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改革开放的开启提供理论依据

二、为改革开放的开启提供理论依据

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至今，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进程中提出的诸多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变迁。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哲学的发展也呈现为一种全新的面貌：伴随着一次次大的思想解放，新中国哲学事业的发展开始回归正常的学术生态，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开始回归正常的轨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研究和探讨开始呈现去政治化的特征，中国哲学和国外哲学的研究也回到它们的学术本位。这段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一）改革开放初期新中国哲学事业的发展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新中国的哲学事业开始出现理论化和学术化的分离，即一方面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党的理论建设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内容，与党在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有着高度的相关性；另一方面哲学（这里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学术事业，逐渐摆脱政治化和教条化的束缚，在日趋正常化的学术生态中进行学术性研究和探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政治界产生的第一个重大理论事件就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是一场直接针对“两个凡是”错误思想的大讨论^[23]。这场讨论使党和国家开始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为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使得党能够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继而进一步确立党在现阶段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打开了改革开放的新格局。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思想界所兴起的文化热也深刻地影响了学术界相关理论问题的探讨。80年代初，以伤痕文学为先声，一批文学家和作家以亲身经历的社会生活揭示“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性失落、尊严无存、生活无助、前景渺茫的严酷境况。稍后国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思想和论著的翻译介绍，使得尼采、萨特、弗洛伊德等20世纪思想史上的代表人物逐渐为国内思想文化界所熟悉，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之外的其他理论参照系，被用来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化问题。80年代中期以后，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文化反思开始上升到“文明史或文明类型”的高度，以高度抽象的内陆文明和海洋文明来比拟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蒙昧与启蒙、迷信与科学之间的区分，来揭示和批判中国传统文明的惰性与落后，向往现代理性、科学和民主精神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启蒙。在这一波文化热和反思热中，思想文化界的一些人开始转向歪曲和否定党和国家的历史，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界定为“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陷入了历史的圈套”，“结果使儒家文化”的“圣王模式在现代中国重放‘光芒’”^[24]，继而通过“反对封建主义”来鼓吹和宣传他们的全盘西化思想，主张“西体中用”^[25]，最终以“反封建”、“民主化”和“新启蒙”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党的领导，致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为此，党和国家一方面要与“左”的思想教条进行斗争，另一方面要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带来的右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故而有了在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1986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1989年平息政治风波的一系列理论和政治斗争。

在此期间，学术界历经了几次大的思想讨论，与哲学问题密切相关的讨论有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与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问题的讨论。

一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在70年代末就开始了。1979年朱光潜发表《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率先提到人道主义问题，王若水则在1979年《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发表《关于“异化”的概念》，首次提出“异化”问题，而后一系列文章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从1980年开始，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和讨论大量涌现。在这场大讨论中，周扬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报告会上的讲话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后》，提出了“人是检验实践的唯一标准”，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王若水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成为争论的焦点^[26]。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因为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社会主义和异化等问题推到了理论的前台，涉及一系列理论和政治上的敏感问题，诸如能否用人道主义的视角理解马克思主义？有没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存不存在异化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和重新评价问题，关系到党正在进行的理论事业和政治事业，有着政治敏感性。正是有鉴于此，党开始在政治上驾驭或限制这一问题的讨论。1984年初，胡乔木发表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文，为这场争论划上了政治休止符。

二是20世纪80年代末关于马克思主义本体论问题的讨论。80年代末，学术界兴起了关于“实践唯物主义”和“实践本体论”与“物质本体论”争论的高潮，标志性事件是1988年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会”，在1989年政治风波后经过短暂的沉寂，旋即又继续开展起来，纵贯整个90年代，直至21世纪，虽然有所冷却，但至今未休。这一讨论主要集中于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是“物质本体论”还是“实践本体论”？马克思主义作为唯物论和辩证法与实践范畴到底有着怎样的联系？等等，伴随这一讨论，诸多理论问题如人性或人道、实践、历史、辩证法和认识论等观点和思想在理论界逐步发酵，开始影响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如何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本身，如何形成符合当代中国需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不仅是学术界的一项思想使命，也是党的理论建设的一项政治使命。

整个20世纪80年代，党在理论上从“左”和右的思想和教条中解放出来，开始积累对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理论认识，新中国在这一时期的哲学事业逐渐开始艰难地摆脱教条化和政治化对学术界的影响，期间经历了几次“左”右之间的摇摆，如果说1984年之前，党和国家的理论和政治生活试图努力摆脱“左”的思想和教条束缚的话，那么，1984年之后，党和国家必须防止右的思想对理论和政治生活的影响和破坏，哲学界在这一时期所展开的理论和学术争论也是在这种防止“左”和右的错误中艰难发展的。

（二）20世纪90年代新中国哲学事业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上发生了两件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事件：一是苏联东欧等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二是中国在平息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开始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此期间，“左”与右之间、姓社姓资之间的理论和政治争论又开始浮出水面，影响着理论界的思想和学术探讨。例如，理论界有人开始怀疑“私有化”、“市场化”、“股份制”、“购买国营企业”、给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贷款等就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27]，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由于严峻的国际国内局势（苏东剧变和苏联解体，国内政治风波刚刚平息不久），“左”的思想和倾向又开始抬头。为此，邓小平作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平息了姓社姓资的争论，及时防止了“左”的思想对改革开放的破坏和影响，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重新确定了方向，使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得以深化和发展。同时，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也有效杜绝了思想界和理论界的学术生活重新政治化的回潮，也使中国的哲学事业在正常的学术生态中得以发展繁荣。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贯穿思想文化界的就是国学热。90年代国学热和传统热的兴起有着深层的社会和政治根源。80年代，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并没有真正开启，整个社会还处于传统体制的束缚之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化、理性化和功利化等问题并没有展现出来，因而在文化热中人们热衷于将西方过于理想化，将现实社会的问题诿过于“封建的”传统；然而在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的商品化、资本化、理性化和趋利化致使道德和精神滑坡，而且苏联东欧的激进变革并没有带来经济社会政治的发展繁荣安宁，反而陷入严重的衰退与动荡之中，促使人们从对西方的非理性膜拜中清醒过来，开始发掘传统的存在价值。如果说80年代“文化热”的主题是以激进主义的面貌来“否定传统”的话，那么，90年代“国学热”的主题则是以保守主义的面貌“肯定传统”。这场文化保守主义运动以民族文化为本位，试图从返本开新的思想、文化和历史迂回中开出西方所具有的“民主”与“科学”，努力容纳五四以来所获得的西方“新知”，并为当今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现代化进程奠定民族和传统的文化根基^[28]。颇具有反讽意味的是，80年代的文化热和90年代的国学热都从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回溯到民族传统，只是前者是民族传统的污名化，后者是对民族传统的美名化。在80—90年代所孕育生长的文化热和国学热、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现代和传统、西学与国学等思潮的激荡，为中国的学术事业奠定了丰富的文化土壤，也为中国的哲学事业奠定了健全的思想和学术生态的基础。

这一时期新中国哲学事业的发展开始全面回归思想和学术传统，呈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西学和国学等基础性的学术配置。20世纪9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展开的。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主要是在党的理论建设和社会的学术探讨这两个层面展开的：一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要求在理论上回答若干重大实践问题，如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问题，等等，这些重大问题的解决都是在党的理论事业的层次上展开的^[29]；二是苏联的解体在理论上标志着苏联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已经为人们所遗弃，这在客观上推动着思想界和理论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从濒于瓦解的苏联教科书体系中解脱出来，开始进入弥散性或分延性的学术生态，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兴起、回归经典重新解读马克思学说的流行、马克思主义的专题性或问题性研究的勃兴，等等。马克思主义在这两个层次的发展表明：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理论事业，是党正在推进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的理论表达，在理论上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经验和中国内容，有着现实的针对性和明显的政治特征；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为知识界的社会思潮，开始回归正常的学术研究和思想探讨，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兴起和流行，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品位和学术含量有了明显的充实和提升。整个9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这两个层次的发展和推进为新世纪在理论和学术上形成具有当代性和中国化特征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做了思想和历史的铺垫。

此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对话格局的国学和西学的发展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这一时期，理论界和学术界的争论不断冲击马克思主义的苏联教科书体系，随着苏联教科书体系的瓦解，不论是西方哲学的研究还是中国哲学的研究，摆脱了教条化和政治化的苏联教科书体系的束缚，摆脱了政治化和教条化对学术探讨的影响，开始回归各自的学术传统。与20世纪80年代主要以反思和译介为特点不同，90年代开始呈现出回归哲学自身并在深入研究基础上展开对话和讨论的新气象。可以说，对历史和现实中各种思想流派的挖掘、梳理、探讨，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的涌现、汇聚和更迭构成了中国20世纪90年代哲学研究的总体景观。

（三）新世纪以来新中国哲学事业的发展

进入21世纪，我国学术事业的思想积累和文化积淀也日益丰沛起来，学术生活已经步入正常的轨道，随着社会心智的成熟和免疫力的提高，再也难以出现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的文化热对国家政治和理论生活的巨大冲击力，也难以形成像90年代的国学热对社会的理论和学术生活的主导性地位。整个学术界呈现出多样性和多维度发展，哲学界也开始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等几大板块独立发展和交互相动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学术界不论是对中国哲学、西方哲学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探讨，都开始回溯到思想和历史的源头，深入领会和把握各自形成的传统。

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2000年以来，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和思想探讨全方位展开：或者从哲学革命的高度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以从近现代西方哲学转型的大背景出发，来理解马克思主义所引起的哲学变革，将马克思主义把握为现代哲学的本体论革命，探索建构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或者回到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文本来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走进马克思”、“走近马克思”和“推进马克思”为口号，通过重读马克思的哲学文本，正本清源，以问题意识为引线来研究和探讨马克思主义；或者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理论视角和思想资源，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丰富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以此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和精神实质；或者面向中国的现实和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向马克思主义注入“中国经验”、“中国特征”和“中国元素”，使得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具有必要的现实性和生命力，等等。学术界开始形成了诸如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译介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马克思主义诸理论学科的研究等诸多专题领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日趋繁荣和成熟。

二是中国哲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中国哲学研究以社会层面的“国学热”与学术层面的“中国经典的现代诠释”为背景，重建“中国文化”的根源性与“中国哲学”学科的自主性或主体性，逐步摆脱西方社会科学与哲学方法之束缚。期间，中国哲学研究经历了合法性的困境，即将问题聚焦于中国传统思想中是否存在“哲学”这一问题，其背后隐藏着中国传统思想研究在现代学科体系和知识建制中的定位困境，以及学术界不满意于“以西释中”、“以马释中”的“单向格义”困境，又不能真正做到“以中释中”，更不用说“释马”或“释西”了。几十年来所形成的惯性研究套路和普遍方法被进一步消解和稀释，其与中国思想史、历史文献学，乃至于一般的传统文史学之间的界限也越发模糊，有时甚至难分彼此；而基于西方哲学和学术研究的异彩纷呈、扑朔迷离，对于西学的吸纳和消化也同样呈现出多元化和不确定性的特征。但多向度的探索毕竟为中国哲学的研究打开了更大的空间，也发掘了更深的问题域，也使得这一领域的研究以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的形态呈现出来。

二是西方哲学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进入繁荣阶段。在80—90年代，学术界主要侧重于从宏观角度研究西方哲学，出版了一大批西方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教材。90年代后期至今，学术界开始侧重于从微观角度对西方哲学的各个历史阶段的哲学思潮、流派以及哲学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这个特点无论在西方哲学史研究或者在现代西方哲学研究方面都表现得相当明显。一方面是研究领域显著扩大，西方哲学的各主要领域都已经被涉及，而且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另一方面是对西方哲学的动态性和跟踪性研究明显增强，西方哲学中新出现的许多著作、人物、学说、观点和思想倾向，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在国内得到比较及时的介绍和反映。然而，随着哲学思潮跟踪和流派研究的繁荣、发展和积累，哲学研究的经院风度或习气也开始侵入西方哲学研究，哲学的研究和教育日益处于分隔和离散的状态，也开始分田耕作，画地为牢，只知有汉，不问魏晋。因此，中国学术界亟待进行深入的对话和沟通。如2007年底在深圳大学举办的以“对话、融通与当代中国哲学的新开展”为主题的中哲、西哲、马哲专家论坛^[30]，就是学术界进行哲学对话的有益尝试。

随着学术界进行哲学对话的呼声兴起，有人提出“大哲学”的观念，以呼应马克思早年“一般哲学”的说法，为当今中国的中哲、西哲和马哲研究提供交流和互动的平台和目标，酝酿学术界的哲学共识，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具有时代性和现实性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它的理论形态不能仅仅停留在多元性的文本解释和歧义性的学术争论阶段，必须形成符合时代和现实需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与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奠定观念基础，为党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建设时期的政治实践奠定理论基础，这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今中国学术事业发展和繁荣的神圣使命。2004年，党中央指出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提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31]，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开始上升到理论建设的高度，构建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建设时期具有当代性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形态，而这是新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