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学术研究

三、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学术研究

如果说，在1932年以前，由于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形成过程的重要资料还十分缺乏，所以马恩的第一代学生在理论立场上的过错同时也是他们的“不幸”，那么，在主要的早期著作发表之后、在所谓“形成过程”不再有明显的材料缺漏之后，情形就有了改变，至少在文献资料方面已经比较完善。如果说，马恩早期著作的发表在原先对立的背景中激动和引发了一系列新的争论，西方的学者和意识形态家已经借此而形成了所谓“青年马克思”问题，那么同样很显然，对于这类问题和挑战做出应答就成为我们的一项紧迫的理论任务了。

就理论方面而言，这里的问题主要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而展开。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在这方面的学术研究，特别是联系着早期著作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主要是在最近的二十多年中才刚刚起步。对于马恩的早期著作，例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巴黎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尚未出现比较系统成熟的专门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史，也更多地局限于比较一般的结论上。前苏联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要早一些，某些专门研究进行得也较细致一些;然而就总体而言，他们在理论观点上的进展，并没有强大到足以克服对手的挑战，有些应答也似乎只是在不涉及真正的问题时才成其为应答的。

依照尼·伊·拉宾的概括，20世纪30年代前后前苏联哲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形成的理解是特别地同所谓“三阶段论”相联系的:(1)抽象的黑格尔的自我意识;(2)费尔巴哈的既具体又抽象的人;(3)生活在具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现实的阶级社会中的现实的人。^[13]于是，持此理解方案的观点便主张马克思从“一个百分之百的黑格尔主义者”变成了“彻底的费尔巴哈主义者”，而第三个阶段便成为“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综合”。同时，还出现了一种同样是公式化的对“三阶段论”的反动，这种见解断言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没有接受黑格尔的立场，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发展也根本没有影响，而马克思的理论发展“从一开始就是在新兴无产阶级的决定性影响下实现的”。^[14]

至于实际的研究者是否持有此种“百分之一百”的观点，以及这种“百分之一百”的观点究竟刻板僵硬到何种程度，与我们现在的问题无关。值得注意的倒是马·波·米丁对“三阶段论”的反驳:“说马克思在他发展的第一个时期曾经是黑格尔主义者，这是正确的。但是他属于黑格尔左派的最极端的一翼。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发展的这个时期是一个无条件的黑格尔主义者，那是不正确的。说马克思从1842—1843年开始在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下变成了唯物主义者这是正确的。说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在这个时期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很大的影响，这也是正确的。但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是绝对的反黑格尔主义者，说他们没有对黑格尔哲学及其辩证法的全部成就进行加工，那是不正确的。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发展的这个时期是站在费尔巴哈的‘既具体又抽象的人’的观点上，也是错误的。”^[15]

如果仿照上面的那种句法，我们就应当说，米丁的这种意见完全可以是正确的;然而，如果说这种意见不会隐藏某种肤浅的或折衷的观点，那就是错误的。就实际的研究情况而言，后者的危险性显然更大。因为米丁的这种说法很少能真正体现有助于这种研究的历史原则。例如，即便一个人说出了米丁所认可的全部“正确的”东西(并且反对所有“不正确的”东西)，他也完全可能停留在一种十分肤浅的折衷观点中，而对马恩哲学思想的形成完全缺乏真正的理解(如果说不是完全无知的话)。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部分所谓研究就是在不断地重复——空洞地、缺乏理解地重复——那些“正确的”东西。

拉宾曾比较客观地描述了前苏联研究状况的薄弱方面:“战后头十年发表的那些著作的最根本的缺点，是其研究课题在某种程度上都局限在可以说已经成为传统问题的狭隘圈子里。长期以来，研究青年马克思的人们评价积累起来的有关的历史材料，几乎完全是看这些材料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解决早在二十和三十年代之交就已经提出来的课题。因此，已经挖掘出来的材料本身所包含的那些新问题却仍然无人过问。”^[16]

然而必须补充的是，即使仅就学理而言，这种薄弱方面也不只是问题范围的狭窄，更主要是方法论原则上的欠缺。这些研究者很少在他们的研究中真正贯彻了马克思的历史方法。他们习惯于对马克思的某一部著作加以简单的性质判断——如果说某些判断是过分片面僵硬的话，那么另一些判断则变得模棱两可、毫无确定性可言。甚至受到拉宾高度称赞的那些判断也是如此。例如，尤·斯切克洛夫“明确认为”，在马克思《德法年鉴》的论文中，就“已经可以看出唯物主义历史观创立者的未来观点(当然，是其模糊的、萌芽的形式)”。^[17]然而，除了作者是这样“明确”认为以外，哪一点是明确的呢?这种观点固然是“不错”的，但对于马克思哲学形成时期的任何一部著作恐怕都能适用。难道说在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作品中，就丝毫“看不出”创立者的未来观点吗?此外，这种未来观点的模糊形式究竟模糊到怎样一种程度呢?作为“萌芽”的形式它处于哪样一种生长阶段呢?

又比如说，阿多拉茨基判断道:在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各个因素几乎全都有了……但是除此以外，在他那里还有唯心主义观点的残余”。^[18]这几乎又是一个永远“不错”但却很少真正涉及问题的判断。我们甚至也可以完全“不错”地在爱尔维修、霍尔巴赫、李嘉图、费尔巴哈乃至黑格尔的著作中读到唯物史观的“因素”，然而需要说明的正是确定因素之意义的“总体”。而这样的“总体”是不可能像调配不同浓度的酒精那样用一定数量的唯物主义“因素”附加一定数量的唯心主义“残余”来把握的。

在这里出现的，正是方法论原则的极端重要性。对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研究，只有贯彻马克思所确立的历史原则，才有可能真正深入地进行。就这一点而言，我们仍需要首先指出列宁的卓识与天才。因为正是列宁在文献资料非常欠缺的情况下，十分明确而完整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问题，并把创始人思想的形成过程作为研究对象确定下来。在反驳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时候列宁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正是通过《资本论》而从根本上得到了论证;然而列宁同时又提出了一个进一步的问题。即:“马克思究竟怎样得出这个基本思想呢?”^[19]如果说在1894年这个问题还提得比较一般的话，那么列宁在往后试图理解这个问题的尝试中，具有重要提示意义的正是关于“两个转变”的说法: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还持有“完全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观点”，而在《莱茵报》上的文章已经“可以看出马克思已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20]

在这里真正重要的乃是过程中的转变这样一种方法论高度的原则。尽管这个提法是如此地简要，但是它对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研究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无论如何，列宁在当时的资料条件下对马克思思想形成的各种估价，都可说是在自觉地贯彻这一原则。然而人们后来的研究却很少把关于“转变”的这一思想理解为方法论高度上的原则，而毋宁只是把它看作对《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作品的一个简单判断，甚至把它推广为一种缺乏理解的“时刻表”。由此而形成的各种各样的简单判断和时刻表固然可以在大多数场合维持其“不错”^[21]，然而却往往并不是有助于理解或引达理解的。依照这类时刻表所形成的判断仅只专注于“是……”，而并不关心“怎样是……”以及“如何成为……”。但关于“转变”的理解正在于:当你说出“是……”的时候，必得同时表明“怎样是……”以及“如何成为……”。

由此可见，对于列宁所提示的原则，仍有一个理解问题。否则的话，即令你重复列宁的说法，也可能不是达成理解而只是阻断理解。例如，对于“转变”可以作一种完全是外在的和形式的了解:《博士论文》是唯心主义的，《共产党宣言》是唯物主义的;在此之间的甲著比乙著唯物主义因素更多;而丙著比丁著唯心主义残余更少。然而请问:在这些可以是“不错”的简单判断中，真正的转变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关于“转变”之理解的要点不仅在于指出要素及其“比例”(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而且特别在于说明这些要素间的内在冲突、关系以及在过程中的特殊性质和发展取向(约言之，要素的“总体”:不只是要素之结构的总体，而且是历史的总体)。因此，列宁关于“两个转变”的原则提示，不仅是说马克思从《博士论文》到《共产党宣言》有一种转变，而且意味着对于其中之每一个要点都必须给予历史的说明，从而使关于转变的理解成为可能，而不是使之成为不可能。那种停留在因素论水平上的关于因素之多少的争论，也许永远也不会停息，因为它们不可能在历史原则的高度上来建成一种关于真正的转变或发展的“统摄理解”。

完全外在地赞同“转变”的种种做法，仅只是在单纯的形式上承认发展，而实际上却是使历史原则湮没无闻，使真正的转变或发展(以及关于这种转变或发展的理解)成为不可能。一个总的过程若不为诸发展环节所支持，而仅只为一些孤立片断所支持的话，就不能成其为发展;而那种仅只牵扯因素“比例”的简单断言，是不可能使诸多片断成其为发展环节的。尽管你可以断言此著或彼著是“发展环节”，然而决定性的东西正在于你构成断言的实际方法。你完全可以断言，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的作品高于《莱茵报》时期的作品，但如果你根本无意于说明这个“高于”是什么含义，这个“高于”是如何从内在的矛盾中必然地实现的，那么这个“高于”怎么可能直接意味着发展呢?因此，当我们把列宁关于“转变”的提法作为重要的方法论原则来理解的时候，不只是一般地承认某种转变，而且必须承认使这种转变(和对这种转变的理解)成为可能的一切东西;不仅要求指明马克思从此处到彼处，而且要求说明这一“到达”是如何真正实现的;进而言之，不仅要求指证这一行程的“路标”，而且要求描述这一路程的实际“行进”，要求解释每一个决定性“步伐”的前提、动力和取向(用一种比喻的说法，就是要说明这些步伐的前后脚及其动作)——如果我们仅只说步伐有前脚和后脚，而在其重心中取消动作，那么整个行进也就停滞了。

【注释】

[1]主要是未收入马克思青年时代的一些论战性文章，对这些文章作了大量删节。此外，还有一些史料鉴别上的错误。

[2]［德］梅林:《马克思传》上卷，北京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99～100页。现在已经有了可靠的材料，表明马克思当时主要从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4月到8月)的写作。

[3]拉宾:《论西方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研究》，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页。

[4]［匈］卢卡奇:《卢卡奇自传》，社会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302页。

[5]［匈］卢卡奇:《卢卡奇自传》，社会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253～254页。

[6]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编译:《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6页。

[7]拉宾:《论西方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研究》，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9页。

[8]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0～191页。

[9]［德］梅林:《马克思传》上卷，北京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147～148页。

[10]［德］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6～150、119～120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0～504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4页。引文前还有的几句话是这样的:“无形体的实体也像无形体的物体一样，是一个矛盾。物体、存在、实体是同一种实在的观念。”

[13]拉宾:《论西方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研究》，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7页。

[14]拉宾:《论西方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研究》，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6～59页。

[15]拉宾:《论西方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研究》，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1页。

[16]拉宾:《论西方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研究》，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页。

[17]拉宾:《论西方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研究》，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页。

[18]拉宾:《论西方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研究》，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2页。

[19]《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页。

[20]《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9页。

[21]按照黑格尔的说法，“不错”和“真理”是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