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教师提供良好的研究环境

为教师提供良好的研究环境

问：目前，学院有17个全职教员。您认为相较于学院的规模来说，这个数字合理吗？此外，请从学历学位水平、职位、年龄以及性别等方面介绍一下教员的构成。您认为哪些需要改进，为什么？

答：我们有17名教员，其中15个是终身教授， 2个助理教授。所有人都有博士学位。其中有5位女性， 2位少数族裔。我想这个组成总的说来还是不错的，但随着时间的发展，我希望我们能有20个教员，这样可以有一个更好的职位组合(大约70%～75%的终身教授， 25%～30%的助理教授)，并且增加性别与种族的多样性。这将是一个已经确立名声的研究者和新的、前沿的研究/研究者的更好的混合体，给人一种发展新秀的感觉，并为研究生提供更好的沟通环境。

问：你们的教员在研究方面著作等身。作为院长，您是如何保证这些学术成果的？你们的教员有哪些显著的成就？

答：因为我们招的教员本来就是多产的，大多数本身就颇有造诣，所以不需要我做太多。但为了促进更多的学术成果，我们确实提供了一个环境(薪水、教学任务量、研究/旅游基金、研究生助理等)以及通过表彰和提薪来奖励高产。教员的成就从基金奖项到重要的发表以及全国和国际范围内获奖，不一而足，所有这些都可以在他们的个人简历和我们的网站上找到。

问：你们有些教员可谓世界级的学者。学院是通过什么途径吸引这些学者的？有这样一种说法，某些学者对自己的研究很关注，以致给学生的时间很少。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总的说来，学院是不是更看重研究而不是教学以及师生的互动？

答：我想，学院拥有很多知名教员有助于学院更容易吸引其他学者。我们付的薪水很高。上面也提到了，我们还有一个良好的研究环境。另外，我们身处一个著名的大学中，这也是有帮助的。重视研究是以牺牲对研究生或本科生的指导为代价的这种说法完全不正确。研究生得到了手把手的辅导以及个人化的注意，他们经常与教师们合作，在会议上宣读论文或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所有的教员都按时教课。我们把研究和教学结合得很好，把两者的优势都充分发挥出来了。

问：你们的教员在媒介技术方面做了一些前沿的研究，着重在以下四个方面：文化/批判/历史的媒介研究，儿童、家庭与媒体，健康传播，政治传播。为什么是这些领域，而不是其他的？

答：部分是因为历史的巧合吧，招进来的教员就是研究这些方面的。而一旦我们把这些方面发展成为强项，就更可能吸引做相关研究的其他人。至于为什么是这些而不是其他，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但既然这些是我们的强项，我们不想为了覆盖更多的领域而拼命扩展，以致不够深入。

问：你们学院几乎每一个教员都有一个特别的头衔，比如韦伯·施拉姆传播学教授(Wilbur Schramm Professor of Communication)、史蒂文·崔飞传播学教授(Steven H. Chaffee Professor of Communication)。据我所知，这些头衔都是以著名的传播学教授的名字命名的。谁设立了这些头衔？如何获取这些头衔？您能做一些解释吗？

答：这些头衔是为了奖励在某领域内作出杰出贡献的人。教员们在填补这些席位时，可以选择他们尊敬的名字——通常会挑那些反映他们自己研究方向/领域的人的名字。跟随这些头衔的，是一个捐赠或定期的席位，为教员们提供一些研究经费(通常是1万美金1年)。所有终身教授在被聘用时，都会得到这样一个席位，通过我们的赞助与捐赠得到经费。

问：教员们承受着什么样的压力？

答：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很明显，其中一些压力就是要在教学、研究、服务以及家庭生活之间找到一个好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