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及其意义

前言：问题的提出及其意义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到了严重的挫折，马克思主义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它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的“解毒剂”受到了普遍的怀疑。在这一背景下，“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和必须予以回答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走近马克思”、“走进马克思”、“回到马克思”、“回归马克思”成为理论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无论是“走近来”还是“走进去”，无论是“回到”还是“回归”，其最终目的是要向人们展现一个“本真”的马克思，“原汁原味”的马克思。应该说，这一研究工作是有意义的，并且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学者们从不同的理论视角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质，一批有价值的学术专著相继问世，有关方面的学术文章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但细心梳理、仔细研究，我们就会发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的探讨，有一个视角被人们忽略了，也可以说是被遗忘了，这就是从马克思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的角度来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实质。

费尔巴哈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杰出代表，他在黑格尔哲学占统治地位的德国第一个举起了感性的大旗，批判了唯心主义，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对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起到了重大的解放作用。正像恩格斯在晚年回忆那段历史时所说的那样，“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在“我们那个狂风暴雨时期，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1]马克思本人更是对费尔巴哈哲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他为“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打下了真正的基础”，只有费尔巴哈的著作才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之后包含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费尔巴哈“真正克服了旧哲学”。^[2]这样一个在哲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马克思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家，我们理应研究他的思想，研究他与马克思的关系。恩格斯就曾为自己和马克思长时间没有机会回顾费尔巴哈而感到内疚，晚年以名著《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偿还了这笔“信誉债”。但我国学界长期以来恰恰忽视了这一领域，几乎从来没有形成过讨论的热点，可以说也是欠了费尔巴哈一笔“信誉债”。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我国报刊最早出现费尔巴哈的名字是在1919年7月18日的北京《晨报》上，当时把“Feuerbach”译为“霍换尔巴哈”，但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对费尔巴哈哲学“还说不上有什么真正的、实质性的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西方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在众多的西方哲学家中，费尔巴哈却是最少被人关注的一位，其哲学思想也一直没有成为理论研究的中心和热点，这期间谈到费尔巴哈的时候，更多是以一个“陪绑”的角色出现。有学者统计，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近30年的时间里，我国学者发表关于费尔巴哈哲学方面的文章仅为26篇，而且这些文章普及介绍性的多，学术研究性的少。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学术研究春天的到来，费尔巴哈哲学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据资料显示，从1979～2005年这26年期间，我国学者共发表有关费尔巴哈哲学方面的文章160多篇，出版专著7部，费尔巴哈哲学思想曾在“一定范围内成为热点话题”。但研究的视阈不宽，介绍、解读费尔巴哈哲学思想及其对马克思的影响的较多，关于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批判、继承、超越的文章不多，与同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研究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那么，为什么费尔巴哈哲学在我国学界一直备受冷落呢?我认为主要有这样两个原因：第一，认为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肤浅，没有康德、黑格尔这些人的思想深刻。对于这一观点，邢贲思先生早在1981年出版的《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一书中就已指出，并给予了批驳。他说：“经常可以听到一种说法，唯物主义比较浅薄，不像有的唯心主义那样深刻。这种说法对不对呢?至少不全面。”^[3]其实，肤浅还是深刻并不取决于语言的表达方式，玄奥费解的语言不等于就深刻，通俗易懂的语言不等于就肤浅，问题的关键在于它们表达的是不是真理。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思想、“人本学”思想、“感性存在”理论等对当时的哲学界无不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成为人类思想史上的重要精神财富，你能说它肤浅吗?1932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公开发表后，由于马克思在《手稿》中对费尔巴哈的高度赞扬和浓郁的“费尔巴哈痕迹”，使得费尔巴哈哲学再度成为西方学者研究的一个热点。相比之下，我们却做得不够，这对费尔巴哈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第二，认为马克思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关系是清楚的，没有更大的理论研究空间。传统观点认为，马克思继承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内核”，这个“基本内核”就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即“我们自己所属的物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而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却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4]的思想。马克思将费尔巴哈这个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与黑格尔哲学辩证法这个“合理内核”一结合，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产生了。这种解释无疑是将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简单化、教条化了，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如果马克思从费尔巴哈那里继承的仅仅是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那他完全没有必要从费尔巴哈那里去寻求这种理论来源，关于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的阐释，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那里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同时，如果费尔巴哈哲学仅凭“恢复了唯物主义的”原则，是不可能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产生如此强烈的影响的，以至于他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可见，如果马克思在哲学观上没有一个深层次的变革，而只是将费尔巴哈哲学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和黑格尔哲学辩证法的“合理内核”简单相加，是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那么，马克思是如何实现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的呢?进而，马克思哲学“革命性变革”的实质是什么?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些根本性问题的解答，马克思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费尔巴哈哲学对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究竟产生了哪些影响?马克思从费尔巴哈哲学中吸取的“基本内核”究竟是什么?马克思凭借什么超越了费尔巴哈哲学，并最终终结了传统哲学的有效性呢?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对我们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就明确指出，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之所以优越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就在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人本学唯物主义，“他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5]。19世纪30年代，当费尔巴哈登上哲学舞台的时候，两千多年的哲学发展围绕着哲学基本问题呈现出这样一种理论状况：无论是唯物主义哲学还是唯心主义哲学，囿于“本体论”思维方式，对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均采取了“归并”的方式来解决，即认为对立的两极关系，起决定作用的只能是其中的一方，另一方则必须从它所出、由它规定，最终也必须复归于它。这样做的结果是，在整个哲学史上，一切旧唯物主义抓住自然本体不放，坚持单纯的、自在的客体性原则不动摇，只是用被动的观点去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取消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唯心主义虽然高扬了人的主体性，用能动的观点去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但它们抽象地、片面地发展了人的能动性，因此它们所坚持的也只能是一种单纯的、自为的主体性原则。这样，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就不仅仅是固执于“本原”问题上的自然本体和精神本体的抽象对立，而且造成了思维方式上的客体性原则和主体性原则的互不相容。如何解决这一困惑哲学界两千多年的问题呢?费尔巴哈认为只能从人入手。“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只有在将人理解为这个统一的基础和主体的时候，才有意义，才有真理。”^[6]人是费尔巴哈哲学的基础和核心，费尔巴哈正是运用“人”这一有力的武器攻破了基督神学和思辨哲学这两座堡垒，对旧哲学进行了成功的“改造”；也正是因为费尔巴哈哲学唯物主义思想中增添了人的血液，使得他的哲学大大超出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正如费尔巴哈自己所说，“向后退时，我同唯物主义者完全一致；但是往前进时就不一致了”^[7]；更是因为从人出发来阐释一切问题这一崭新的哲学思路，大大地启发了马克思，也为未来的哲学发展指明了道路。所以，我们认为，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内核”绝不仅仅是一般唯物主义原则的简单恢复，即“我们自己所属的物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而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却是物质的最高产物”^[8]思想的重新确立。更为重要的是一种崭新的看待事物、分析问题的方式、方法的确立，即“人们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决意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意毫不怜惜地牺牲一切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除此之外，唯物主义根本没有更多的意义。”^[9]

人们在研究费尔巴哈哲学时，往往只注意费尔巴哈哲学对“宗教神学”和“思辨哲学”批判的本身，而我们在本书中更多关注的则是他揭露和批判的视角和方法。费尔巴哈哲学的出发点是“人本身”，他借助于人，把宗教从天上降到地上，从天国降到尘世。费尔巴哈批判宗教的重要成果是从宗教的本质中剥离出人的本质，从人的本质异化过程中探索到了上帝存在的根源。费尔巴哈批判思辨哲学的重要成果是解决了黑格尔哲学中思维与存在的矛盾，将人作为理解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基础，走出了唯心主义思辨哲学的泥潭，完成了“从天上降到地上”的革命，建立了自己“正大光明的感性哲学”。

将“感性的人”作为哲学的出发点，这是费尔巴哈哲学对哲学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他为未来哲学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但费尔巴哈是“感性存在”的人，而不是“感性活动”的人。从“感性存在”的人出发去分析社会和历史，其结果必然是人与历史的分离。马克思哲学“革命性变革”的关键在于将人的研究和历史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将人的研究放在历史这个大尺度中进行，对历史的研究通过人的活动来完成。这一理论视角的巨大转换，已经预示着一个崭新的思维方式的诞生。正像恩格斯所说：“自从历史也被唯物主义地解释的时候起，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10]本书正是按着这样一个逻辑思路展开的。

全书以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以“哲学的意义在于思维方式的意义，哲学观的变革实质上是思维方式的变革”这一思想统领全书，围绕“人”这个核心问题进行分析阐释，向读者展现了马克思超越费尔巴哈哲学、终结传统哲学有效性的逻辑脉络，勾勒出了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实质——“实践观点”思维方式的确立过程。全书共分五章。第一章是对学界关于马克思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关系的几种观点的商榷。其最终目的是要向读者阐释哲学观的变革实质上是思维方式的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超越，并不是几个原理、观点、范畴的变化，或是在以往的哲学基础上增添几个新的范畴、观点和原理，而是整个哲学理论，包括从对象、性质、功能到观点和方法的根本性变化。马克思超越费尔巴哈哲学的实质既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确立，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现，更不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形成，而是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实践观点”思维方式的确立。第二章阐述的是马克思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的联系，即费尔巴哈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和马克思哲学理论突破的起点。这一章集中解决两个问题：其一，费尔巴哈哲学的理论贡献及对马克思哲学所起的“中间环节”作用；其二，费尔巴哈哲学的理论缺陷，即挖掘他的理论停步的地方在哪里。因为，正是在费尔巴哈哲学停步的地方，马克思进行了一场“从地上升到天上”的革命。从第三章开始，本书从逻辑起点、研究视阈、解释原则三个视角阐释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全面超越。

任何一个伟大的哲学体系，只要是彻底的，都要从一个基本的原则发端，并能以一个根本的范畴正确地表达这一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在费尔巴哈那里是“感性存在”的人，在马克思那里则是“感性活动”的人，即实践中的人。把“实践”从一个从属性的范畴提高到第一和基本的范畴，提高到“首要的、基本的问题”的地位，并依此出发去建立自己的学说体系，揭示人们的认识过程，揭示各种社会历史现象，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终形成的标志。

哲学理论的意义实质是思维方式的意义，一种哲学出现了，它作为区别于以往哲学的新世界观理论，其根本意义就在于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其他哲学的观察世界事物的视角，即对世界的一种新的理解方式。哲学派别的区分根源于此，哲学理论的价值也体现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传统哲学的根本之处就在于“实践观点”思维方式的确立，马克思哲学超越费尔巴哈哲学的实质就在于此，马克思最终能够终结传统哲学、成为现代哲学的奠基人也在于此，马克思哲学的理论特质更在于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上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看待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8、208、218页。

[2]《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96页。

[3]邢贲思：《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3页。

[5]《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2页。

[6]《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81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3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3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8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