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作为一种以纯粹理论态度来把握世界的方式，根源于人性作为理性的人性自觉。至少从苏格拉底以后，西方哲学家即开始自觉寻求一种经过系统理论反思、具有明确目的和意义的理性生活，并力求用一种普遍的公共理性的观念构造秩序良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理性的发现、自觉和运用，是所有文明民族都经历的历史转变，但被胡塞尔准确地命名为希腊的普遍理性精神的东西，的确具有鲜明的特色。简要地说，其首要特色在于其普遍性。古希腊移民城邦的思想家们，斩断了与本土宗法社会的关系，在自由民作为平等的公民的相互关系的理解中，古希腊思想确立了一种等质的、均匀的、几何学式的人伦世界。按照法国学者韦尔南的看法，古希腊哲学把从伦理秩序的理解投射到对自然的理解，形成了古希腊特有的几何学式的宇宙观。[2]排除了血缘亲情等自然倾向的特殊性，理性才能作为所有人(只是自由民)的普遍理性确立起来，才能有普遍的社会法则、社会秩序和宇宙的法则和规律的观念，也才能发展起形式思维、公理化方法、演绎推理等德里达称之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东西。
希腊普遍理性精神具有纯粹性或超越性的特点。世界各民族都是自觉运用理性能力的文明民族，人类学家关于原始思维的研究说明原始思维也有其逻辑和理性，但只是在古希腊自由民中才出现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理论兴趣。亚里士多德只是指出这种自由学术的前提是要在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获得满足之后。但自脑体分离之后，其他民族的有钱且有闲者为什么缺少这种纯粹的理论兴趣？看来问题与古希腊人对人性、理性的看法有关。只有把人性理解为普遍的理性，古希腊人才能超越自身的家庭、社会关系、政治倾向等自然社会的特殊性，而专注于某种纯粹的自由学术。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关于所有事物普遍原理和原因的形而上学，才是没有任何实用目的的自由学术。自由、理性和哲学，就是古希腊普遍理性精神或古希腊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的关键词或主题词。它作为海德格尔所说的思的“前视轨”或思之方向，从根本上规定了西方哲学的视域、完成或终结。
西方哲学始于和完成于对人的思维能力、理性能力的自由本性的自觉。西方哲学的人性论即是意识论，而意识能动性即是思维的理性，从而纯粹思维或普遍理性也具有人本主义的本体论和存在论意义。这种我们过去称之为“意识观点”的思维方式，在近代哲学，特别是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得到完成。对人所显现的整个世界，都是为人的意识所表象的世界，或者说都是人的意识中的世界。而用黑格尔的表达方式来说，思维是意识的本质和真理，理念就是世界的本质和真理。普遍理性作为马克思所说的“无人身的理性”，弥合了思维和存在的分裂，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解，在“解释世界”或用思想把握世界的方式中，黑格尔完成或终结了哲学。在我们看来，西方哲学的终结是一种人性论的终结，即把人性理解为普遍性、把人的发展理解为自由思维能力的发展，把思想、理念理解为人和世界最高本质的主体形而上学的终结，而这种哲学人学、哲学人性论的终结的根本原因，也是因为新的人性自觉或者说历史变化了的人性自觉。
自工业革命以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超过过去的一切世代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巨大生产力日益发展，从而为满足所有人而不再是少数古希腊自由人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的可能性显示出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也具有现实的可能性。从而，改变阻碍生产力发展、束缚人的解放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为马克思的思想主题和实践方向。马克思并不否定意识性、理性等所谓“一般人性”，马克思也曾把“自由自觉的活动”看做人的类本性，但马克思更关注的是历史变化了的人性，亦即人性的历史性。在我们看来，所谓历史变化的人性主要是历史变化的人性自觉或人性理解，亦即人的主体自我意识的历史变化。亚里士多德时代人们也需要满足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而且还要“舒适”或富裕。只是在这个既定的前提下，自由人才有自由理性的人性自觉，并将其理想化为真正的人性。在马克思的时代，社会生产力在工业化国家已具备了满足所有人基本物质生活需要的可能，从而每个现实的具体人的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进而他的全面发展即成为新的人性要求和人性自觉。在马克思视野中的人性，是包括理论思维能力的丰富的具体的全面的需求体系，它的实现和发展即是人的解放和发展。所以，真正的理论问题不是思辨地构想理性的神圣和完美，而是具体地考察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现实条件和道路。
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马克思完成了西方传统哲学的颠倒，此后不会再有真正的哲学复兴。[3]如何理解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对传统哲学的颠倒？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中人们多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关系来理解这个颠倒，即把唯心主义的辩证法颠倒为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把哲学作为社会意识形式解释为社会存在的反映。这种理解可能没有错误，但却容易陷入公式化、简单化。在我们看来，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和传统哲学的颠倒，即是对传统哲学的终结，亦即对传统哲学人性理解的颠倒和终结。不是满足了物质生活需要之后的自由理性的人性，而是如何现实地满足无产阶级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的实践人道主义。这种人性理解的根本颠倒，摧毁了全部西方哲学纯粹理性的人性根基，从而使其不可能再有真正意义上的复兴。
马克思之后的20世纪西方哲学，一方面，对自己时代的工业化、现代化、文化世俗化和大众化、政治民主化等有所感应，很难接受传统哲学的精英化、贵族化乃至某种专利主义、学科帝国主义的傲慢之物，“拒斥形而上学”成为最响亮的哲学口号。另一方面，20世纪西方哲学仍难完全摆脱传统哲学纯粹理论态度的人性理解，难以摆脱形而上学话语的纠缠，这就导致了对哲学终结的种种不同的理解。
逻辑经验主义、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从不同的立场达到相同的结论，即哲学终结于现代科学技术。海德格尔认为这种终结是完成，古希腊哲学的视界在现代科学技术中得到完全的实现，思的任务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技术世界中开拓新的视界。逻辑经验主义则完全肯定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理性最高成就的合理性和优越性，认为传统哲学因其自身不够“科学”而失去合理性和存在价值。维特根斯坦则从语言的界限、逻辑的界限、语言游戏的界限显示出那些不能问、不能说的“神秘的”东西。在我们看来，说哲学终结于科学是难以成立的。因为至少自康德以来，哲学即已自觉地坚持与经验科学的区分，自觉地寻求不同于经验科学的逻辑真理与方法。黑格尔和胡塞尔虽然坚持哲学科学的信念，但他们所理解的哲学科学作为思辨的思维、理论态度的思维，是超越了经验科学的科学。所以，不管现代科学技术如何发展，哲学作为一种福柯所说的“别样的思维方式”仍然存在。
后现代主义哲学从个人自由、个性在生活方式的合理性、合法性方面，揭露和反抗传统哲学的话语霸权、学科霸权和思想霸权，传统哲学把人性理解为理性，把理性思辨构建的思想体系的统一性、同一性作为绝对的真理和规范。自由理性的运用产生了压抑、威胁乃至取消自由的后果。这就是福柯所说的形而上学作为权威话语系统的“权力”，或如利奥塔所说的黑格尔的同一性哲学就是“死亡哲学”。我们认为，后现代主义哲学对形而上学话语权力的揭示是有积极意义的。怎样理解和规定人性，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规定和规范了人应当怎样生活。从“在”或“是”的形而上学规定中，必然包含“应当”或“应是”的规范和尺度。传统哲学把人性规定为普遍理性、纯粹思维的本质，也就现实地要求人们达到普遍理性的精神高度，从而人们的现实的欲求、特殊的存在经验和多样的生活方式，都必须为理性所扬弃，这就是形而上学的恐怖。如前所述，当工业化使普通大众的生活愿望、生活理想也具有现实权力的时候，人民群众对自己生活和人性的理解得到了大众文化层面的表达，或者说产生了群众性的主体自我意识，传统哲学的人性理解及其话语霸权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拒斥和拆解，当代哲学家所说的后形而上学时代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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