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内生性研究

西南大学财务处

一、引言

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迅速扩大,外商直接投资对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也日益显现。如何更有效利用外资,让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间形成“向上循环累积因果”的机制成了当前西部地区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虽然已有文献对FDI与经济增长作了深入分析,但多未考虑二者之间的内生增长关系,且结合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实证分析FDI与经济内生增长的相关文献尚不多见。鉴于此,本文以FDI与西部地区经济内生增长为基础,构建FDI与经济增长的联立方程,结合循环累积因果效应,运用西部11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对FDI与西部区域经济增长的内生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二、文献综述

已有文献对于FDI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比较多,研究视角也比较广,研究结果基本上都支持FDI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一观点。Borensztein等对69个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数据, Kinoshita和Campos对25个转型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数据,均研究得出FDI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Ghatak和Haligiogluf利用1991—2001年140个国家的数据,通过单方程和联立方程回归检验发现FDI与经济增长之间是显著的正向关系;Shan利用1986—1998年中国的季度数据,采用VAR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产出和FDI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吴林海和陈继海则研究了集聚效应、FDI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FDI的要素投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同时FDI通过技术外溢效应、区域创新网络效应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王红领等认为FDI的进入促进了内资企业的自主研发;王欣和陈丽珍认为FDI既存在显著前向关联溢出效应,又存在显著的后向关联溢出效应;陈得文和苗建军认为对于以出口拉动为主的东部区域,对外开放促进了区域的空间集聚;丁行政和曹灿认为FDI在城市的空间集聚会促进城市的经济增长;孟令岩对全国29省1986—2010年工业企业数据的检验表明FDI与我国产业集聚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

缪尔达尔提出循环累积因果机制,指出社会经济各因素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循环积累因果关系”,某一因素变动或者初始状态的差异必将通过影响系列因素来强化初始变动或者发展差异,经济学对应的现象诸如“蝴蝶效应”“蹄铁效应”或者“马太效应”。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循环累积因果机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胡永亮认为分工专业化的程度和产业集聚的程度之间具有一致性,在分工专业化的基础上,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具有相关性;于铭从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角度出发,发现劳动力集聚和资本集聚均对区域经济增长有影响,但资本集聚的影响要远大于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曹群对FDI与地方产业集群发展的效应进行了理论分析,并认为FDI的大规模进入使地方产业集群系统不断循环更新,提高产业集群的竞争力。

虽然以上相关学者对FDI,包括循环累积因素(集聚因素)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深入分析,但仍存在两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一是对FDI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中二者间相互影响性方面考虑不足,由于FDI和经济增长是一个相互影响的内生化过程,仅从二者的单向影响研究很难准确揭露FDI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二是结合循环累积因果效应视角研究FDI与区域经济内生性增长的相关文献尚不多见,且主要是通过理论分析,缺乏实证分析。因此,本文依据新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的相关知识,运用联立方程模型分析西部省域FDI与经济内生增长关系,并引入度量循环累积因果效应的指标,为FDI同西部经济增长内生关系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三、模型设定和变量介绍

西部大开发,掀起了西部快速发展的浪潮,1997年西部11省、自治区、直辖市外商直接投资213亿元,但1999年起,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让外资流入速度减缓,连续4年不足200亿元,2003年起形势逐步好转。2009年,外商在西部的投资突破千亿元,2012年突破2000亿元,西部对外资的吸引力不断加强(如图1所示)。

图1 1997-2013年西部外商直接投资情况

从西部地区FDI和GDP的关系图可以发现,当FDI总规模在200亿元以下时,并未表现出对GDP增长的同步变化趋势,说明该阶段FDI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拉动能力仍有限。但当规模超过250亿元后,二者表现除了较好的同步增长趋势,但FDI对GDP的边际效用却缓慢下降。当FDI接近并超过2000亿元后,其边际效用显著提升,该阶段FDI在西部经济增长中开始发挥显著的拉动作用(如图2所示)。

图2 1997-2013年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FDI)与GDP增长的散点图

为进一步了解西部地区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将从二者互为内生性角度出发,建立相关模型。

Alfiiro和Charlton通过模型得出了FDI与区域经济增长存在双向互动关系,其简约表达式为:

其中,g表示经济发展增速,Xg表示影响经济增长的相关因素,FDI表示外商直接投资,XFDI表示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因素。

借鉴Islam的基本经济模型作为研究区域经济增长模型基础,结合CD函数,确定经济增长的基本模型形式如下:

log(gdpi,t)=α+βlog(gdpi,t-1)+φXi,t+θZi+εi,t(2)

其中,gdpi,t表示区域i在第t年的可比价生产总值;gdpi,t-1表示区域i在上一期的经济总量,用以描述区域发展初始差距;Xi,t表示区域i在第t年决定经济增长的系列变量;Zi表示影响经济增长的系列控制变量;εi,t为随机误差项。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陈得文和苗建军总结了在影响经济增长的显著性变量中主要包括以下三类:第一类是生产要素:如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固定资产投资、政府消费支出等;第二类是经济增长中的空间因素:如人口密度、地区虚拟变量等;第三类是经济增长制度因素:如对外开放程度等。结合现有研究,本文选取循环累积因素GDP(-1)、劳动力要素(L)、资本要素(K)、外商直接投资(FDI)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解释变量,选择人口密度(Dop)、对外开放程度(Open)等指标作为控制变量。

在FDI区位决定因素方面,国内外已经有了不少研究。肖政和维克特·盖斯特勒格、郭慧、李具恒、岳书敬等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方法研究,得出不同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因素,概括来说可以分为:宏观经济要素,包括市场规模、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开放度、地理位置;投资硬环境要素,包括交通设施、通信设施、金融环境等;投资软环境要素,包括市场化水平、人力资源、吸引外资优惠政策。根据可量化的标准,我们选择了区域产业结构(Str)、对外开放程度(Open)、人力资本(Hum)、城市化水平(Ru)、基础设施(Inf)、循环累积经济因素(GDP(-1))、区域实际经济总量(GDP)作为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变量,并且引入政策虚拟变量(Dum)。

结合上文分析结论,建立联立方程组如下,方程(3)为外商直接投资方程,方程(4)为经济增长方程:

ln FDIi,t=α0+α1ln GDFi,t+α2ln GDP(-1)i,t+α3Stri,t+α4Openi,t+α5Humi,t+α6Rui,t+α7Infi,t+α8Dumi,t+Vi,t　(3)

ln GDPi,t=β0+β1ln GDP(-1)i,t+β2ln Li,t+β3ln Ki,t+β4ln FDIi,t+β5Dopi,t+β6Openi,t+εi,t(4)

其中,GDPi,t以区域定期可比价增速(1997年为100)调整后的实际GDP表示;Stri,t以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表示;Openi,t以折算成人民币口径的进出口总额与名义GDP比重表示;Humi,t以万人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数表示;Rui,t以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表示;Dopi,t以每平方公里常住人口数表示;Infi,t反映区域道路基础设施水平,以旅客和货物综合周转量表示;GDP(-1)表示区域经济发展的初始累积因素(循环累积经济因素),以滞后一期名义GDP总量表示;Li,t以区域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总数表示;Ki,t以经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1997年为100)调整后的不变价区域固定资产投资额表示;Dumi,t为政策虚拟变量,将甘肃2012年(兰州新区获批)之后定义为1,将重庆2010年(两江新区获批)及其之后定义为1,其余均为0。

四、模型估计与检验

对联立方程组的2个内生变量以及10个前定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除变量Inf为一阶单整外,均为零阶单整,在建立联立方程时,对变量Inf进行取对数后带入。

表1 变量平稳性ADF检验结果

本文所建立的两方程内生联立模型的被斥变量系数矩阵的秩均为1,进一步对方程(3)和(4)识别的阶条件检验,K-ki均大于1,说明方程均为过度识别。过度识别的联立方程模型,3SLS估计量比2SLS估计量更有效,同时考虑到误差项间可能存在异方差和相关性,本文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来估计联立方程模型。

选取常数C、Srt、Hum、Ru、Dop、Ln Inf、In GDP(-1)、Open、In L、In K和Dum为工具变量。考虑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将1997—2013年又分为三个时期,即:1997—2002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及初步消化;2003—2009年,经济恢复快速增长,伴随美国的次贷危机冲击;2010—2013年,逐步恢复危机前水平。1997—2013年整个阶段联立方程模型参数估计如下:

外商投资方程:

ln FDI=-25.0447+16.6860×ln GDP+15.5023×ln GDP(-1)+0.0009×Str+0. 0117×Open-0.0026×Hum+0.0275×Ru+0.1870×ln Inf+0.1779×Dum

R2=0.7300 R2=0.7179

经济增长方程:

ln GDP=0.0527+0.9715×ln GDP(-1)+0.0042×ln L+0.0200×ln K+0.0115× ln FDI+0.0003×Open-0.00002×Dop

R2=0.9997 R2=0.9997

外商投资方程和经济增长方程拟合优度都在0.7300以上,其中经济增长方程达到0.9997,联立方程整体拟合结果较好,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相互促进的作用机制得到进一步验证,循环累积因果机制在西部发展中显著存在。从三段时期分别实证(见表2),得到以下结论:

表2 分时期实证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下显著。

第一,地区经济增长和外商直接投资有显著的双向促进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至少在10%的显著水平下,外商直接投资对西部地区GDP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样,经济发展基础也成为决定外商投资的一个重要方面。1997—2013年间,西部地区经济每增长1个点,将拉动外商投资增长16.6860个点,同时,外商直接投资每增长1个点,又将拉动西部经济增长0.0115个点。分时段看,随着西部大开发进程的深入推进,西部地区在利用外资拉动区域增长方面正逐渐走上良性循环轨道。1997—2002年,西部大开发初始,由于同东部地区的巨大差距,加之金融危机的影响,西部地区在吸引外资方面取得的效果并不理想,经济的增长并未形成对外资的直接吸引力(外商投资方程时期1,系数3.8758)。由于外商投资体量还普遍偏小,在拉动区域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也并不突出(经济增长方程时期1,系数0.0070)。同时,相比较于其他两个阶段,该阶段西部地区的初始经济条件差异在决定外资投资区域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其弹性系数达到22.2118;2003—2009年,西部大开发逐渐推进,金融危机影响逐步消化,外商投资整体处于平稳上升阶段,西部经济对外资的带动力有所上升(16.9583),但外商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并未加强,弹性系数仅为0.0063;2010—2013年,西部大开发走过第十个年头,随着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西部经济快速增长,发展活力和发展优势显现,外商也都敏锐跟进,积极投身西部制造业、房地产业等行业。该阶段西部经济增长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加强,弹性系数达到23.3752,外商在参与西部开发建设同时也积极带动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方程时期3,系数0.0089),其促进作用创1997年以来新高,外商投资和西部经济增长走入良性发展轨道。

第二,循环累积因果机制在西部发展中显著存在,但“涓流效应”逐渐显现。经济社会发展中,某一因素的变化,会引起另一因素的变化,后一因素的变化,反过来又将加强前一个因素的变化,并导致社会经济过程沿着最初那个因素变化的方向发展,从而形成累积性的循环发展趋势。西部地区同东部、中部发展差距大,内部区域间也存在显著发展差距:四川经济总量遥遥领先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近年来内蒙古、陕西、广西、重庆和云南先后迈入“万亿元”俱乐部,2013年六省区市经济总量占西部地区经济总量接近八成。初始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在西部地区招商引资、经济发展等过程中不断起着强化作用。从模型看,衡量区域经济发展初始差距的指标ln GDP(-1)在吸引外资和经济发展上均呈现显著的正向作用,1997—2013年区域经济发展初始条件对吸引外资的带动力为15.5023个点,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力为0.9715个点。随着西部地区各省区市间的发展角力,区域基础设施配套及水平大幅提高,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同时各地招商引资力度加强,纷纷加大对沿海产业转移和国外产业内陆布局的吸引力度,区域产业结构提档升级,服务业发展迅速。受益于这一系列因素变化,外商投资和区域发展带动逐渐由四川向内蒙古、陕西、广西和重庆等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分流,涓流效应逐渐显现。2010—2013年,经济发展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对吸引外资和经济增长的作用力已由1997—2002年的22.2118点和0.9799点降至15.7230点和0.9616点。

第三,基础设施、城市化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显著影响外商投资热情。从实证结果看,外商投资西部的出发点已经不仅仅是对区域经济实力的考量,随着西部大开发进程的深入,基础设施(ln Inf)、城市化水平(ln Ru)以及对外开放程度(Open)越来越成为外商投资的考虑因素。其中基础设施和对外开放程度带动力在2010—2013年阶段达到了高点,虽然城市化水平带动力有所下降,但依然达到0.0237(外商投资方程时期3)。

第四,政策红利在西部招商引资中的作用十分显著。由于重庆的两江新区和甘肃兰州新区获批,成为国家级新区,巨大的政策红利为重庆和甘肃乃至整个西部,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潜力,提高了吸引外资的筹码(2014年国务院又分别批准成立陕西西咸新区、贵州贵安新区以及四川天府新区)。代表政策的虚拟变量(Dum)在外商投资方程时期1、时期2中并不显著,但到时期3时,不仅在1%水平下显著,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弹性系数达到0.8474。

第五,资本要素投入依然是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1997—2013年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内生方程中,资产投入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0200,而外资投入(ln FDI)的弹性系数为0.0115,意味着资本要素投入(含外资)每增长1个百分点,将拉动地区经济增长0.0315个百分点,作用远大于对外开放程度(Open)以及劳动力(Hum)等因素。

五、政策建议

上文分析表明,西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增长与FDI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而高效率的经济增长对FDI也起着明显推动作用。同时论证得出初始经济发展基础的差距,在西部经济增长以及吸引外商投资方面也有较强体现,但在城市基础条件不断完善、城市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以及政策性因素的作用下,经济增长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有所减弱。结合上文分析结论,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提高对外资的吸引力,提出如下建议:

(一)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功能水平

广袤的西部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因素等原因,基础设施水平在全国范围内仍显薄弱。尤其是落后的交通条件大大提高了运输成本。此外,电力、水利、通信等基础设施也远远落后于东、中部地区,这些因素大大提高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成本,严重阻碍了外商直接投资。同时,实证结果也显示城市化水平的推进也对吸引外资有着显著影响。因此,西部地区若要进一步的引进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来促进经济发展,需要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推进城市功能完善作为优化硬件环境的一个重要工作。以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为契机,进一步扩大铁路、公路网和水运港口等设施的建设,同时,利用边疆地区的优势加大同周边国家的路网规划和建设,逐步推进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在电力、信息、通信等方面的投入。同时,注重西部地区城市功能的定位,有序重点推进成渝、关中—天水、兰州—西宁、滇中、黔中、呼包鄂榆、宁夏沿黄以及藏中南城市群主体功能区建设,逐步缩小西部地区同东部、中部地区在基本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差距,整体提升西部地区城市的功能水平。

(二)转变政府职能,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要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加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改革力度,建立规范行政审批的管理制度,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为社会创业提供便利,营造公平竞争环境。要加大经济中微观主体的培育力度,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全面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增强各类所有制经济活力。同时,还应建立健全生产要素的市场配给制,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经济犯罪,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扩大服务业和一般制造业领域的对外开放,健全外商投资监管体系,为外商直接投资创造一个公正、公平的投资环境。

(三)统筹区域发展,继续加大西部地区的资本投入倾斜

实证结果显示,政策红利对西部地区吸引外资有显著影响,而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对资本投入的依赖作用短期内仍大于劳动力要素投入。西部大开发十多年以来,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整体发展势头领先东部和中部。因此,在国家实施主体功能区建设开发,需统筹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以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着力点,区分近期、中期和远期实施有序开发,近期重点加大对于西部地区如两江新区、西咸新区、贵安新区、天府新区等重点增长级的政策倾斜和产业链投资,鼓励社会资本参与西部地区开发建设,增强西部地区的资本要素聚集,从而发挥出资本要素对资源、创新等要素的撬动和人力资本的配置优化作用,协调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

(四)采用有差异的引资政策,加强对外商投资的引导

西部地区幅员辽阔,每个省区市都具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应当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实施差别化的引资策略,改变过去那些对所有项目都盲目优惠的做法,引导外资流向各个省域的优势产业,比如贵州煤矿、药材等优势产业,云南的旅游产业,陕西的制作、电子产业,新疆的煤炭、石油等优势产业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外溢作用,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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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获重庆市会计学会、重庆市总会计师协会2016年度优秀会计论文三等奖,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基于熵权法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问题研究”(SWU120916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已发表于《财经问题研究》2015年第6期。