学（dismal and inhuman science）”。实则当时在社会下层的第三阶级（市民），受第一阶级（贵族）、第二阶级（僧侣）的压制，故此派学者鼓吹个人的主义以图挽救。迩来阅年百有五十，当时在社会下层的第三阶级，一跃而升社会的首座，新生的第四阶级（劳动者），压迫于彼等势力之下。现代的个人主义者，乃墨守其相传的学说，违背其创作的精神，以为资产阶级的庇护。然则误天下后世的，并非亚丹斯密，乃效法其学说的门徒。关于社会问题主张自由的，其结果常不得自由，盖强者与弱者间的自由，其必终于不自由；是无待言的。

现时所谓社会主义（socialism），乃对于个人主义而起反动的学说。此学说以人格的平等思想为基础。彼等要求平等，虽彼等亦多要求自由；若二者不可得兼，不得已而去其一，则宁舍自由而取平等。社会主义者所要求的平等，非法律上形式的平等，乃是经济上实质的平等。推原现代经济上所以不平等的原因，乃由生产者与土地及生产用具分离而起。欲要求平等，非将这已经分离的仍使之结合不可。没有土地的农民，使其有可耕的土地与耕作的器具，成一个独立的自作农。工业的劳动者，使其有劳动的工场及器具、原料等，成一独立的工业者；即使各人皆有相当的财产，为适宜的劳动，称为资产分有主义。此主张的有名者，如法人蒲鲁东（Proudhon，1809—1865）氏，彼曾有“所有者盗也”的一语，为世人所知。但彼所反对者为不劳而得的所有，至劳动结果的所有，则为彼所是认。彼反对私有制度的废止，欲各人均有多少的资产。彼以现在的私有，为强者对于弱者的榨取；然共产主义，则为弱者对于强者的榨取，故彼谓“共产主义者抑压与隶属也”。彼的主张，在回复中世小农业小工业的状态，其思想影响于法人颇大。所以今日的法国，在文明诸国中，小农业小工业较多。但此种分有主义，就近世大经营的发达上观察，殆无实行的可能。例如铁路、矿山、造船所等，使为劳动者所分有，使各别的生产者与生产用具结合，实为技术上不可能的。生产者与生产用具，既不能为个别的结合，则唯有将生产用具不使为个人所有，而为地域团体（国家）或职业团体（劳动组合）所有。主张为国家所有的，为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这主义的先驱者为法国人圣西门（Saint Simon，1760—1825）氏。效法而完成其学说者为西门派。主张废止私有财产制度，而为国有财产制度；但生产的分配，不主张绝对平等，而主张比例平等。其伦理法则的第一义，在“各人随其能力以就职业，称其工作以得酬报”。至法人福利叶（Pourier，1772—1837）氏，亦主张地域团体的社会主义，唯其地域较狭，团体较小，仅于方一哩的土地上，以千八百人至二千人建筑共同家屋，为共同生活；其共同生产物，除维持团员最低限度的生活外，余者依比例分配于资本、劳动及经营者。此等社会主义，仅主张土地、矿山、工场、机械等生产用具的共有，而承认消费财可以私有的，皆可称为集产主义（collectivism）。若把消费财的私有，也全然废止，共同生产，共同消费，全无彼我的区域时，称为共产主义（communism），通常也称社会主义，乃社会主义的狭义。其中派别很多，如希腊时代柏拉图氏所著的《理想国》；英人多马斯莫亚（Thomas Moore）氏所著的《乌托邦》，及法人凯白（Cahot，1788—1856）氏所著的《依加利亚旅行记》（Voyogeen Jearie）等，都是依共产主义的理想，描写新社会的状况。现时称这一类空想的集产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理论的社会主义。

至德人马克思（Marx Karl，1818—1883）氏著《资本论》，始把社会主义的理论，予以科学的基础，因此世人称马克思主义为科学的社会主义。此主义以唯物史观为基础，谓“社会的制度和社会的生产力，有密切的关系；新生产力获得，生产方法改变时，一切社会制度也被更变”。其友恩格斯（Engels）氏，谓“今日的社会组织，乃现代霸者的市民阶级所建设，以适合于市民阶级利益的生产形态，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形态为基础。此生产形态，其初由反抗中世特权制度的产业组织而发生；市民阶级，实打破封建制度，构成‘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于其残骸之上，实现自由竞争的天下……然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下急激发达的生产力，渐至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内固有的界限相抵触；因而今日的生产力，乃打破今日的生产关系，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此生产力与生产方法间的矛盾抵触，决非人类思想的产物，乃现实的事实，与人的意志并行，为相离而独立的客观的存在。所谓社会主义，无非此现实的大矛盾，反射于人类的思想；而最切实受此反射的，就是在这矛盾下受苦最大的劳动阶级”。这都是说明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关系，至现代社会的矛盾和这矛盾何以驱资本主义的社会，使发达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则详于马克思氏的《资本论》中，而以“剩余价值论”及“资本主义破灭论”为主要。原来商品的价值，本以生产这商品的劳动量为标准。所谓劳动量，乃以具普通体力和熟练的人，借时代中机械技术的帮助，生产这商品所需的劳动时间而定劳动者所生产的劳动量，若适等于劳动者自身及其家族的生活资料内所需要的劳动量，则劳动量的生产和耗费平均，无所余剩。但机械愈发达，生产力愈强大；则生产的劳动量超过于劳动者所耗费的劳动量愈大。就现时美国的生产力而论，一人每日只需劳动二小时即可以产出其本身及家族的生活费。设一人每日劳动n小时，可以产出其本身及家族的生活费，今乃每日劳动n＋m小时，则此m时间内生产的劳动量，称为余剩价值。资本家购入劳动者的劳力，使其产出n＋m的劳动量，而给与其本身及家族的生活费即n的劳动量，以为佣资，其余剩的价值，悉为资本家所得。资本家的资本，因此愈积愈厚；益益改良其生产方法。因技术的进步、分业的完备、机械的改良与扩大，使生活所需的劳动量益益低减，余剩价值，益益增大。资本家的利润愈厚，而劳动者因人口的增殖，求得佣资劳动的人愈多，佣资的增加殊难。且因机械的进步，使用劳力愈少，劳动的地位益益不安。这种状态就是马克思氏所谓“对于资本家的资本蓄积而生的劳动者的贫困蓄积”。劳动者既生产n＋m的劳动量，而耗费n的劳动量，则所余m的劳动量所形成的商品，虽为资本家所有，然大部分停积于市场，以求顾主。贫困的劳动者，为购买力所限，无从染指。彼等以廉价多卖的手段，极力扩充市场，但市场的需要，自有限度，到底对于无限生产的商品，欲永久维持其足酬原费的购买力，为势所不能。于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为其经济组织中固有的矛盾，而叠起恐慌的结果。中小的资本家破灭，使无产的群增大。迨资本主义的矛盾已达极端，一方仅少数的资本家，一方为无数贫困与饥饿的劳动者；社会的不安已有不可终日之势。加之经济界屡次恐慌，企业家的无能已尽情暴露，证明其不适于社会内大生产的管理。同时大企业内僚属制度的发达，证明由佣赁的使用人料理社会经济，为事实所可能，无须烦企业家之手。事至于此，国家不得不将生产机关，收为社会所共有，以解释生产关系的矛盾。资本主义于是破灭，无产阶级无抵触无争斗的社会主义的社会，于是出现。以上为马克思主义的大要。马克思氏以前种种社会主义的派别，自此全归注于马克思主义的大潮流中。所谓社会主义，仿佛就是指马克思主义而言。但马克思主义会合各派以后，其自身却又生出种种派别来。最先分出的为修正派马克思主义，其次为工团社会主义和业团（guild，基尔特）社会主义。

修正派社会主义（revisionism）起于德国。在马克思时代，德人拉萨尔（Lassalle，1825—1864），反对德意志的帝国主义，欲以民主主义谋社会的改革，创立德国劳动协会，期普通平等直接选举法的实现，为德国民主社会党的嚆矢。其后民主社会党采用马克思主义，以劳资的争斗，势不得不成为一种政治的争斗，非劳动阶级掌握政权，则社会主义不能实现。其时党内的理论家颇注力于马克思氏和恩格斯氏言论的解说。于是党员中久著劳绩的勃林斯坦（Bernsteim）氏，为完成马克思学说起见，提出修整主义。此主义的要点，在以民主主义增进民众的政治势力，以立法手段使社会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虽主张暴力革命，但同时亦屡次说明在某种情事下，和平手段未尝无效。恩格斯氏则更进一步，谓“旧式的叛乱，即以堡垒为最后决定的市街战，是时势中最落后的”。又谓“奇袭的时代，即由少数的自觉者立于多数无自觉的民众前头，而行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自勃林斯坦氏提出修整主义后，修正派的是非问题，即社会主义的革命非革命问题，大起党内的疑议。德国南部的社会党，其领袖者本提倡社会改良主义的意见，遂以勃林斯坦氏的述作，为此派理论的基础；而全国多数党员，犹非难修正主义，于1901年至1903年大会时，为反对的议决。迨1905年俄罗斯起革命，民主社会党的左翼，概倾于无政府主义，及革命的工团主义，中央派乃与修整主义接近。大战经过后，此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仍占优势。

工团主义（syndicalism）则起于法国。自马克思主义输入法国后，信奉此主义者，组织一劳动党。但因法国国民中，经营小农业小工业的较多；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于中小经营被大经营压倒灭亡后，方能实现，其不为中小经营者所欢迎，固属当然之事。劳动党为联络独立农民起见，定农业纲领，为自作小农谋境遇的安固。不慊于此等主义政纲的党员，遂脱党独立，至19世纪末年，法国社会党已分裂为六派。1905年重复并合，称合同社会党；表面虽标榜革命及阶级争斗，实际上已近于社会改良主义，在议会上占有相当的势力。法国一部分的劳动者，对于社会主义的软化倾向，殊不满意；以为“社会党员从事于议会运动，欲招集多数的投票，则对于选举人不得不让步，欲在议院内占有势力，则对他党不得不妥协；于是社会党的纲领，不得不有所迁就。且从事于议会运动的，概非劳动者自身，至另行发生社会主义的政客，此等政客，既不与劳动者接触，不理解劳动者的情感。与其欲求使腐化的社会主义再得生命，则劳动者不可不弃政党而自行团结”。工团即由此发生，其团员概为佣资劳动者，其主义在以工团自身的实力，贯彻其要求，而不依赖议会立法的迂回途径；其唯一的武器，为同盟罢工及作业阻碍（sabotage）等直接行动。所以工团主义属于革命的社会主义，其理想的新社会，没有政治的国家存在。以谓“生产机关若收归国家，则其结果仅以官僚派代资本家，管理生产，劳动者仍终身为赁银的劳动生活”。故其唯一的政治形式，是由劳动者直任产业的管理。现时抱过激思想的劳动团体，如俄国的多数派（bolsheviki鲍尔希维派即列宁派）、美国的世界产业劳动团（I．W．W．＝The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都是受工团主义的影响。英国的业团社会主义，即基尔特社会主义（guild socialism）亦颇与工团主义相类。英国在中世纪中已有业团（guild），为同业者结合的团体，无雇主佣工的区别；18世纪以后，工业发达，遂变为工人所组织的业团，称职业同盟（trade unions），其目的在维持工资并防止工作时间的过长；其组织仅以同一职业中的工人为限，与工团主义本不相同。近二三十年间，社会主义者，乃欲把中世纪的业团观念，应用于近代工业制度中，使各种产业各由其业团管理，联合各业团以管理全国的生产；其主张以生产机关归职业团体管理，与工团主义相同。但工团主义于经济事务以外的政治事务，亦主张由工团办理；业团社会主义对于政治事务，仍主张归业团以外的机关管理。前者与无政府主义接近；后者则与国家社会主义接近。盖国家社会主义，主张以生产机关为地域团体即国家所有；工团主义主张以生产机关为职业团体即工团所有；而业团社会主义，则介于地域的社会主义和职业的社会主义的中间。马克思主义本为国家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及业团社会主义，虽由马克思主义推演而来，而主张不同。故世称此等主义为革命的修正派，而称前述的修整主义为和平的修正派。

至无政府社会主义，虽创始于法国蒲鲁东氏，但是蒲鲁东氏主张资产分有，非共产主义，已述于前。主张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为俄国的巴枯宁（Bakunin，1814—1876）氏，及克鲁帕金（Kropotkin，1842—1921）氏。巴枯宁所著《上帝和国家》，号为无政府主义的圣典；主张人类的自由，无论为人的或神的，为集合的或个人的，都没有受他强制的理由。克鲁帕金承巴枯宁之后，奉行他的主义，被称为“无政府共产主义之父”。其学说中关于经济生活的情形，由成年的人，各拣择所喜欢的工团，由契约加入，担负每天按时工作的义务。社会和团员所结的契约，应当说“我们的住宅、店铺、道路、交通机关、学校、博物馆等，君得以任意使用。我们所求于君的，从20岁到45岁或50岁，每天需费去四时或五时，从事于生存上所必须的工作；其余时间，一任君所欢喜，或者休养，或者从事于艺术，或者研究科学，或者和志同道合的人协力工作。我们所求于君的，一年间不过1 200～1 500小时，在那从事于衣食住的生产，或者公众卫生、运输等团体中工作罢了。对于这个工作，我们可以保君享受这些团体里面已成或者未成的一切生产品”。至于富的分配，自然遵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格言。社会把所有的生活资料，尽量分配于各人，有余的宜任各人使用；没有多余的，就为有限制的分配，务期得适当的比例。如果某种消费品，因为不足，欲行酌量分配的时候，宜先给与需要最急的，例如山羊乳在不能任各人自由消费的时候，宜先分给病人和乳儿。总之共产主义主张平等，而无政府的共产主义则更主张绝对的自由。前者主张生产机关为国家所有，是国家万能主义；后者排斥一切威权和一切政府形式，欲把自由的契约，来代行政的统制，是个人万能主义。即前者偏重国家，蔑视个人；后者偏重个人，蔑视国家。前者是经济上的革命主义；后者是政治上的革命主义。两者皆欲救济现社会的苦痛，然其结果，则往往以暴烈的手段，破坏现状，致增进社会的苦痛。当初马克思主义者，颇排斥无政府的共产主义，然近时各工团社会主义，颇与无政府共产主义接近。原来马克思主义，虽为国家的社会主义，但非彼等最高的目的；彼等的最高目的，亦在消灭国家，代以一个自由的相互的结社。盖马克思以为国家本为一阶级压抑他阶级而设的机关，至劳动者掌握国家后，压抑和被压抑的阶级区别，已不存在，则国家存立的理由和基础，亦随而丧失。所以国家社会主义和无政府社会主义，实际上仅隔一膜。从来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修正派马克思主义者，以“无政府共产主义否认国家，与马克思的肯定国家相背戾”。俄国列宁氏，则断然否认此说，力言“马克思氏除一时的国家以外，决无肯定国家的意思”；且明言“吾人的目的中，于国家的撤废，与无政府主义者毫无所异”。然则无政府的共产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中终局的主义了。

社会改良主义（social refom）主张经济上的自由，但不如个人主义者承认绝对的自由；又承认个人的平等，但不如社会主义者主张划一的平等。这主义反对正统学派的个人主义，承认社会主义的根本思想，以现时的社会组织为不完全，且确认其病根所在，采用社会主义的原理为其治疗的方法。由国家的干涉和法律的限制，除去自由契约所生的弊害，救济劳动阶级的惨状，以缓和阶级的争斗。唯不欲覆灭资本主义，废除私有财产，以压抑个人的自由。他们主张现社会的经济制度依旧保存，只防止自由竞争的弊端；不求利己心的全灭，只助公共心的发达。一面图谋个人的充分发展，一面凭借国家的权力，对于现代的社会组织，施以适当的改良，渐渐地解决社会问题。即社会改良主义主张改良而不主张革命，主张资产节制，而不主张破坏。这主义起于德意志，最先提倡这主义的，大概是德国各大学的教授。反对他们的新闻记者，称他为讲坛社会主义（katheder sozialis），以为系学者的空论，寓讥笑的意思。其后各国政府，多有采纳这主义，以定为政策的，称为社会政策（sozialpolitik）。吾人对于这主义所根据哲学上或科学上的理论，姑置不说；仅就社会政策的纲领，述其大要。社会政策的纲领，大要有二：第一为产业自由的维持。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以自由竞争为大本，竞争为诱发吾人努力的条件中最显著的，努力为进步的原因。故欲计社会的进步，宜促进自由竞争，极力发挥个人的力量才能。欲促进自由竞争，须先保私有财产的安固；盖经济上的竞争，发于利害观念，而经济上的利害观念，胚胎于私有财产制度。利己为人类经济行为有力的动机，决不能否定的；国民经济的进化，社会文化的发展，非立其基础于私有财产的制度上，使个人有切密的利害关系，决难望其成功。故私有财产，不能不是认。既是认私有财产，则收入及财产的不平等，亦不能否拒；所谓不劳而得，亦决不能免除。且既是认私有的财产权，则财产的相续权亦不得不是认。刺戟人类的劳动心、企业心、贮蓄心的原因虽多，然希望子孙的繁荣，实为其主要之一，殆不容疑。财产相续制度，实为各人欲充足此通共的要求而存在；若否定这制度时，减杀各人的勤勉心，因而阻碍国民经济的发达。至因生产资本的私有而起的结果，即不劳而得、贫富悬隔、资本集中等，就今日人文发达的程度而言，亦不宜加以禁遏。盖现在的人类，希望获得巨大的财富和享乐的生活，实为促进社会物质进步不可缺的大动力；若除去此大动力，则生产技术的进步，报酬渐增的法则，殆无由实现。富豪的价值，其属于自己个人的，可置不论；其属于社会的，为刺戟人类勤勉努力的目标，亦有深切的意义。且不劳动阶级的存在，就学问、艺术及其他文化发展的源泉上观察，亦为社会中所不可缺的；其利益亦普及于全体社会，使一般人类的生活上进。所以不劳动的阶级，决不能认为无用的寄生物。总之，社会改良主义所以主张产业自由，乃鉴于现在人类一般的性情，以为不维持此等制度，则个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将不可能。但若因此等制度的存在，至阻碍个人的发展，妨害社会的进步，则对于此等制度，自不能不加以制限。盖产业的自由，乃手段而非目的；固执其手段而忘却目的，岂非大愚。所以社会政策的两大纲中，第二为生活状态的改善。即改善劳动的生活状态，使其地位向上增进，得享有人间相应的生活。这生活的保障，就是社会政策对于革新方面最低的任务。这种任务，就劳动者的类别，分为下列几种：1．对于现时从事劳动者，除维持劳动组合的自由，使其依自助的方法以改善其地位外，其低级的劳动者，无自由组织团体的能力，非赖国助不能改善生活时，则由国家制定“国民的最低劳动条件”，以保障其人间相应的生活。2．对于现时无劳动地位者，即对于失业者，以除去失业的方法为主要。列举其事项：（1）规定完备的劳动绍介制度，计劳动的供给和需要的适合。（2）规定国民的最低劳动条件。使不能劳动的为当然的退职，不使寄生的劳动者，妨碍有能劳动者的生活；则社会的职业，集中于有能者手中，减少其失业的机会。（3）减少生产的波动。例如行企业的联合，防生产的过剩，季节工业，务设法延长其生产时期，避劳动需要的不平均。大工业在需要旺盛时，注意生产的过剩；需要疲乏时，以减少劳动时间，增加休日，节减生产，勿骤然解雇，致生多数的失业者。（4）公共团体于工业疲乏时，起浚河、筑路等工事。（5）奖励产业，以增加劳动的需要。（6）实行殖民或移民政策，防止劳动供给的过剩。（7）保护中产阶级，使沦落为无产者人数减少。此外直接间接的手段尚多，不遑枚举。至失业中的劳动者，亦不能不施以救济。列其事项：（1）使职工组合中行失业共济制度。（2）由公共团体营失业的保险。（3）失业者众多时，由公共团体临时开始巨大工事。（4）由公共团体直接予以补助金，但此等方法，须施行得当，勿使有奖励游惰的弊害。此外在执务中因负伤致疾、残废、衰老、分娩等事，而不能劳动者，其保障生活的方法，宜奖励职工组合的共济制度，及制定佣主责任法，并施行疾病保险、衰老保险、养老年金等。其因身体精神本有缺点，不能劳动者，如不具、畸形、白痴、颠狂、盗狂等，则设慈善事业以图救济，但其生活程度，不能不有所制限。若浮浪懒惰，不愿劳动者，则无要求人间相应生活的权利；其处置的方法，不属于社会政策范围以内。总之，社会政策，分为自助和国助两种：如产业组合、职工组合等，皆属自助的方法，其所得效果，最为确实而安全。唯劳动者非加入自助的团体，自不能得自助的利益。而就现社会统计，得加人是等团体的，常不过劳动者的一小部分。所以劳动者生活，不得不借国助的方法，以为保障；而女工、幼工、低级劳动者，殆无讲求自助方法的实力，则国助尤不可忽。社会改良主义中，主张自助的亦称自由的社会改良主义；主张国助的，亦称保守的社会改良主义，或国权的社会改良主义，又称官僚政治主义。而国权的社会改良主义中，激进的一派，则主张铁路、矿山、银行、海运等禁止私营，和国家社会主义相同。至社会教育，则又为社会改良主义的要点。无论自助国助，凡一切社会政策，非由社会意识的一致，不能奏效。而指导社会趋向的，除社会教育以外，无他道。基督教徒欲以基督教义应用于社会问题，亦为社会改良主义的一派，称为基督的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