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切尔以马克思早期著作的人道主义思想来解释全部马克思的学说

第二节　费切尔以马克思早期著作的人道主义思想来解释全部马克思的学说^[31]

伊林·费切尔（Iring Fetscher，1922—）出生在德国马尔巴赫镇。1940—1945年二战期间在德军中服役。二战结束后，他先后辗转于德国图宾根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学习哲学，并于1950年提交论文《黑格尔的人性论》，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50—1954年，费切尔在图宾根大学哲学系任助教，并领导该校的一个学术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活动，该小组是联邦德国“福音新教协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委员会”的一个下属团体。1954年担任“福音新教协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主办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杂志的主编。1955—1959年，费切尔获得德国研究协会和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赴美深造，在此期间，他深受美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影响，开始产生对苏联、东欧“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反感情绪，发表了《评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无产阶级哲学到无产阶级世界观》等论文，坚持独立于任何政党和政治组织之外的马克思学研究。1959年返回图宾根大学并担任讲师，1963年起长期担任法兰克福大学的政治学教授。

费切尔的马克思学著述颇丰，代表性的著作有《评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57年）、《从无产阶级哲学到无产阶级世界观》（1957年）、《从马克思到苏联意识形态》（1959年）、《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1967年）以及《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1977年）等。除此之外，费切尔还非常注重与西方马克思学的一些理论家们进行交流与合作，如1983年，他就积极参与了英国马克思学者波托莫尔主编的《马克思思想辞典》的编写工作。^[32]需要说明的是，在费切尔的所有著作中当属《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这部著作最重要，也最具影响力。本节主要从这一文本梳理和分析费切尔马克思学的基本思想。

一、以马克思早期著作的人道主义思想来解释全部马克思的学说

通过考察马克思特别是青年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一致性，致力于以马克思早期著作(主要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人道主义思想来解释全部马克思的学说，坚持把马克思的思想与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区别和对立起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共产党领导地位，实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等主张，是费切尔马克思学的基本思想。

像吕贝尔一样，费切尔也注重马克思早期著作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并且将其视为贯穿于马克思全部学说的核心思想。在《卡尔·马克思:早期著作与〈资本论〉的关系》一文中，费切尔围绕“异化”以及“异化的扬弃”问题对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资本论》进行了深入的文本学考察，在此基础上他指出，尽管马克思这两部著作的“论证风格”和“论证重点”前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资本论》冷静的、注重客观细节的叙述与《手稿》完全批判的道德分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是马克思“批判的出发点，即以更人性、更自由和更令人满意的社会为方向来超越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探求，始终未曾改变。什么都不能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晚年马克思忘却了他青年时代的希望，或者说，他放弃了对这些希望的追求。只有在早期文章的启示下，成熟时期的著作才能被恰当地认识”。^[33]在他看来，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特别是1844年《手稿》及其摘录的大量笔记中所阐述的人道主义思想，仍然是《资本论》中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这一点马克思始终都未曾放弃过，马克思早期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其目的并不想在斯密—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之外建立一种全新的、独特的“无产阶级经济学”，因为“1844年手稿本来就是计划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的”，因此马克思是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旨在建立一个超越现存资本主义全面异化的“人的社会”，即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后来的《资本论》恰恰就是其早期人道主义思想的实践。费切尔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性的判断：“由此就可以证明，早期著作不仅使我们认识到，哪些动机促使马克思撰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而且使我们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内在地而且也部分外在地包含着那种对异化和物化的批判，而这种批判正是早期著作的核心主题。”^[34]总之，在费切尔看来，决不能像路易·阿尔都塞那样，认为早期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之间存在着“认识论断裂”，从而制造了“两个马克思”的神话，因为马克思的早期哲学著作是理解其整个国民经济学和政治学著作的钥匙，且只有从马克思早期著作出发，后来的著作才能作为整体而被人们正确地认识。

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费切尔(当然也包括像吕贝尔等西方马克思学的理论家们）为什么总是那样热衷于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人道主义立场？实际上，这正是我们理解和把握西方马克思学的思想性质及其理论旨趣的关键所在，这个问题费切尔其实在《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的关系》这篇长文中讲得十分清楚。在费切尔看来，那些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对黑格尔怀有“敌视情绪”，由此也“厌倦”青年马克思及其人道主义的伦理道德，关键在于他们都试图通过“反对黑格尔化的马克思阐释的斗争”为“党的权力地位进行辩护”这个险恶的“防御立场的政治动机”。^[35]因此为了从根本上祛除包裹在马克思学说的意识形态外衣，还原马克思著作及其思想的本来面目，就必须从理论上考察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紧密联系。在这篇长文的导言中，费切尔一开始就套用费希特的名言“如果你告诉我，你是如何规定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的，那么我就会告诉你，你所选择的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36]，阐明了自己的目的。费切尔在这里主要围绕“历史哲学”和“人类学”这两个主题，就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紧密关系展开了充分的论述。

费切尔首先指出，“客观的理性”在马克思与黑格尔那里都表现为历史哲学的前提。在黑格尔那里，历史的“实体”同时就是历史的主体，就是说，黑格尔哲学中的最高观念，即“绝对精神”就表现为历史进程终点处的“世界精神”，表现在黑格尔身上就是“自我意识”；在马克思那里，历史的“实体”就是不断进行自我改造的人类，在它的前史的终点处达到了它的自我意识，并且基于这种自我意识而达到了革命的行动及具有自我意识的“革命实践”。费切尔由此认为，“马克思并没有在哲学上超越黑格尔，他只是赋予了黑格尔的思想以现实的、革命的转向”^[37]。

此外费切尔还就马克思与黑格尔有关人类学探讨方式的共同点这一论题，展开了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关系的论述。在费切尔看来，在关于人的本质问题上，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是有区别的，只不过这种区别并不像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那样，黑格尔只是把人看做一种纯粹的精神劳动，马克思则是将人视为具体的感性的劳动；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区别在于，黑格尔是把劳动看做“实现人的精神化的手段”，而在马克思那里，“劳动有利于人对自然的占有以及自然的人化”。^[38]费切尔进一步指出，黑格尔与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二者之间并无本质区别。这是因为，“对黑格尔和马克思来说，人的一种本质，一种自我实现的本质，一种使自身成之为人的本质。这种自我实现……在两位思想家那里都是以劳动为中介的。只有通过劳动，人才会获得关于他的人性的意识和自我意识”^[39]。

二、强调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立

费切尔之所以强调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紧密联系，主张从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人道主义理解马克思的全部学说，主要目的在于阐明这样一种理论见解: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立就是自我意识的无产阶级哲学同辩证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对立。在《从无产阶级哲学到无产阶级世界观》一文中，费切尔集中论述了这一思想。在他看来，恩格斯开创了将具有自我意识的无产阶级哲学改造成无产阶级“科学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而这一理论传统在列宁及其追随者那里得到了坚持和发展。费切尔进一步强调指出，具有自我意识的无产阶级哲学一旦被改造成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将直接导致马克思那里无产阶级能动的革命意识蜕变为“物化的意识形态”，并且无产阶级革命的自我意识同意识形态的世界观之间总是表现为“异己的对峙状态”。这是理解费切尔马克思学的一个核心思想。

在费切尔看来，“恩格斯(以及继他之后的列宁及其追随者）试图援用自然科学的威望来支持马克思学说的声誉。全能的自然科学的信念被灌输到了马克思的经济学和社会科学中。尽管马克思在无产阶级具有自我意识的历史行动中按照哲学一词的辩证意义具体地‘扬弃’哲学，但是现在，在时代的风潮之下，哲学却被所谓的‘科学’排挤掉了。自我意识与事实的相互渗透问题被解决了。一边出现了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另一边则出现了与之相对的无产阶级‘科学世界观’”^[40]。费切尔指责恩格斯以及后来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理由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所谓的因果联系的科学规律阉割了马克思哲学中无产阶级革命的自我意识，而这种世界观从根本上导致了“无产阶级在精神上的庸俗化”后果。

基于理论上的这种见识，费切尔对恩格斯以及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在他看来，由恩格斯开创、列宁等人继承和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通过对马克思哲学的“去黑格尔化”，其真正意图在于把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诉求发展成为一种僵化的政治意识形态。费切尔批评说，马克思“实现哲学诉求的对哲学的扬弃，被实证主义的消解哲学以及赋予广泛的自然(科学）体系以辩证统一性这样的任务取代。被视为整体的社会历史现实及其相应的(自我）认识，被进化论(达尔文——马克思）的把自然与历史等量齐观的辩证解释所取代。社会历史实体在现实的历史主客体——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中的‘达到自身’，被在糟糕的无限进程中日益深化的、关于和主体相对峙的自然与历史的‘客观的、物质的现实’的意识——素朴的实在的认识论——所取代。被马克思视为历史生活节奏的辩证法被败坏为方法工具……马克思所关注的解放行为最终作为‘软弱无力的理想’被心照不宣地投向遥不可及的远方。结果是，人类历史之路就像自然科学之路一样，表现为一个无限的过程”^[41]。

三、主张实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费切尔反对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及其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理论立场，与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是一致的，前者为后者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一文中，费切尔首先阐释了坚持这一立场的主要理由:

其一，通过对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以及《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的考察，费切尔认为，马克思并没有把“争得民主”排除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之外，“对1848年的马克思来说，争得民主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完全一致的”；这一思想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也并未从根本上予以否定，只是“根据最新经验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虽明确提出过“无产阶级专政”，但这也仅限于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存在的“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除此之外，费切尔甚至还认为“晚年恩格斯似乎更愿意选择一种古典形式的民主共和国”。^[42]总之，费切尔认为马克思甚至包括恩格斯在内，都并未从根本上否定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

其二，费切尔认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在今天看来也不再合乎时宜了”。在他看来，随着高度工业化的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丧失了它的阶级基础:新的雇员阶层的成长已远远快于产业工人，社会的许多新变化已使得“雇佣劳动与资本的争论”变成了一种陈词滥调；农民和边缘阶层几乎不能被称为“无产者”；充裕的物质消费品以及令人满意的生活状况早已使得人们忘记了劳动异化等问题。因此在费切尔看来，当今发达工业国家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使得无产阶级专政完全失去了它的阶级基础，“20世纪最后25年的种种问题和革命潜力不再适宜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术语来指称”^[43]．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费切尔认为列宁错误地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视为马克思学说的本质。因为首先列宁为了实现其阶级专政的目的，他“并不排除消灭统治阶级(也就是无产阶级！）的民主”；但更重要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列宁那里从来就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制约的政权”，这样一来，“从一开始，探讨通过法律疏导来行使权力、或者行使民主监督权力的可能性就被取消了”。^[44]费切尔进而指出，列宁的主要错误在于“为适应策略性的一时之需”，而对“马克思把‘无产阶级专政’构想为介于资本主义社会与未来无阶级社会之间的必然过渡阶段”这一思想作出了“技术性的简化阐释”，进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最终蜕变成“为党的专政、斯大林统治机器官僚主义遗产的合法性进行辩护的工具”。^[45]

在此基础上，费切尔提出只有实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克服和解决苏联社会主义及其无产阶级专政高度集权的统治，并进一步勾勒出一幅民主社会主义的远景:主张以团队合作取代等级制的命令服从，通过发展更为先进的生产技术来改变现存的劳动关系结构，通过实行分散化的生产方式来改变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等等。最后他重申：“如果人们一步一步接近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那么他们就能够重新纠正应当被证明是错误的每一脚步。通过逐渐提高居民的物质文化水平，少数人独裁(政治上的寡头制）将日益成为多余，而在朝理想目标的道路上彻底错失这一目标的危险(就像过去一再发生的那样）也能够被祛除。”^[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