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家创新体系的名义告别轻视社会科学之风

以国家创新体系的名义告别轻视社会科学之风——再论哲学社会科学无可替代性

胡义成　付　明

继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多次谈话之后，中共中央又专门就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发出文件，要求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自觉地把思想和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方面不断作出新的建树。本文将围绕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在国家知识创新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略呈一孔之见，从一个侧面表达学习中央文件的欣喜和某些体会。

一、“三个代表”思想体系中的“创新动力论”

江泽民同志在提出并发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胡锦涛同志在进一步阐发“三个代表”思想的过程中，都一再论及“知识经济”的到来，坚持“创新是动力”的论断。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正式使用“知识经济”概念的报告《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发表的当年，江泽民同志便指出:“搞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创新非常重要。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中华民族是有这种灵魂的。创新也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反复证明了的客观真理”。后来，他又说:“近几年，我一再强调这样一个观点: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没有科技创新，总是步人后尘，经济就只能永远受制于人，更不可能缩短差距。目前，国际社会有一种说法，认为人类社会正在迈向知识经济的新时代”;“知识经济这个概念，如何正确理解和使用，还可以斟酌，但知识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历史反复证明，推进科技发展，关键要敢于和善于创新”。江泽民同志还进一步阐述了创新作为知识经济时代动力的巨大意义，指出“科技创新已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标志”，“可以预料，二十一世纪科技创新将进一步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它“越来越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进程。如果不能创新，一个民族就难以兴盛，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等等。胡锦涛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2003年7月1日)》也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巨大勇气，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断在实践中推进理论创新打开了新的理论视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2]。这种“创新动力论”，不仅是对国际社会有关研究成果的批判汲取，而且也是对邓小平同志“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论断的进一步深化。在我们党把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点放在首先发展科教的时候，它进一步把我们党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集中于创新。

现在回过头来看，上世纪最后一二十年，以互联网的出现及其在生产、生活中的大规模使用为最重要标志，人类生产、生活的模式确实正在发生质变，与工业经济有所不同的知识经济初见端倪，“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正在朝着主要依靠知识创新和知识的创造性应用的方向发展”。1990年联合国有关研究机构才首次使用“知识经济”概念，短短十二三年时间内，这一概念已成为全球议论的中心之一，有关研究也蓬勃展开。在此背景下，日本学者野中几次郎和竹内广孝在对日本高科技公司进行调研的基础上，首先描述了企业层面的知识经济产生、发展的动力学过程，在《知识创新公司》一书中提出，企业知识经济的动力在于知识创新^[3]。1998年，美国学者达尔·尼夫也写道:“在过去的几年间，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以物品为基础的生产明显地转向高技能、高技术和以服务为基础的增长”;“解决复杂问题、技术创新、创造性开辟新市场和开发新产品或提供新服务的知识形式，是这些领域成功的关键”^[4]。这种关于知识经济以知识创新为动力的见解，并不难理解，作为以知识及其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为主导的经济模式，知识经济不能不以知识为轴心展开，而知识的本质属性即在创新，因为任何知识，都是在知识主体的理性有限和信息不完备的条件下形成的，在信息的刺激下，它不能不以创新作为自己存在和延续的前提，否则只能灭亡，所以知识的本质属性只能是创新。

显然，野中几次郎等人的这种理论，也是借鉴参考了此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创新理论”的结果。熊氏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现代经济的发展首先源于创新，并对企业家创新的过程及结构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后来，熊氏还以这种创新理论为依据，指出资本主义会被社会主义取代。熊氏的这种思路与马克思关于科技是生产力的论述相当贴近，它实际上也是熊氏发挥马克思见解的成果，熊氏本人对此也直言不讳。“创新理论”在工业经济的条件下虽不是“热门”，但在知识经济初见端倪时就成了耀眼的理论“明星”。它被改造加工形成关于知识经济以知识创新为动力的理论，是并不出人意料的。既然“创新动力论”源自马克思，既然正在形成的知识经济的现实又印证了它的正确。那么，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在领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教兴国的过程中，势必批判地借鉴这种理论，包括发出“推进知识创新”的号召，强调“创新的关键在人才”(当然，中国需要的这种创新人才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创新人才群体，“特别要靠年轻的英才不断涌现出来”)，号召“积极推进国家知识创新体系(本文简称为国家创新体系——引者注)建设”等等。目前，我国人才战略已经制定出来并正在付诸实施，国家创新体系正在日益完善。

二、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目前面临着大量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新问题

胡锦涛同志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事业为广大理论工作者施展聪明才智提供了广阔舞台”，希望大家“认真研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5]。显然，中华民族的振兴事业呼唤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事实上，即使只作为一种国家级别的管理模型，任何国家的创新体系也都不可能不涉及一大堆哲学社会科学(这里包括人文科学)问题。更何况，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面对的最大难题之一，便是意识形态的转型。因此国家创新体系以在全社会层面上整合经济(包括科学技术)、政治和文化(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为特征，它更需要首先解决中国目前面对的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难题。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在科学学的含义上，是以整合自然科学创新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为特征的。

中国国内的改革，实际上也是观念创新、理论创新主导下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机制的创新过程。1999年江泽民同志《在全国技术创新大会上的讲话》中关于“积极推进国家知识创新体系建设”的论述，胡锦涛同志的一系列论述，都十分明确地把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表现的观念创新、理论创新和体制创新等等，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主导子系统来对待。在这一思路上，他们有大量论述，全面地阐明了这个主导子系统建立、完善和实施中的一系列原则性问题，如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中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确立应引起全党高度注意并坚持作为指导思想(包括在关于“三个代表”的表述中，特地列出文化标准，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前所未有的，值得人们深思)，在思想理论创新中对既要反对“西化”又要反对“左”的教条主义问题的强调，“四个如何认识”问题的提出和研究，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和正确对待新的社会阶层问题的提出和讨论等等。此外，他们还涉及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许多有待创新解决的具体问题，例如国内科技立法，加快发展软科学，对信息网络化条件下新的思想文化阵地和思想政治斗争阵地的重视，对作为综合国力要素的民族凝聚力问题的关注，探求近代中国科技发展缺乏动力和机制的原因。

针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大量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问题需要用创新精神来解决，江泽民同志已在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方面，做出了表率。这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关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思想，关于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思想，关于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思想，关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思想，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关于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关于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的思想，关于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思想”^[6]。上述一系列理论创新，把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推上了一个新境界。在一定意义上完全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骄人成绩，首先是上述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结果。这种创新，在中国创新系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一定条件下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没有这些创新，别的创新实际都谈不上。

江泽民同志2001年的“七一”讲话，在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同时，针对着推进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提出了关于“两个历史过程”的著名论断。他说:“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7]。这一貌似平稳的论断，实际上包含着十分深厚的历史内容和理论价值，至少是对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之后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一种巨大突破。前苏联的哲学教科书，在唯物史观中只讲社会经济发展，基本不提人的全面发展;在不能不讲社会主体问题时，又只讲阶级和阶级斗争，基本不讲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改善和人的素质的提高，等等。这种哲学上的偏颇，是与前苏联只顾重工业发展和军备竞赛而不顾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相匹配的，从理论上预兆了前苏联离开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提高从而导致人心丧失的悲剧历程。面对这种教训，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对独立又彼此促成的历史辩证法思想，在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又阐述了作为其历史观基础的“两个历史过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都是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提出和解决的问题，那么，完全可以说，“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则是紧紧依托人的发展这一历史过程。如果说人的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那么，也可以说，在“三个代表”中，“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是“三个代表”的本质，才是“三个代表”的落脚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基础，就是“两个历史过程”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三个代表”，重申和创新“两个历史过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为中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强大的导向力量。这种理论创新，便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巨大推进，也是中国创新体系实施创新功能的启动力量和终极“能源”爆发点。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被作为指导思想实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大幅提升，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也日渐完善和高效，使中国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中国进入新的层面境界，又向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新的呼唤和要求。在2003年的“七一”讲话中，胡锦涛同志又向广大理论工作者提出了一系列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比如，如何切实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如何进一步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如何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走新兴工业化道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如何扩大就业和促进再就业，如何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如何在更大的范围、更广的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如何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如何更好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如何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如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如何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如何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8]可以说，给这十四个“如何”提供够格的答案，也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向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功能的又一次深情呼唤。可以相信，这十四个“如何”获得答案之际，也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跃上新台阶之时。

三、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地位和作用绝对无可替代

1991年2月，在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座谈时，江泽民同志就讲过，社会科学的发展状况如何，对于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的道德风尚，对经济建设，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都会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甚至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衰和社会主义的命运^[9]。在同年发表的《加强党的理论建设》一文中，他又写道:“无论是自然科学的发展，还是社会科学的发展，一旦形成新的理念，就会直接或间接地对实践产生巨大的作用”^[10]。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召开前夕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三次讲话，胡锦涛同志2003年“七一”的讲话和其他一系列指示，以及最近下发的中共中央2004年3号文件等等，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我们党今后关于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严密的体系，给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立和强化奠定了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可以看成是指导新世纪我国整个科学创新事业基本纲领的主要内容之一。

在北戴河讲话中，江泽民同志提出了“四个同样重要”，还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话中，他说明了哲学社会科学的“三大功能”，进一步提出了“五个高度重视”和“五点希望”。后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讲话中，他再次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两个不可替代”的作用，提出了“五点要求”，并指出当今世界的人才竞争包括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竞争。在每次讲话中，江泽民同志都明确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坚持与时俱进，注重研究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课题，通过理论创新，促进制度创新、科技创新。进一步仔细学习这些讲话，人们可以看出，无论是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对哲学社会科学在科学创新和科教兴国及提升综合国力中重要性的再三强调，或者是他们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锐意创新的热望，以及他们对各级领导应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明确要求，实际上均是首先围绕着完善和强化国家创新体系提出和说明问题的。既然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强调是比照着自然科技重要性展开说明的，那么，人们在整体的科学知识系统中来理解这种重要性才能恰如其分，因而，问题也只能首先被提到完善强化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高度来把握。更何况，他们历次讲话的一个主调，就是要求哲学社会科学与时俱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等，这显然是直接从完善和强化国家创新体系出发的。至于他们要求各级领导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包括加大支持力度，加大拨款，则是针对目前社会上轻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倾向，为完善和强化国家创新体系而提出的组织保证和经济保证。有没有这种组织保证和经济保证，是大不一样的。在人民大学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语重心长地讲到“现在的关键在于落实”。只有各级党委和政府真正按这些要求办，上述组织保证和经济保证落实了，体制化操作化了，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哲学社会科学子系统的运行和进一步发挥应有作用，才能获得预期绩效。这显然为时不会太远。

我们之所以要首先把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关于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讲话放在完善强化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层面上来理解，还因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本质就是在新实践之上的理论创新。江泽民同志早就讲过:“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他还说:“掌握前人积累的科技成果，扬弃旧义，创立新知，并传播到社会，延续到后代，不断转化成生产力和社会财富，这是知识传承和发展的通途。关键是要能够在已有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创新”^[11];“我们进行理论创新，就是要使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吸取新的实践经验、新的思想而向前发展”。这些论述都是在科学学的层面上对唯物史观的应用和发挥。既然人类的经济生活在不断变化，那么，作为由经济生活派生并维护主导它的社会意识形态，哲学社会科学当然就只能在求变创新中取得自己存在发展的合理性，失去创新能力的哲学社会科学只能被生活抛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领导人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重要性的任何强调和促进，都首先是对国家创新体系的完善和强化;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它只能首先在现代化的国家创新体系中才能获得应有地位，发挥应有作用。其中包括，只有在中国的现代化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哲学社会科学在全社会思维创新、精神创新、观念创新、理论创新、能力创新和体制创新的地位和作用，才确实不可替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特殊的创新劳动，也才确实不可替代。

对于创新，必须给予激励，包括经济激励。在论及自然科学技术创新时，江泽民同志讲过:“各级政府部门要切实转变职能，学会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办法推动科技进步、技术创新”^[12]，“有些搞产品研究的单位，乃至有的应用研究单位，可以结合自己的研究业务，搞一定的创收”^[13]。实践证明，在自然科学技术创新的许多方面引入市场激励机制，收效十分显著。但是，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能否照搬上述做法呢?我们发现，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在关于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所有言论中，以及中央最近下发的文件内，在战略上只字未提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市场化运作问题。应当说，这不是文字或表述上的疏忽，而是由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功能上的某些不同所造成，哲学社会科学的真正直接受益者，不仅是某个公司企业，也不仅是某个个人，而首先是国家、民族和人民群众。按照当代经济学，它是公共产品的产出，在这个领域市场机制失效。也就是说，对我国目前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不能直接首先依靠市场机制加以激励，而要由政府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当然，目前我国哲学社科界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法学家、会计学家等，或“点子大王”之类“能人”，通过给特定企业或个人服务，获得市场报酬，有的报酬还为数不少。但在中国当前体制中，这不是哲学社会科学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研究的主流方向。社会科学界上述有市场收入者，可以向知识企业方向发展，依靠市场生存发展，形成中国式的“兰德公司”，其功能则应从哲学社会科学目前的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研究功能中剥离出来。在三次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在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对哲学社会科学加大支持力度的同时，只字不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依靠“创收”加快发展;中共中央文件亦复如此，道理便在这里。实际上，对于这一点，江泽民同志早就有明确论述:“对于可以通过市场实现商品化的技术和必须依靠国家资助的研究，要根据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政策”^[14]。中央最近下发的文件明确提出，目前，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小康社会的初步建成，我国也有力量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创新给予更大的财力支持了。全国广大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中央文件的这一许诺早就翘首以待。当然，政府的支持，也应通过竞争机制，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粗放无序，包括应以真正的理论创新为支持标准，对低水平重复研究和一般复述者不予支持。在更大的财力支持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功能的发挥，肯定会跃上新台阶。

【注释】

[1]江泽民．论科学技术．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192．

[2]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念研讨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9．

[3]［美］维娜·艾莉．知识经济．刘民慧等，译．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30．

[4]［美］达尔·尼夫．知识经济．樊春良等，译．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18．

[5]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念研讨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9．

[6]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念研讨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0．

[7]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4．

[8]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念研讨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7．

[9]纪宝成．高扬人文社会科学旗帜．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6．

[10]江泽民．加强党的理念建设．光明日报，1991年6月16日．

[11]江泽民．论科学技术．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192．

[12]江泽民．论科学技术．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192．

[13]同上．

[14]江泽民．论科学技术．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