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的争论，指明了中国的发展方向

第一节　总结了“古今、中西”的争论，指明了中国的发展方向

中国近现代一方面面临着被帝国主义灭亡、瓜分的危险，另一方面中国社会黑暗，人民毫无政治权利，生活极端贫困痛苦。中国如何才能摆脱被帝国主义列强奴役、灭亡、瓜分，如何才能获得富强、独立、自由、解放，这是中国近现代的中心问题。而要解决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正如毛泽东曾经指出的，必须回答和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¹⁾哲学作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必须回答中国近现代的这个中心问题。

“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包括中国政治上和文化上向何处去两个方面，表现在政治思想领域和文化领域就是关于“古今、中西”的争论，它的主要内容，简单来说，就是如何学习西方，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如何对中国传统进行反思，如何认识和处理传统与现实、中和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的关系，引导中华民族走上独立、富强、自由、解放和现代化的道路。

古今关系的争论本来是一个老问题，在中国春秋战国时就进行过古今关系的争论，每当社会大变动的时代，新旧势力之间总要开展一场古今关系的争论。中国近现代是社会大变动大变革的时代，古今关系争论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内容和形式展开。至于中西关系之争则是中国历史进入19世纪以后，由于西方文化输入中国之后才被突出地提出来的新问题，特别是在五四以后。

古今争论和中西争论是紧密联系着的，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于古今、中西关系，不同的政治派别和哲学派别有不同的观点，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古今、中西争论的含义、内容也是不同的。但是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古今、中西关系的争论，却始终贯穿在中国的近现代。从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开始，一直到五四时期及其以后提出的东方文化论、“全盘西化”论、变相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中国本位文化”论，都存在着古今、中西的争论。古今、中西争论长达一百多年。这场大争论不仅把中国近现代各种不同的政治派别、哲学派别都卷进去了，而且严重地影响着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发展。先进的政治派别和哲学派别在争论中虽然提出了不少合理的意见和主张，但由于阶级的和哲学思想的局限，他们都未能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古今、中西的关系，未能科学地回答中国政治上和文化上向何处去的问题。

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为指导，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深刻地研究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科学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道路，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并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点，一是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有两部分，一部分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另一部分是既有革命要求又有动摇性的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并且在特殊条件下把一部分大资产阶级也包括在内，以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最主要的敌人。在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时，要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被迫同资产阶级，主要是同大资产阶级分裂时，要敢于和善于同大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同时继续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情或中立。二是认为由于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反动统治阶级凭借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作为主要形式，走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中国人民正是在上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理论和方针、政策指引下，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

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又以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为指导，正确地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共产党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主张和见解，是对中国一百多年来政治争论的总结，是对“中国政治上向何处去”问题的科学回答和正确解决。

在文化问题上，鲁迅等人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的影响下，于1936年6月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正确口号，毛泽东发展了这个口号，进一步提出，中国要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²⁾。这种新文化正如周恩来所说的具有“民族的形式，科学的内容，大众的方向”。⁽³⁾毛泽东又指出这种“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虽然还不是社会主义的文化，但它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为领导的，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其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

为了建设新文化，毛泽东强调必须批判地吸取外来的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他说:“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⁴⁾毛泽东等人的以上论断，既指明了中国新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解决了中国的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又阐明了对待外国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和方针，并批判了文化复古论和“全盘西化”论。

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一方面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要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另一方面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色、民族形式”。这是说，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必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中国化一是要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二是要与中国优秀传统相结合。这就有力地反对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

艾思奇等阐述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能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中国化。瞿秋白、周恩来等分析批判了唯心主义的封建“道统”论，杜国庠等分析批判了冯友兰等人错误的中国哲学史观、错误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回答了什么是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郭沫若、杜国庠、侯外庐等运用唯物史观比较系统地研究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比较深刻地批判总结了中国传统哲学，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的结合点、汇合部。

总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总结了中国近现代关于“古今，中西”的争论，正确地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既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又批判继承了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